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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2004“灾害管理运行机制”专家论坛在京举行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07-05

  

  7月3日,民盟中央在京隆重举行以“灾害管理运行机制”为主题的2004年度“灾害与社会管理”专家论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出席并致开幕词,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到会祝贺,国务院办公厅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副组长闪淳昌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楼志豪等出席论坛。

  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说,灾害管理是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运行机制,还涉及到人们的认识和科技的发展;不仅涉及到政府机关,还涉及到民间团体。民盟中央举办这个论坛,请盟内外专家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去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受到充分的肯定。今年我们就机制问题再次进行研讨,因为关系到重大应急处理,因此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民盟作为参政党,应当尽我们有限的力量,提出一些有用的想法、一些可行的建议供中央参考。丁主席对参加和支持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代表民盟中央从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国民环保教育的角度作了《关注灾害管理的上游环节——我们行为的致灾因素》主题发言。张梅颖指出,一面是环境保护政策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日益健全,一面是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及灾害的日益增多。造成这种局面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非常重要、带有根本性的是,我国环保政策与法律缺少人们日常生活中环保意识和自觉行为的支撑。

  张梅颖认为,最大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身处危机之中却不自觉。我们的环境危机,起源于环保教育的危机。为此,她呼吁将环保教育作为灾害管理上游工作的重要环节,并提出加大国民环保教育力度等七条建议。

  张梅颖表示,希望通过切实有效的环保教育,激发公众的环保良知,使爱护环境成为全民性的自觉行为,最大程度减少和降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环境灾害及灾害程度。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发言,分别从政府灾害管理体制和机制、政府责任、科技减灾、公共系统安全以及建立健全灾害管理评价体系等角度对灾害管理运行机制进行了阐述。会后民盟中央将把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的报告和发言进一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建议,提供给党政有关决策部门。

  “9·11”事件、SARS疫情、美加大面积停电和禽流感蔓延等事故的发生使灾害管理问题更加凸显,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灾害管理运行机制刻不容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目前,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都已经把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紧急预案”和“体制、机制、法制”保障(简称“一案三制”)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民主同盟作为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高度关注城市灾害管理问题,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为建立成熟、完善的灾害管理体系,民盟中央于2003年设立了“灾害与社会管理”专家论坛。当年研讨主题是“城市灾害管理”,今年该论坛的主题为“灾害管理运行机制”。

  参加论坛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黑龙江省有关领导、相关专家以及首都各界人士200余人。民盟中央副主席卢强,秘书长高拴平等出席了论坛。论坛由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主持。

  本届论坛得到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

  

 

关注灾害管理的上游环节——我们行为的致灾因素

张 梅 颖

(2004年7月3日)

  主席、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在上年度本论坛上,我们对构建我国灾害管理体系提出了十项设想。一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灾害应急管理也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程,并且初见成效。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深化思考,关注灾害管理工作的上游环节,即人们日常行为中的致灾因素,以唤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和全体国民的广泛响应。

  “行为致灾因素”有多种,这里仅指日常生活中非恶意、非故意、日积月累、习焉不察、终至长堤溃于蚁穴的行为因素。

  一

  十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宝贵的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这一呼吁是对一种错误观念的强力反拨。人类本是自然界的一员,自然界拥有人类,而不是“人类拥有大自然”。那种不认自然为母、反以自然为器、乃至要征服自然的反自然观念,助长了环境灾害中日益严重的人类行为致灾因素。

  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据新华社消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受灾人数、灾难中死亡人数均高于发达国家的20倍以上。造成这一结果的三大原因(地理气候、温室效应、环保滞后)中,均与人类行为因素有关。

  在我国,据国家商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组建的灾害综合研究组披露,“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平均每年造成近2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1/4至1/6。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强,自然灾害的损失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进入90年代已达到每年上千亿元的水平,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对环境的污染,必然构成对自然秩序的扰动。这种扰动处于环境容量之内,自然灾害尚可说是“天灾”。一旦突破环境容量,天灾实质已是“人祸”。以灾害种类为例,酸雨就是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的一个典型灾种。世界银行借助专用于分析研究亚洲酸沉降问题的RAINS-ASIA模型,根据实地数据测算,1995年二氧化硫对中国农作物和林业的损害数值为43.6亿美元。

  以区域灾害为例,近百年来广州的所有灾害中,人为因素占八成以上。据保守估算,人为灾害给广州造成的年平均经济损失:“八五”时期13亿元以上;“九五”时期近28亿元,到2000年接近40亿元。预计“十五”时期达70亿元,“十一五”时期将达160亿元。这种现象在我国当前发展中具有普遍性。若不尽快遏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将因疲于应付各种灾害而被严重拖延。

  二

  对于“天灾实为人祸”的警觉,四十多年前已引起西方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广泛关注。美国教授卡逊验证了化学药品DDT对环境的污染,预见到人类长远发展将面临的潜在灾难,1962年出版了环境保护的开山之作《寂静的春天》。该书预演了人类活动破坏生态平衡之后春天再也没有鸟语虫鸣的灾难景象,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和政府的高度响应。美国政府公开认同《寂静的春天》一书观点,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扭转其“二战”之后为发展经济而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自然、“三废”严重带来的灾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发端期的负面影响已基本消除,比较健全的环保法规对其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遗憾的是,美国的教训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很多国家和地区重蹈覆辙,生态失衡,灾难频仍。

  我国从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布,到1994年拟定《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环境保护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政策与法律体系在逐步建立。其间,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问题却日益严峻。世界银行一项专题研究表明:“自1978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五个国家之一。同一时期,中国的环境也受到了损害。……在主要的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这是更严重的生态灾害的强烈信号。

