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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民生--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的对话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03-22

 

    记者:郑教授,您好!感谢您在"两会"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正式采访之前,我们想与您探讨一个概念。您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概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从改革开放时代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有这样几个明显的标志,即发展更理性、分配更公平、社会更文明和制度更完善,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方式,叫科学、协调、健康、秩序?
   
    郑功成:是的。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提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虽然还是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但是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到理性、公平、文明、制度建设的阶段,我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概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时代,就用了"后改革开放时代"这个词。因为跟前20年的改革开放年代相比,尤其自上一届政府掌政的那5年开始,应该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这个飞跃决定了我们所关注的、所解决的问题,已经跟前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多数人或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受益的普惠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利益分割的时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和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任务的确立等,表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过去了,而目标明确、路径清楚的深层次的改革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贫富差距偏大、劳动关系失衡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又说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促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主动加入WTO并积极融入国际经济社会,表明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基于经济社会的不协调及由此而引发的深层次问题,则表明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只论GDP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您所说的后改革开放时代,或者说协调发展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人和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
   
    郑功成:对。总体的认识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成为国家、成为民众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各种正当权益受到尊重和保护,治国执政要突出以人为本。人的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尊严价值等均应当越来越受到尊重,整个社会应当和谐发展。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以制度保障和谐、公平和正义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郑功成:是的,和谐、公平和正义是后改革开放时代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而强化法制并实行依法治国则是实现和谐、正义和公平的前提条件。
   
    记者:从一个发展时代进入另一个发展时代,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会发生变化。依您多年的研究,您认为这些社会问题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功成: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或者不合理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就有可能带来贫富之间或者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对抗性矛盾和进一步加剧的利益冲突,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国际上有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通行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4是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我们国家这个指标在1991年的时候是0.282,到2001年上升到0.459,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别处于明显偏大的状态。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按照官方的公布,就是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还有3000万。
   
    记者:就是说还有3000万的人口没有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
   
    郑功成:对,这些人口还没有真正解决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去年"两会"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说,如果把好几年前定的农村贫困线标准提升200块钱,那么农村贫困人口要增加6000万,那乡村贫困人口总数就不是3000万,而是9000多万;城市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民政部最近有一个统计资料,就是现在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市民有2200多万。上述两个数字一合计,就是一个亿以上的贫困人口,而且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还是很深刻的。我去年到一个贫困地区调研时,发现许多家庭家徒四壁。
   
    记者:如果按这个数字统计,中国还有近10%的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郑功成:尽管中国已经走出了普遍贫穷的时代,绝大多数居民进入了小康生活状态,但贫困人口不仅规模仍然庞大,而且贫困程度仍然较深刻,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关注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的社会磨擦或者对抗,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劳资关系,或者叫做劳动关系,它已经成为中国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个劳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矛盾,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农村也是一样。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占据的是主流,大量的劳工、劳动者实际上不是在为国有单位工作,而是在为私营企业或者外国老板工作,还有大量的个体户,因此,劳资关系及其冲突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中外的经验与现实出发,劳资之间的利益是很难完全一致的。比方说我是老板,我给员工的福利非常好,就意味着我的投资回报就会少一些,如果能够把员工的工资降低,不让你参加社会保险,或者延长劳动时间,那我的利润就很高或者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由过去的利益一致的劳动关系,正在向利益有冲突或者利益有分割的劳资关系转化。
   
    记者:所以,去年底我国出现了因总理代民工"讨工资"而引发的大规模的政府为民工"讨工资"的奇特现象。
   
    郑功成:总理代讨工资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反映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也表明了劳资关系或劳动关系的失衡,当然也表明了新一届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是一句空话。毋庸讳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工的地位确实有弱化的趋势。许多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不到位,许多非公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超过1亿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遭受歧视,甚至在工伤事故中死亡或残疾的农民工也拿不到补偿或大大低于城市职工的补偿标准,其生命和健康权被漠视。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即国家允许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强势化、劳工的地位越来越弱势化,那么劳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迟早是要爆发的,甚至可能由劳资之间的对抗演变为劳动者与政府、社会的冲突。所以,我觉得现在就需要高度关注劳资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演进及其趋势,并将劳资关系看成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当前时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
   
