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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3-11-26

    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经济和区域发展委员会主任郑功成

    党的十六大以后,各方已经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从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未来10-20年将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握好这个机遇期,中国就可能挤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并最终坚实地向世界强国迈进。然而,机遇总是与挑战和风险联系在一起,未来10-20年的国内与国际风险不容低估,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好正在发展变化中的风险,就可能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丧失发展大好时机。本文的目的,旨在客观地分析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国内风险演变,探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任务,进而提出有关宏观政策取向的见解,以求在客观冷静分析发展形势的条件下更好地化解有关风险,进而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一、战略机遇期的社会风险

    各种迹象表明,在中国发展遭遇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各种社会风险也在急剧累积。换言之,未来10-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将是中国社会风险高速增长期。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在于:

    1.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必然带来贫富阶层的冲突。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91为0.282,2001达到0.459,10年上升了1.6倍多;2002年的调查表明,20%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据了总收入的56.2%,而20%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两者之间相差7.66倍;在资产方面,目前8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高收入者手中,且高收入者通常还有不动产、证券资产,这些不动产与证券资产等财产所有权都参与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从而进一步使高收入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虽然是我国发展中的问题,但确实明显属于差距偏大,任其发展下去,贫富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必然显现化。

    2.全球性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下的劳资关系在我国亦同样得到体现,劳资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完全有可能构成新的重大风险来源。劳资关系是当代社会尤其是工业化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经济全球化使劳资关系由一国之内的相对平衡发展到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中国现阶段亦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资本势力正在日益强势化,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各地为了吸引投资,许多政策大幅向资本倾斜;而劳工的地位事实上处于持续下降或持续弱势化的境地,按劳分配的份额在持续下降、许多单位的劳动时间在延长、劳动保护缺乏、劳动工资被任意克扣等现象不乏罕见,等等。资本势力的过度强势化与劳工地位的过度弱势化,必然导致新的对抗性冲突,由劳资关系失衡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迹象趋向明显。

    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的固定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利益冲突。这主要体现在1亿多农民工与5亿城镇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上,流动人口(主体为农民工)为流入地(城市)创造着财富,但只能分享到极少的经济利益,完全不能分享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社会保护,并事实上遭到各种歧视。这种严重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损害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进程,而且亦影响到两大群体之间的协调关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种失衡的关系,由此而爆发的利益(包括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等)冲突将在未来10-20年间难以避免。

    4. 政策失衡导致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条件下的地区冲突与城乡冲突。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的差距在持续拉大,甚至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源的东北地区亦因经济政策的长期忽略而陷入落后境地,地区发展的严惩失衡导致了上海的人均GDP相当于贵州的13倍多,东西之间的利益冲突将长期存在;在城乡之间,仅以居民收入为例,1990、1995、2001、2002年城市居民收入分别为乡村居民收入的2.2倍、2.71倍、2.9倍、3.11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还有公卫资源、教育资源、公共财政资源等的配置的失衡,又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上述冲突的显现化,揭示中国事实上已由改革普惠时代进入利益分割时代。上述冲突的持续发展,则表明了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已经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表层走向深入、从局部走向全面。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或解决这些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中国的发展便不可能步入良性的轨道,机遇亦可能因之而丧失。

    二、民生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对中国的社会风险进行客观分析的条件下,有必要将民生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并科学地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与实质。

    1.隐藏在中国社会风险高速积累背后的,实质上是中国的民生问题,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下列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贫困问题: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约在1.2-1.5亿左右。其中乡村人年均收入865元以下者有9000多万人,其中还有统计不真实的问题;而城市享受低保的居民人数已达2200万,还有部分需救助而未获得救助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帮助者。一些地区仍然处于普遍性贫困状态。因此,城乡合计,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当在1.2-1.5亿人左右,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需要救助的群体。

    就业问题:中国每年有失业者600多万,下岗职工需再就业者达600万,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600多万,还有从乡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年均约800-1000万。上述劳动力均需要新的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战略性的问题。

    疾病医疗问题:目前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者1亿人,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乡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全国有3/4即11亿人缺乏相应的疾病医疗社会保障,疾病医疗问题正在成为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

    劳动保护问题:从现实出发,非国有单位职工、灵活就业者大多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劳动保护条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缺乏任何劳动保护,各种工伤事件及其纠纷在逐年持续上升,而参加工伤保险者仅占应参加者的不到15%。绝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应有的劳动保护,这一现实不仅直接损害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更易形成直接的社会对抗与社会风险。

    社会保障问题:中国有80%的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险,全国乡村还未建立起面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绝大多数残疾人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福利,还有150多万户城镇居民缺房,数十万个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乡村失学儿童较统计数据要严重得多,不能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乡村儿童在部分地区高达30%以上(统计中一般只统计升入初中而不是统计初中毕业生),等等。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障处于缺失状态,属于明显的保障不足,是一个有着漏洞的安全网。

