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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缴凸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09-20

                                      《中国劳动保障报》,2004年9月11日,本报记者  武唯

    不久前,北京市审计局公布了对2003年北京市属146家参保单位进行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情况的审计结果。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企业没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这些企业累计欠费800多万元。出人意料的是,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参保状况更令人堪忧。审计局根据审计情况得出如下结论:企业自身的原因、征缴力量不足、稽核工作不够以及法律缺失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郑功成认为,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地区的个案,劳动保障工作力量不足已经显现,但同时雇主的守法意识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样不容忽视。

    雇主无视法律、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是直接且重要的原因

    记者:郑教授,您认为北京地区的这种现象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郑功成:应该说,这种现象并非一个地方所特有。从劳动保障所能涵盖的内容来看,企业的违法现象各地都有,如给员工有选择地参加社会保险、拖欠民工工资、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甚至签订生死合同、限制人身自由等等,也就是说目前在用工领域的违法现象比较普遍。

    记者: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法律的缺失?

    郑功成:我个人认为,尽管目前劳动保障法制称不上完备,但也绝对不是无法可依。如《劳动法》就对劳动用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安全生产法》也对企业必须采取的生产安全措施与劳动保护等有明确规定,而国务院出台的条例包括《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失业保险条例》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效力也是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法规,一些地方的立法机构也出台了不少具有操作性的法规措施。因此,我认为不能将目前存在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追究到无法可依或法制的欠缺上,这不是理由。   

    记者:既然有法可依,那么是不是与企业不遵守法律有关?

    郑功成:对,雇主无视法律以及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是直接且重要的原因。市场经济改革进行到现在,一边是许多企业成了纳税大户,许多投资者成了富豪,另一边却是违反《劳动法》及相关法制的雇主大量存在,权益受损害的劳动者更是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劳动关系的严重失衡与劳资冲突的日益显性化,意味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改革发展中有走向两个极端的危险。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处罚措施,或者说惩戒的力度不够,无形之中减弱了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效力。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雇主与企业都有高尚的道德、都是奉公守法的模范,没有强有力的约束,企业就可能选择损害职工权益而赚取自己利益的做法。因此,我主张在劳动保障法制中尽快补上严格而规范的处罚措施这一块,让守法的雇主与企业不会吃亏,不守法的雇主与企业则要受损。

    地方领导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劳动保障部门的尴尬处境

    记者:社会保险费征缴难的问题,是不是与征缴力度不够和稽核不力也不无关系?

    郑功成: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一些调查中发现,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的确存在着失职或者不作为的现象,有的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在劳动者权益受到侵犯向其投诉时,他们并没有将劳动者的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部分劳动保障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失职,结果被不法雇主视为法制与政府的软弱,因为没有令行禁止、没有硬性约束、没有严格处罚,类似于不缴社会保险费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   

   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也是我近几年经常提到的,就是劳动保障系统整个监管力量严重不足。设立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之初的构想是从业人员与劳动监察人员之比8000:1的关系,但目前的调查结果仅为25000:1,从严重偏低的劳动监察力量配备,可以看出执法力量的严重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保障服务的对象已经从城镇劳动者扩展到城乡劳动者,数量比原来翻了一番,劳动关系也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简单的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劳资关系,从而要求配备更多的人员从事劳动保障监管、稽核工作。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领导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只是为了追求单纯的GDP增长和税收收入,而不考虑协调发展,结果一些地方与资本博弈的结果就是对资本采取过度倾斜的政策,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置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之上,这是导致劳资关系日益失衡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处境往往比较尴尬。      

    雇主与企业守法之后才谈得上社会责任感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郑功成:不管是雇主还是企业家,应该明白他们首先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在发展中受益较多的群体,在现实社会往往处于强势地位,也可以看作是有所作为的精英,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树立好的榜样。欧美等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普遍以具有社会责任为成熟标志的,他们因尊重劳动者权益、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受到尊重。   

   雇主与企业靠什么来树立形象?我认为首先是要守法,即遵守《公司法》、《劳动法》等等与此有关的法律,不损害员工的权益、善待员工,其次才是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我也倡导雇主与企业多为社会做善事,多捐献,但这并不能否定雇主与企业处理劳动关系的好坏是决定其社会形象的第一要素。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一定要在其员工的劳动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之上,否则,一个雇主或企业内部劳动关系恶劣,损害职工权益现象严重,却以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来博取公众信任,这并不表明雇主与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反而是一种虚伪与欺骗。因此,我认为衡量雇主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标准,首先应当看它是否善待了自己的员工,之后才是对社会是否尽到了相应的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就是企业纳税的好坏并不能表明这个企业形象的优劣,纳税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在纳税问题上,企业1000万元的所得税与个人1块钱的所得税在法律上是等价的,共同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依法纳税。因此,只有在企业中建立了和谐的劳动关系,给所有的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费、提供了相应的劳动保护等才能算是一个好的企业。   

    记者:SA8000是一种贸易保护还是有助于企业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郑功成:SA8000是发达国家掀起的一场公司社会责任运动,无论提出这一标准的背景是什么,它倡导的是生产与消费人道的产品、守法的产品、文明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SA8000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劳动关系失衡的情形下,推行SA8000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劳工标准,实际上可以起到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的作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这项标准有助于企业家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可以促进其履行法定的义务,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当然,SA8000并不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有约束力的认证标准,它的原则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与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因客观上的差距也应当有所区别。

    只强调引资与保持劳工成本低的优势其实是错误观念

    记者:您提出的全球性强资本弱劳工概念对我国肯定会有影响吗?

    郑功成: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必然要受其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的全球化,这种格局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它对中国的影响不能小觑。因而我们不得不适度抑制劳工成本以求在资本市场上具有吸引投资的竞争力,但这并不表明可以不顾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更不是放任甚至纵容资本势力恶性膨胀。通过损害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做法来取悦资本,对国家的发展有害无利。   

    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遵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时间规定、按时发放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依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是雇主与企业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如果雇主与企业不承担这种义务就是违法。因此,我主张适当节制资本势力膨胀、适当扶持劳工并维护其正当权益。   

    记者:近年来一些学者常常强调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功成: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全面、很不准确的提法。虽然目前劳动力成本低确实有助于我国吸引外资,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想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国家想要保持的优势。劳动力成本低不是真正的优势,或者说只是极其短暂的优势。在当今世界,凡是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都是劳工成本高的国家,即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高、社会保障水平高、劳动保护的标准也高。在这种劳工成本高的背后一定是人力资本投资高、劳动者素质高、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含量高进而核心竞争力强。一个国家依靠所谓劳工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迟早要遭淘汰出局。另一方面,这样一种观点成为一些地方领导、一些雇主恶性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理由,它只能导致失衡的劳动关系进一步失衡,进而恶化我们国家的就业形势与社会稳定局面。   

    记者: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郑功成: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是公共政府而不是经济政府,如果在公共领域管理不到位,那么经济社会秩序就会出现紊乱。很多事实表明,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沉迷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以致于对资本一再妥协。由于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不到位,才出现了很多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保费等现象。因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应该强化劳动保障工作。小政府的改革方向并非弱化公共管理。当政府承担起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便可以得到适当控制。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劳动保护权、社会保险权等等就可以得到维护。从更高层次上看,政府转变职能是一个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的问题。我主张在摒弃单纯从GDP角度来评判地方政府政绩的同时,有必要将其辖区内企业的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作为衡量其政绩的重要指标。只有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雇主的守法意识才可能逐步提高,其社会责任感也才会增强,失衡的劳资关系才会逐步趋向平衡,整个社会才可能步入和谐发展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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