    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5亿拥有城市居民户籍的人口跟1亿多由农村走进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关系怎么来处理?去年非典爆发以后,农民工在那个时期回乡的达到800万。当时有的报纸说农民工没有社会责任,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记得我在接受有关报纸的采访时,我说应该重建农民工对城市的信任,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要给农民工以相应的权利,我们不能说你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奉献的是精华,是劳力、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给你的却是歧视、伤害与垃圾。
   
    记者:还可能拿不到工资?
   
    郑功成:是这样,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劳动保护权、甚至生命与健康权等在一些地方均可以被肆意侵害。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关系确实需要重新调整并且应当是大调整。我去年到广东调查,听介绍说东莞市拥有本市户口的人口只有100多万,而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却达到500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东莞可谓富得流油,但是谁富得流油?那当然是100多万拥有东莞户口的居民,而不会是500多万务工的农民工。对东莞来讲,不可能总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可能在同一个城市创造的财富却只能始终由少数人享用或占有,结果公民被分成两个等级甚至三个等级。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外,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益可言,而他们面临着城市职工同样的职业风险,他们对这些基本生活与劳动保护权益的诉求日益迫切,甚至有些地区的流动人口已经在政治权利上提出了要求。比如说深圳那边就有人提出,深圳市的人大代表应当有农民工的代表。流动人口正在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利。如果我们政府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快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冲突迟早也是要爆发的,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又一个基本社会问题。  
   
    记者: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公平,应该赋予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的权利。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
   
    郑功成:去年的"两会"与今年的"两会"上,许多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都在关注农民工的权益问题,这方面的议案、提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很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还是应当肯定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民工目前所遭遇的问题依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因为由农民变成农民工,至少使农民增加了自主择业的权利和享受了收入提高的实惠。我们目前讨论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并希望政府加以重视和保护,是继改革开放以来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的又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中国社会发展更加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后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任务。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还应该关注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区域倾斜政策带来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化。过去由于资源有限,加上发展经验不足,经济政策长期采取区域倾斜具有必然性、必要性、重要性。但这种长期倾斜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就是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发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剥削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因为中西部的资源长期被东部发达地区廉价使用。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当然也必定影响到民生问题了。如果任地区差距扩大下去,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进而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损害我们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大家已经认识到的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在最近20多年间只有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较小的,那时是城市进步小而农村因实行承包责任制发展极快,但此后则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时期。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走向一体化,城乡的市场就不可能一体化,包括这个消费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最终的结果不光是损害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而且损害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
   
    记者: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哪些重大问题呢?
   
    郑功成:我还认为,放任各地自由发展与国家统筹规划经济布局的冲突日益明显存在,这是我3月5日在黑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当前各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普遍,这其实是损害国家竞争力的短视行为,地区可以短期获益,国家却可能长期受害,所以我提出应统筹考虑,重新规划全国经济布局。当然,我还可以举出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是我觉得,刚才所讲的这六个方面,是我们国家现阶段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并且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风险。
   
    记者:郑教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要解决这些矛盾或冲突,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全国经济需要统一协调,统一布局?
   
    郑功成: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郑教授,您从理论层面作了详尽的分析,那么您觉得隐藏在这五大社会风险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郑功成:我感觉到在这些风险的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还是民生问题。刚才我所谈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贫困问题是民生问题,劳资之间的对抗也是民生问题,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那么流动人口和固定户籍人口的冲突也包含了民生问题,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是民生问题。放任各地自由发展和国家统筹规划的冲突则是短期民生问题与长期民生问题的关系,是局部地区民生问题与全国民生问题的关系。谈到民生问题,大家也不要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只是穷人的或者贫困地区或者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包括高收入阶层甚至富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实际上富人也是需要的。如现在城市居民的家庭财富多了,但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要保持财富就有风险,所以,富人就把住宅窗户用铁栏杆封起来,自己好像坐牢一样,为什么?因为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就是因为有人的生存机会、生存条件受到了抑制或者是不具备,那么他就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行为、冲动、心理。如果一个社会是不和谐的,对抗性矛盾就会加剧,社会也就不会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会使富人生活在风险之中,因此,民生问题不能只被看成是低收入人口或者贫困人口或者不发达地区的事情。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为今年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不少议案、建议和意见,内容大多和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或者说民生有关。
   
