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云南省委召开“向西开放与区域合作”座谈会

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倪慧芳主持座谈会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日期:2015-07-07

“向西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称“一带一路”)等战略构想的提出,我国向西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开启了新的机遇之门。云南处于中国向西南开放的前沿,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周边外交中大有可为。为此,民盟云南省委与群言杂志社以“向西开放与区域合作”为题举办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及如何充分发挥云南桥头堡作用等话题各抒己见。座谈会由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倪慧芳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勇  云南省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

刘  稚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李  坚  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李  明  云南师范大学能环学院院长

肖  宪  云南大学副校长

陈利君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欧晓昆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所长

贺圣达  云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

徐  彬  云南开放大学校长   

管建华  民盟云南省委副秘书长

   

倪慧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仍然落后,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拓展开放的新领域和新空间,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亚和东南亚之行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新思路。今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印发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把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沿边九省(自治区)138个有陆地边境的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列入沿边规划区,这对构筑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一体两翼”的新格局,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稳定周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新一轮向西开放具有层次高、范围广、市场大、互补性强等显著特征。从层次看,向西开放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由国家主导推进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从范围看,向西开放不仅包括沿边开放,还包括内陆开放,不仅面向陆地接壤国家开放,而且向西延伸到欧洲、非洲等地区,区域范围广阔。从市场看,向西开放面向的区域,人口密集,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巨大。周边国家对区域合作持积极态度,对外政策越来越开放,是我们“走出去”的最佳时机。我国与周边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国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相异,开展经济、技术、贸易、能源资源合作互补性很强,可以在诸多方面加强互惠合作。

云南在我国西向、南向互利合作中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我国从陆上走向印度洋的重要通道,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云南虽地处西南边陲,但却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在我国对东南亚、南亚开放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云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我国与境外国家文化、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二战时期,滇缅公路、中印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支撑着大量战略物资从境外运达,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被世人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从云南的区位优势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上世纪末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目标,进入新世纪后,更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大力推进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特别是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于2011年把云南建成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云南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最早由云南代表中国参与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强化了我国在本地区的地位与作用,推动了我国与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合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云南省倡导并发起孟中印缅(BCIM)地区经济合作;成功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主动融入中国东盟“10+1”等国际合作机制,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合作中最富成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一轮向西开放中,推动区域合作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随着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云南将发挥“重要陆路通道”、“重要战略枢纽”、“重要战略支点”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看到,云南与发达地区甚至与西部一些省区相比,还存在思想观念因循守旧,缺乏先行先试的胆略;争取政策积极、落实政策不力;对于如何把国家战略变为促进云南发展的具体目标,缺乏科学统一、可持续、可操作的实施规划以及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机制;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人才匮乏等深层次问题,制约着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因此,如何在向西开放的战略中有所作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决定云南能否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今天,我们举办以“向西开放与区域合作”为主题的座谈会,目的就是请盟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向西开放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谈谈云南如何以此为契机,发挥独特的地域优势,在多年对外开放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已经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各项机制,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的定位,深度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拓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人才交流合作领域,把跨境经济贸易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好,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和务实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国家,构建稳定的区域经济政治秩序与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请各位专家畅所欲言。

 

“中国梦”应包括中国的“向西开放梦”

肖 宪:“向西开放”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开展的外交全局统筹,必须主动进行的战略谋划。未来10多年,将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形的重要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从一个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的关键时期。中国西面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国家众多、地域广袤、资源丰富,存在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战略空间。

“向西开放”的另一重要意义,就是促进中国东西部的平衡发展。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一直在内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主要是通过西面的陆上通道。但近代以来,中国却被迫不断应对来自东面的威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不断东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太平洋的海上运输通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严重依赖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东西部发展的极不平衡。2000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试图改变这一格局。10多年过去了,东西部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仍在扩大。

“向西开放”至少可以从几方面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第一,通过与西部周边国家的跨国陆上通道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门户建设(包括公路、铁路和油气管道以及西部区域性国际城市建设),带动中国西部内陆省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扩大同西部周边各国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让更多中国企业从西面“走出去”,促使国内产业布局调整并且向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加快中国西部省区的发展;第三,针对新疆、西藏存在着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更符合当地现实、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和民族宗教政策,构筑国家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和谐的战略屏障。

向西开放的“西”包括哪些地方?从远近层次来看,首先是与我们紧邻的西部周边国家,其次是稍远的中东国家,再次是较远的非洲国家。

向西开放,其实更多地是向亚非国家开放,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东向开放,开放的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的内容是“引进来”,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而今天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更需要的是西向开放,是要“走出去”,获得海外的市场和资源,开放的目标和对象更多是发展中国家、亚非国家。

