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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改善民生 共享和谐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7-04-06
“民生”二字,从十六大以来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更是今年“两会”最强劲的声音。今年“两会”上,民盟的许多代表和委员,围绕国计民生议政建言、发表见解,并通过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和大众充分展示我们参政议政的水平和风采。郑功成教授就是这样的“明星代表”之一。
2003年,39岁的郑功成教授成为19名“年轻人大常委会委员”之一。他一度被认为是国内较早系统地研究民生问题的学者,也是国家相关民生政策制定过程的亲历者。早在2005年,他就提出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等观点。在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郑功成提出7个建议案,包括构建三位一体的住房体制与政府确保低收入家庭起码居住条件、在农村地区切实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构建流浪儿童救助体系、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行阳光环保政策、解决农民工社会保护的综合政策及建立农民工疾病医疗保障体系等。他先后接受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社等40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50余位记者采访。不少大报以相当版面发表对郑功成教授的专访稿20余篇。如3月1日,《南方周末》用整版篇幅发表《解决好民生问题始终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3月10日,《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郑功成:我们正迈向共享和谐的年代》;3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大篇幅发表《让有房可住取代拥有住房》长篇专访;3月16日,《文汇报》和《中国信息报》分别以《公平与正义:从理想走向实践》、《全民社保:给百姓可预期的稳定未来》为题大篇幅发表对他的专访稿等,引起广泛社会关注,产生了较大、较好的影响。
民生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并不断上升的概念
郑功成教授最新出了一本书《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书中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与教育、慈善公益、劳动就业、农民工与农民、灾害事故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涵括了近年来他对民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洋洋70万言,透着四个关键词:民生、发展、和谐、共享。
郑功成认为,民生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并不断上升的概念,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不同,内涵就不同。解决好民生问题始终是政府的核心任务。在经历了一个满足人民低层次的温饱需求的阶段后,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衣食之忧,而是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等,是全方位的、高层次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各种正当权益受到尊重和保护。治国执政则突出以人为本,人的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尊严价值等都应该越来越受到尊重。
现在民生领域出现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是社会倒退或者停滞的问题。没有发展就没有先富起来的群体,贫富差距也不会扩大;没有农民工的自由择业就没有农民工与城市人的直接利益冲突;没有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也没有中国的现实国力。因此,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它是中国发展进步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标志,这些问题也必须通过再改革来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实际上是双重改革任务,一方面要继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这个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是纠正以往改革中的不足及其后遗症,这个阻力较大,因为改革发展中已经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可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
民生问题已上升到国家层面
五年全国人大常委的履职经历中,最让郑功成教授感到兴奋的,是民生问题已上升到国家层面。他认为标志有三:第一,我们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已经由一般的临时性措施,正在转化为寻求长久的制度性安排,由灵活的政策措施上升到规范的法律层面。过去的层次是一种比较低的层次,比如贫困地区温饱问题、解决下岗职工起码生活保障、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大多数是通过若干零散的、个别的措施来加以缓解。现在则逐步上升到法制规范的层面,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来加以解决,比如去年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就明确规定了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今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实施,城市也将实施。这项法律实施后,谁再收学费杂费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这也意味着解决民生问题将得到法律保障。
第二,老百姓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立法有了参与权、话语权。像《劳动合同法》以及本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企业所得税法》草案,都是最好的说明。《物权法》草案经7次审议,立法机关开了100多次研讨会,向全国公开征集了上万条意见和建议。这不仅有利于法律制度的完善,更为突出的是表明政府为解决民生问题广纳民智,上下之间开始出现良性互动,这也当然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
第三,各级政府的施政理念与施政行为,已经开始把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摆在首位。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80%以上关涉民生问题。如上海市最新出台《城市设摊导则》为马路设摊解禁,便是惠民的好事。不让摆摊,城市面子好看了;可摆摊一解禁,多少人生计有了着落!市民也不必为补鞋修伞之类的日常琐事而四处忙乎了。城市马路设摊解禁,说明“关注民生”不再是停留在口头号召上,而是化为各级政府实实在在的施政行为。
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理性发展、改善民生”
郑功成教授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用“理性发展、改善民生”八个字来概括。“理性发展”正在取代以往的增长冲动,“改善民生”正在成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指向。