    郑功成: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工作。对民生问题,具体地讲,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大方面,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拥有一个工作岗位,有一个就业机会,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有劳动者7.3亿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总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创造7亿多个工作岗位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业最高峰年份,需要创造的劳动岗位达2400万,这个高峰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8年左右,保持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当然,这里边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除新增劳动力外,我们还知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被劳动效率提高挤出来的劳动力还会有一部分,即失业下岗劳动者,这些劳动力还面临着重新安置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严峻的局面,绝不是短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民生之本就动摇了。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涉及到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过去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财富太少了,就是可供分配的蛋糕太小了,那我们就拼命地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大了不就多了吗?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确实把蛋糕做大了。2003年的GDP达到11万多亿,人均GDP也达到了1000美元以上,这在国际上,谈到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人平GDP超过1000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呀?就是人们不再是简单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住和行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私人小轿车的购买在直线上升,私人买房也在直线上升,去年的私人车辆购置税和房屋买卖税直线上升,揭示了收入与消费已进入一个有新追求的时代。这表明蛋糕做大以后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受惠,但如果一味地做大蛋糕,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能从里边分到很恰当的一部分,如果分配不好就会引起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我一直认为,当蛋糕做到一定程度大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分配蛋糕的问题,应当使全体国民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那么,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呢,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但我觉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依然没有到位。没有到位首先一个就是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效率体现得不够,一个县长、市长乃至省长、部长的工资是无法维持其体面的,它必须加上各种职务性消费;教授与助教之间、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工资差距并不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初次分配里面,投资回报与劳工所分享到的份额相比,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记者:也就是说老板和员工的分配是不合理的?
   
    郑功成:是的。有人做过统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在GDP中,劳动者所拿到的工资所占比重在近10年来是持续下降的。大家可能会问,劳动者少拿的部分被谁拿去了?无非是两条渠道,一个是国家的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资本,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还领不到应领的工资。因此,当前的初次分配,虽然原则上讲按照要素分配,但并未真正按照要素分配,目前的分配结构及利益各方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合理的。
    我们再看看再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确实是充分体现它的效率。谁对财富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谁对财富的贡献小,谁就应该少拿。他只按照这个规则,没有别的规则。但一个社会并不能只有效率原则,比方说有的残疾人他不能工作,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有的不健康的人他不能再继续工作等等,初次分配中是不可能照顾这样一些人群的。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建立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再分配就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分配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再分配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对象,就是为了解决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社会保障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再分配力度还不够。
   
    如果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还没有调整好这个收入分配差距,那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是大家捐献慈善事业。我看到美国的一份资料,1998年的时候,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6700多亿美元,当时我计算了一下,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将近2000亿美元是个人捐献,这个也不得了,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如果按照我们GDP的2%,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我国去年的GDP是11万亿人民币,2%应该有2200亿人民币。但据我的调查研究,我们一年能筹到50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不错了,这对整个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调节作用。
   
    记者:慈善捐款对我们而言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一定距离?
   