  一面是环境保护政策与法律体系建立的积极成果,一面是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及引发的灾害日益增多。这种局面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们的环保政策与法律缺少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中环保意识和自觉行为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带有根本性。

  三

  在最近十多年里,世界环保运动正发生着一个深刻变化,即环保行为逐渐向生活方式层面渗透。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是造成环境灾难的祸根,这一观点正成为文明社会的广泛共识。“生活方式与可持续消费”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专家会议的中心议题。“简单生活”在众多发达国家蔚然成风。

  环境质量关系到生活质量。环境的改善起源于每人手边的点滴小事。每个公民在依法享受环境权益的同时,应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这道理不难理解。但是,一项涉及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多数人认为环保主要是政府的事,普通民众无所作为。另一项调查中,70%以上的人承认自己的环保常识非常欠缺。92%的人获取环保知识的渠道很有限。很多人不知道我国人均耕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严重贫乏情况。更让人不安的是,国家环保局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人应该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近一半的人对我国环境状况变化趋势表示乐观,仅有8.3%的人较多参与环保活动。

  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计划署发表了著名的《第比利斯宣言》和如何开展环境教育的建议书,强调“接受环境教育应该是世界各国每个公民的一项权利”。1994年我国政府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后,也安排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建设”为优先项目。如今,这个议程已进行十年,据专家评价,我国目前的相关教育最多勉强达到1977年“第比利斯会议”水平,甚至还处于此前阶段,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还远远谈不上。

  我们的环境危机在不断加深,灾情不断,险象环生。如黄河断流:

  70年代,平均断流时间为14天半,断流河长135公里;80年代,平均断流时间15天,断流河长179公里;到了1997年,累计断流226天,断流河长700公里。

  再如水土流失:据《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经达到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水土流失导致的河床升高、河流泛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发,有目共睹。

  该报告对我国环境发展趋势做结论说:“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中国的生态破坏尽管与自身的生态环境脆弱有关,但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多的是由人为的破坏所造成。”

  最大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身处危机之中却不自觉。我们的环境危机,起源于环境教育的危机。我们为此付出了连年大灾的沉痛代价,已经没有再付代价的资格和余地。

  四

  让我们看一位德国小学生环保记事本上的一周记录:

  周一,我为濒临灭绝的灰顶鹤捐了一马克的零花钱;

  周二,夜里睡觉忘了关灯,浪费了大量的电,真不应该;

  周三,上图画课时连撕了3张白纸,老师说,造纸要消耗木材和大量的水,我感到惭愧;

  周四,我发现妈妈只为洗我两件内衣就开动洗衣机,浪费水、电,妈妈接受我的建议,等衣服积多些时洗;

  周五,哥哥得知开赛车会排放污染环境的有毒废气,就想出了弥补的办法——每人每年额外种20棵树;

  周六,爸爸去超市购物准备开车去,后来听了我的话改乘公交车,既节约了汽油,又减少了汽车废气的排放;

  周日,我丢垃圾时发现没有分类,于是不顾臭味将垃圾分类后才丢入垃圾箱。

  这是德国环境教育效果的生动写照。德国是个富庶的国家,水资源也很富足,可是他们的节水教育连外国留学生都不放过。全国有多少家工厂,要用多少水;多少家公共机构,要用多少水;多少个家庭,要用多少水;用掉的水会产生多少污水,会造成多少污染,一笔一笔地算帐,清清楚楚,家喻户晓。所以,这篇周记的产生绝非偶然。

  人人具备这样的环境意识、环境道德的社会,必然是可持续发展具有最坚实基础的社会。要最大程度地减少造成环境灾害的行为因素,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唤起全民的警觉,从点滴做起,养成良好的意识和行为习惯。为此,我们建议:

  一、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列入开展国民环保教育项目,将环保教育作为灾害管理上游工作的重要环节,纳入有关防灾减灾的系统设计,增加一个模块,进行充分研究和部署。

  二、借鉴我国在人口问题的国民教育上形成全民族危机意识的成功经验,抓紧实施全民、全程、全方位的环保教育工程。尽快形成全民族的环境危机意识,为推行环保政策、防灾减灾打下良好基础。

  三、改革、完善环保教育内容与模式,重政策、口号,更重素质培养和实践作为;重知识传授,更重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的形成;重远大主题,更重生活小事、点滴积累;重宏观描述,更重本土教育。

  四、提炼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据,辅之以通读易懂的宣传画,编写各种关于我国环境灾害形势的资料,通过干部培训、学校教育、社区展览、家庭单元,将我国环境危机牢牢印在全体国民的心里。

  五、在学历教育的各类、各级学校中,将环境与防灾减灾内容列入必考知识。成立环境灾害教育教师协会,重视民间机构的作用,吸收社会力量,将政府力量与民间环保活动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六、追踪监测和记录环境方面的变化情况,列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严格考核GDP增长中的环境成本,将“环境资产增值”工作及其成效作为考核政府行政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七、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调整制订合理的能源和水资源价格,使之充分反映生产和生活的环境成本,充分反映相关资源的稀缺程度,促使投资向清洁生产技术倾斜,公众向环保生活方式靠拢。

  主席、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指出:“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效地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参与完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密切相关。教育是提高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能力的关键。”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过程,无疑将始终伴随着多种环境灾害。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公众在环境问题上的向善向上之心需要启发和引导。保护环境、减少灾害中行为因素之伟力,存在于觉醒了的民众之中。通过切实有效的环境教育,把公众的环境良知激发出来,变成全民性的爱护环境的自觉行为,环境灾害就可望减少,灾害程度就可望减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可望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灾害造成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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