当前,政府领导与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格局正在被扭转,城乡差距通过统筹发展与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正在逐步缩小,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过去的一年确实获得了实惠,民生问题得到了较大改善。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取向被进一步突出,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特别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在全国农村全部实行免收学杂费的义务教育等,公平、正义、共享的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得到了新的体现。
郑功成指出,近年来各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重视,政府在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方面成效显著,离不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国家财政实力的大幅增强,因为经济发展使政府具备了越来越强的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能力。如何将这些公共收入更公正、更合理地反馈于民,当然需要通过包括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需要有公平合理的再分配机制。2006年,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规范与离退休人员待遇提高、义务教育法通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度提升、农村合作医疗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进展加快,以及对农民工的减负与补贴等措施,使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获益。应该说2006年的法律、政策及其实施正在推动一种转变,即由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取向,向让全体国民不同程度地分享国家发展成果转变。郑功成认为,2006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转折性年份,它标志着我们国家正在向一个共享和谐的民生年代迈进。
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政府的核心任务
郑功成教授强调,以人为本必须关注民生,只有关注民生才能重视民生,只有真正重视民生才能保障民生,只有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改善民生。在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施政者需要大智慧,才能解决好诸多现实挑战,而谁能解决好民生问题,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这一代党中央集体强调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并正在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政府的核心任务,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当然也应当成为评价与衡量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民生问题的复杂化,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错误的发展观和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的。郑成功说,在评估一个地方的政绩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地方的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劳动关系是否协调、社会状态是否和谐作为基本的指标来考虑。稳定并不等于和谐,因为稳定有可能是采取强制措施实现的,只有切实解决好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才能维护并真正实现长久的稳定。民生问题应当摆在国家发展与政府工作中的首位,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毫无疑问政府的头等责任就是切实保障民生、不断改善民生。
建立全体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长久机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任务,一个时代需要有适应时代的应对方略。郑功成教授这样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站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GDP至上、效率至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全面、协调、健康、文明、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科学发展时代已经来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并要求理性改革与决策问责的改革年代已经来临;城乡居民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同群体或阶层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来临;共同贫穷已经成为历史,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让全体国民逐渐向共同富裕迈进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为主体内容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而以工业发展和工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进入“后改革时代”的中国,较前一个时期相比,其根本任务就是要让全体国民合理地分享到国家持续发展的成果。
从民生视角出发,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全体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长久机制。要尽快让失范的收入分配制度走向规范,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以遏制,让每一个人都能快乐地创造和生活;尽快让失衡的劳资关系恢复平衡,促使劳资利益冲突走向劳资互利合作,从而带来劳资共赢和国家强盛;尽快让农民工不再受到歧视,促使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日渐融为一体,让工业化、城市化沿着理性、健康的轨道行进。此外,要尽快让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逐渐填平,促使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良性发展态势得以确立;尽快让各地区在协调与合作中共同发展,使得国家的发展有如长江之水川流不息,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坚如磐石。
社会分配不公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郑功成教授认为,社会分配失范与不公等问题确实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地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劳动关系失衡、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利益冲突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民生问题就完全可能持续恶化,这将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健康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强调公平与财富共享是劫富济贫,这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声音;有人有仇富心理,这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心理落差。正因如此,我们尤其要强调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