    郑功成:对。我曾经讲过中国的先富群体形象似乎不太高,他们需要在努力创造财富的同时,通过多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来树立对社会与公共利益更负责的形象,而这即可以调节差距、化解冲突,是值得大力倡导的行动。最后我想讲一下社会保障问题,它实际上处于再分配环节。社会保障包括如下几块:第一块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大保险。第二块社会救济,包括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对灾民的救济,对某些需要救济的特殊人群的救济。第三块就是社会福利。如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青少年福利,还有医疗保健、住房福利与教育福利等,实际上都是保障国民生活和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使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保障。就是使所有的人,都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从现实来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虽然成就巨大,但做得还不够,与国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过去人们往往只提社会保障改革后新加入进来的人口在不断增长,比方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8000万上升到一个亿再上升到一亿二,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4000万增长到一个亿,等等。但从另一角度讲,同样使用这些数字,你会发现,中国还有10多亿人口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即使把那些低于劳动年龄的人不算,就以7亿多劳动者加上1亿多老年人共9亿人来算,我们也还有7亿多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还有10多亿城乡居民缺乏医疗保险,还有乡村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可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从就业问题到收入分配问题,再到社会保障问题,是不是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它们构成了民生的三大根本问题,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风险就必然会累积,国家与社会就可能不能很健康地、很和谐的、很协调的持续发展。而后改革开放时代所面临的正是这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及影响民生问题的诸因素,它要求我们化解这些因素,实现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
   
    记者:那么您觉得,如何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来规避这种社会风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进步能够健康地发展。
   
    郑功成:应该说我们的改革目前确实是到了涉及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刚才谈到的贫富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关系、地区关系和城乡关系等,实际上都是中国未来20年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今天能讲得清楚的。但是,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首先的一点,就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根据科学的发展观,应该对已有或现行的相关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比方说贫富差距问题,要真正调整贫富关系,就应该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在初次分配关系中应当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得到尊重,在再分配环节则要在加大力度的同时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原则。要调整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特别消费税等等,让高收入阶层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让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对城乡差距问题要通过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来化解,对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则要体现出对落后地区的扶持的原则。
   
    对国家的财力安排也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我们过去的财政主要的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搞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开展经济建设,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度干涉,就是对市场机制健康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损害。那么政府的钱干什么?政府的钱应该主要用于宏观调控、公共事业、社会发展、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这就必须调整国家财政结构,真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安排财政支出。
   
    就业问题怎么来解决?我也开不出太多的良方。2004年的就业问题比2003年可能更为严峻,这是我在接受新华社有关记者采访时所讲过的。因为2004年除了新增劳动力规模不减、需要再就业的失业下岗人口规模仍然偏大外,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体制性障碍在减少,可能进城打工的农民会更多。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达280万,达到最高峰。2003年是210万,今年起还要裁军20万,这二项均是需要新的工作岗位的,近100万了。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得那么快,始终保持了高速持续增长,就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除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属于绝对过剩外,还有一个经济结构问题。由于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显著增长。我讲一个数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240万个工作岗位;到近几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创造70万到80万个工作岗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规模在直线上升而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却缩减到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按照专业行话讲就是就业弹性在持续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比方说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很高,但是它对就业的容量很少。近几年我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既不赞同把就业增长摆到优于经济增长的位置来考虑,更不赞同只论经济增长而忽略就业增长问题。我一直提的是就业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并重这样一个方针。就是在注意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劳动效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甚至夕阳工业对工作岗位的贡献,尤其是对能够大量地容纳劳动者的那些产业要进行扶持,而且这种扶持不能总是放任劳动者自谋职业,也要有组织地开发岗位,即扶持劳动者组织而不能仅面向个人。这样,经济也增长了,就业岗位也上升了。在市场经济国家,总统竞选可能不会向选民承诺GDP增加多少,因为那是他难以控制的,但他完全可能承诺新增多少就业岗位。因为有一些岗位是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通过有组织的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
   
    对于社会保障,这是我持续研究了10多年的重大问题,许多思考实际上已经在我以往的论著中体现了。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主要是保障不足,这一制度的建设需要加快进行。这一次修改宪法时,要专门写上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第一次把社会保障载入宪法,表明国家对社会保障重视的程度。原则而论,就是要加快建设这一制度,让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人民代表报记者 赵树义 宫瑞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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