    上述问题的客观存在,表明中国的民生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2.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无一例外地要取决于民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重视民生问题并非自今日始。2500多年前的孔子即提出大同社会论和小康社会之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民生主义,并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同主义,主张通过节制(私人大)资本、平均地权来实现民生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即强调要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江泽民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基;胡锦涛高举执政为民的大旗,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均表明,政权要想长治久安,便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必须先重民生。重民生者方可上下同心、获稳定发展;轻民生者必上下离心、遭社会动乱。因此,中国的古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质,即是不断地改善民生,普遍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提出,不是一个概念的简单更换,而是客观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全面小康较总体小康而言,它强调的是全面发展、普遍发展,是质量指标而非数量指标,故其实质上就是不断地改善民生,普遍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是创建和谐社会。因此,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在于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追求富民与民安。改善民生的核心在于富民,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追求富民与民安的目标。中国古代即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古训,只有藏富于民,才是强国的根本。在国际上,前苏联曾经是国强而民不富,其所谓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强大;而美国是民富而国强,其国家虽然债务巨大,而国民则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国民的富裕支撑着国家的强盛。因此,要想强国,先求富民,富民是强国之根本。同时,国民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有保障才会有安全,有安全才可能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有稳定,因此,民安是稳定之基,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一定要以保障民生并促使民众有安全感为前提条件。

    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需要依赖于两个转变。一方面是发展观的转变,即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观转向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最终目标则是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具体的政策均需要实现转变,如从经济政策失衡转向经济政策协调(政策之间协调、地区政策协调),从经济社会政策分割转向经济社会政策统筹,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国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改革发展时期,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现阶段是应当进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了,围绕着这一目标,相关政策亦应当进行调整甚至是重大的调整。

    三、适宜的宏观政策取向

    在现实背景和客观形势下,我认为国家发展的宏观政策取向应当充分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 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其实是胡锦涛同志讲过的话,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集体的宣言。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从而应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坚定不移的执政理念与执政原则,各项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均应当体现出以民为本的取向,并具体落实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行动之中。

    2. 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要真正化解中国正在累积的社会风险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与地区发展差距。在这方面,首先是经济政策应当由区域倾斜转向协调与统筹考虑,并且利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改变以往放任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代之以根据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和中国各地的现实与潜力来重新规划与布局中国经济;其次是增强中央财政实力,整个财税政策应当体现出更强的地区调节能力和更为有力的转移支付力度;再次是从制度上逐渐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保障权益差距等。这些政策的重大调整将对缩小城乡差别与城区发展差距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3.将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并重并长期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民生之本稳步增长。就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而言,将就业置于经济发展之后或之先考虑都是不适宜的,适宜的宏观政策取向应当是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并重,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新型工业化与劳动密切型产业的有机结合,尤其需要将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如乡村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劳动者应当有技能的培训与提升过程,而不是一种自发的低层次的简单转化),这是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同时,单纯的经济效益指标应当逐渐向综合的经济社会效益指标转化,全面发展观带来的应当全面效益观。政府有责任将每个人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和一份稳定的收入作为施政应当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一工作岗位可能是非全日制的,尽管这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可能是低水平的。灵活就业的负面影响及其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应当受到重视,并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弥补。

    4.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并适当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确保民生之源得到合理分配。促使收入分配合理化是改善民生非常重要的举措。在这方面,应当对农民实行必要的收入保护政策,不仅需要快速推进农村费改税,而且应当让城市反馈乡村、让工业反哺农业,让乡村居民真正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需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放开市场竞争,以此达到消除行业分配中的不合理差距;尤其需要完善税收制度,包括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完善个人所得税(累进制)等,抑制初次分配差距的过度分化,真正实现初次分配追求效率,再分配追求公平。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与完善,将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

    5.迅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民生安全网没有漏洞并成为全体国民可靠的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使居民生活风险骤然增长,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便不可能有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民生问题也必然地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一直主张政府在社会保障改革与新制度的建设中应当确立公平的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迅速弥补社会保障制度漏洞,确保人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不至陷入绝望的境地。现阶段尤其需要重新评估近20年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现行政策,客观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应当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

    在做上述宏观政策调整时,尤其需要相关政策体系的相互配合与协调推进,实现各种政策综合效能的提高。如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乃至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就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

    四 、基本结论

    上述简要分析已经足以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社会风险高速增长期。民生问题作为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亦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追求富民与民安,真正走富民强国的发展之路。而要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确立新的发展观并对现行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缩小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是改善民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妥善解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问题则是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并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举措。

    总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促使全体国民走向共同富裕开始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新的时代决定了富民是强国之本、民安是稳定之基。民生问题解决得愈好,社会风险就愈是能够顺利化解,民族复兴与强国之梦就愈是有希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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