郑功成指出,收入分配是解决好基本民生问题的钥匙。必须重新确立分配正义原则。政府在规范与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责任重大。今年的预算报告中,政府准备拿出7000多亿元民生“大礼包”,其中,三农支出增加15.3%,教育支出增加41.7%,社保支出增加13.9%,医疗卫生支出增加86.8%。国家拿出如此厚重的“民生礼包”,目的就在于让农民得实惠、教育更公平、百姓生活更有保障、卫生资源更多地实现全民共享。这正是实行分配正义、维护社会公平的生动体现。
对于现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保基金监管问题,郑功成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的监管体制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从长远来看,必须统一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与基金管理,对社会保险机构实行垂直管理,还要让劳资双方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同时根据基金积累规模的持续扩大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多样化的投资政策,尽量确保基金的增值,最低目标也要实现保值。
社会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远
郑功成教授用“任重而道远”来形容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一般来说,收入分配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初次分配。在国民财富产生之后,资本所有者要有投资收益,劳动者要有劳动回报,政府也要有税收。目前我国的初次分配,是一个利益失衡的格局,资本所有者的回报长期畸形偏高,劳动者所得是长期畸形偏低。很显然,对初次分配失衡的调整还没有到位,接下来应当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回报,适当降低资本投入者“畸形偏高”的投资收益。初次分配的确要讲求效率,但最起码也应该遵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的底线。雇主或用人单位应当受有关法律的约束。
第二个环节是再分配。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是最重要的再分配机制。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就是财政收入中到底有多少是用于公共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财政是用来保障、改善民生的,我们国家现在做得还不够。财政收入在保障、改善民生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原则。城乡失衡的现实利益格局不会自动地调整并趋合理,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与扬弃才能使之真正走向公平。以现在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而言,各项保险的覆盖面都不宽,很多应该参加保险的人都在保险覆盖之外。因此,社会保险现在就很难承担起其本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个环节是慈善公益事业。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超过20万亿元的GDP中,募捐所得能够达到100亿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的这项指标“让人羞愧”,因为它是反映一个社会爱心与文明和谐的客观指标。
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都需要政府花大力气改革。这不仅需要时间、需要智慧,更需要决心。
教育公平也是收入分配问题
郑功成教授谈到,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不公会放大社会不公。目前国家已经把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其实,教育公平问题也是收入分配问题。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还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继续加大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并有相应的政策来调动社会资源,促使国民教育的财政基础得到巩固。二是公平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促使城乡国民教育得到均衡发展。三是坚决杜绝乱收费的现象,在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同时,应当严令禁止变相的乱收费行为,确保义务教育的福利性与公平性。
人大重点要监督政府财政收支
郑功成教授体会,人大从过去的“橡皮图章”、只行使程序性权力到完全承担宪法赋予的职能,需要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人大的功能是持续得到发挥的,尤其这几年的进步很大,不仅工作在不断改进,其机构本身也改革发展之中。中国现在的法律体系基本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确立的,立法的数量与质量都在明显提升;在监督方面,也已经开始追求实效,不像过去只是程序性的监督,对一些问题没有跟到底。
以本届全国人大为例,常委会的组成吸收了部分年轻的同志,有越来越多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开门立法进展快,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的审议均通过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实现广吸民智,就业促进法亦将公布草案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人大常委会还专门设立了有关法律审查机构以强化对法规等的审查。监督工作方面,听取一府二院的工作或者专项报告不再是听完即止,而是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整理并提交给报告机构以促进其工作,执法检查开始实现追踪监督,等等。郑功成认为,人大监督的重点应是政府的财政预算。现在政府手里的钱多了,1997国家财政收入才8000多亿,基本是吃饭财政,现在近4万亿,手稍微捏得不紧,钱就出去了一大笔,财政资金的低效与浪费必然影响民生问题的改善。只有监督好财政收支,手捏紧了,像促进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问题的事务才能很好地解决。
郑功成认为,要做一个好代表、好常委会委员,责任感是第一位的,有责任感才会有动力。同时,专业背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议事的效率。
学者与立法者两种角色可以互动
在郑功成教授看来,作为一名20多年来思索中国民生问题的学者,有机会参与国家立法机构的一些工作,参与立法调研和论证,有机会贴近民众生活的最基层,在广泛深入调研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和可行途径,是十分幸运的。学者与立法者两种角色可以互动。参与立法调研强化了学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通过调研,获得客观、丰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对中国的民生问题有更真切、更冷静的感悟;思考问题时也会有比较科学的视角。
郑功成教授人很儒雅,可议政很率直。他认为,在立法机关工作特别要尊重和听取不同意见,但只要是事关民生大事就必须率直,尤其是对可能导致错误决策的观点和意见更不能有任何含糊,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生的不负责任。如在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担心建社会保障制度会让人染上欧洲的“福利病”,郑功成马上接口说这样想问题要不得,这就像是对一个吃饭都成问题的乞丐说你千万不要得了富贵病,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郑功成表示,我们这一代学人,既要始终高扬理想,又要始终脚踏实地。在思考中国发展问题的时候,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多做调研,真正了解我们的国情与民意。他愿意将生命交给工作,把目光聚焦民生,期望着为国家更加强盛、人民共享和谐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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