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集聚一堂，纪念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民主战士史良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受蒋树声主席委托代表民盟中央向史良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向史良同志的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

史良是民盟杰出的领导人，是一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她爱国敬业、成就卓著，有着很高的社会威望，在盟内也为广大盟员尊敬和爱戴，大家尊敬地称她为先生、主席，也亲切地称她史大姐。

史大姐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重要成员，也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性。她不止一次被捕入狱，坚持爱国无罪、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42年，史大姐随救国会一起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早期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1945年10月，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史大姐当选为中央常委。同时，还负责民盟重庆市支部组织工作。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她被出席旧政协的中共和民盟代表聘为法律顾问，和民盟的其他领导人一道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在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史大姐不仅撰写文章悼念战友，还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追悼大会，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1947年，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竭力资助转入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并担任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顽强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包围了她的住宅，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才免遭厄运。上海解放后，她作为民盟代表前往北平出席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1949年10月，史大姐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步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是在她任司法部长时制定的，她在该法的起草制定和宣传实施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为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我国妇女事业做了大量的奠基和开拓性工作。她曾任中华全国妇联副主席，积极致力于我国妇女儿童事业，为加强中外妇女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在“十年浩劫”中，史大姐遭受冲击迫害，但始终保持坚贞的品格和风骨，一如既往地对党充满信心和忠诚，对盟员给予关切和帮助。粉碎“四人帮”后，民盟恢复组织并开展活动，成立了民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史良任召集人。在1979年召开的民盟四届一中全会上，史大姐当选中央主席。当时，她曾对朋友说：“我都80岁了，盟中央要我当主席，我还要努力，为民盟、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民盟五届一中全会又推选她担任民盟中央主席，这一次她抱病出席会议。当史大姐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所有在场代表和工作人员向这位民盟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后，她身体每况愈下，有些会议不能到场，就常以书面发言的形式给予关注。为了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正义，为了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为了民盟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多党合作事业，史大姐献出了毕生精力，披肝沥胆，鞠躬尽瘁。

史大姐的一生，是不断追求时代真理，执著历史责任的一生。像许多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那样，她有着强烈的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正义与进步的激情，而这一激情也始终如一贯穿了她的一生。当前，我们正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很重要就是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与奉献等等。史大姐全面光彩照人的一生，正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史大姐热爱党，上个世纪30年代，她曾利用律师身份，多次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她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上光明道路，中国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为此，她真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坚持民盟与中共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民盟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参政党，参政议政是我们的职责。史大姐长期担任民盟领导职务，在这方面率先垂范。她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史大姐一生始终如一，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爱国奉献、尽职履责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后人，使我们在她离开25年后，依然怀念她，敬重她，学习她。

缅怀史大姐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联想起费老在一次追思楚图南主席的座谈会上，总结了楚老以及潘光旦、曾昭抡、吴泽霖，当然也包括史良等民盟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相同的这么一个劲儿，一以贯之。”他们的“信念始终不变，对人对事的态度也不变。”费老希望我们盟员在身处大变动的时代，看到世界在变，从容面对逝者如斯自然规律的同时，“应当看到也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共同的信念，是具有共同的信念的人和人的关系。”费老又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之所以能做到几十年不变初衷，“就在于心中无我，不是我字当头，而是有更大的目标，为人民服务”，为了达到这个境界，费老提倡“我们民盟盟员也有一个修养的问题……不是在得失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对人对世界的贡献上考虑自己的行动。”费老并且睿智地指出，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的底子……不倡导从个人出发，而总是以集体为权衡的导向，”“这种从群体出发的文化生生不息地传下来，它是超越于个人生死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史大姐、楚老、费老等许多民盟前辈身上，这种对于理想和操守的坚持已经成为其人格与生命尊严的根本，因此他们才能够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始终保有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而这种“坚守”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重要。因为正如费老所指出的，“这个劲儿现在似乎不太容易见到了”。不管这是由于受到政治经历还是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是，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而要体现知识分子的完整价值，这两者缺一不可。在民盟的历史进程中，史大姐等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以他们做榜样示范，形成了民盟的精神传统，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在树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我们民盟的同志更应当认真思考和传承这样的传统和精神。要像费老嘱咐我们的那样：着重自我修养，心里怀着民盟前辈“不趋时、不趋势一以贯之的榜样”，“走过这样剧烈变化的社会而一贯地坚持一个信念，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形象”，从而更好地履行民盟在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中参政党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