现在一说“向西开放”,一些人认为就是从西北进入中亚,继而再走向中东,这是对“向西开放”的片面理解。“向西开放”不只有“西北”一个方向,而应该包括西北、西南两个方向。中国西部边界约为1万公里,相邻9个国家(哈、吉、塔、阿、巴、印、尼、不、缅),其中西北方向约3300公里,与4个中亚国家接壤,而西南方向长达6400公里,相邻南亚和东南亚5个国家。从地区指向来看,西北方向与中亚相接,进而可达西亚(中东),西南方向与南亚、东南亚相接,进而可抵达连接西亚、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

中国从西南方向经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到达印度洋,这应该是“向西开放”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崛起,印度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环印度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的数十个国家。该地区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也是主要的能源供应地、重要的投资和商品出口目的地,是21世纪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绕不开的区域,必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国际活动空间。中国需要大力拓展在环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和利益。因此,进入印度洋应该是“向西开放”战略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古代一直有“通西域”、“下西洋”之说,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向西开放”不谋而合。“西域”就是中国西部周边陆上各国,而“西洋”即是印度洋。

“向西开放”当然要以国家为主,举全国之力,但“向西开放”的重点是沿边开放和内陆开放,新疆、西藏、云南三个西部沿边省区将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疆是中国连接中亚和巴基斯坦的重要门户和桥头堡,是西北方向向西开放的基地。西藏虽然毗邻印度以及尼泊尔、不丹,但有喜马拉雅山阻隔,对外交通不便,因此,向西开放西南方向的基地非云南莫属。西北方向的主要威胁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干扰破坏,西南方向则需要处理好与缅甸、印度等国的关系。

现在我们都在说“中国梦”。我觉得,“中国梦”也应该包括中国的“向西开放梦”、“西部开发梦”!

 

打造中国向西南开放新格局

 贺圣达:中国向西南开放,直接面向的是东南亚、南亚大陆,进而可以通向太平洋、印度洋,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中国向西南开放,需要也有基础同时向东南亚、南亚两个方向推进。在东南亚方向,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的GMS(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经历了22年,不仅深化了云南与周边地区合作,更成为我国对周边国家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支点,并被世界银行称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有着全面推进和升级的良好基础。云南作为中国参与GMS合作的最前沿和主体省份之一,为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出了贡献,已有多项合作机制,并正在进一步完善构建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对外交流新模式。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密切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把打造升级版的GMS合作作为全面推进中国西南面向东南亚开放新格局的重点。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构想视角看,实际上就是促使处于“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进而通过中南半岛联通“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与东盟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中国与东南亚“10+1”互联互通、全面合作的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南亚方向,中国向西南开放,主要是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如果说中南半岛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方向、面向南中国海的连接部分,那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处于陆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航线的连接部分,因此,它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和缅甸及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实现国家间互联互通的重要战略部署。尽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仍面临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但这四个国家地域上毗邻,客观上有加强合作的需求,各方推进经济走廊建设也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正在取得进展。中缅有多方面的密切合作;中印之间一直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孟加拉国处于印度与缅甸之间,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中印两国都是大国,又都是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缅甸是东盟重要成员国。如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能建成,并且和毗邻的GMS进而同东盟紧密联系、互联互通、全面合作,“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将全方位沟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甚至西亚的经济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着眼未来,深化与南亚教育合作交流

徐  彬: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当前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的提出和推进,该项目已经成为中国与南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和亮点。在加快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商贸、交通、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的同时,加强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正引起南亚各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由于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南亚各国大多重视教育,愿意花大力气促进教育发展,共同的愿望使深化教育领域合作交流有了基础;随着与中国交往增多,南亚国家愿意了解、学习中国的人员明显增加,使得合作交流有了更大空间。因此,我们在重视与南亚经济领域合作的同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主动的工作、更加务实的目标,着眼未来,加强与扩大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教育合作交流。

近年来,云南省在与南亚国家教育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组织高校访问、增加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建立校际交流等。在交流中我们也发现,与南亚国家教育合作交流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由于语言、文化和地域的差异,中国与南亚各国在教育领域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还不深入,南亚各国的发展和诉求虽然存在差异,但教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相似之处,可以找到合作的共同点。因此,中国与南亚教育交流方兴未艾,还有更多的领域和更大的空间值得深入探讨。

着眼未来,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提升与南亚各国教育合作交流,需要着重做好下述工作:

其一,建立教育合作交流新机制。在国家层面提高对与南亚国家教育交流的重视和关注,加强高层次教育界互访和研讨,明确合作的指导原则和政策方针,寻求符合各国教育需求的合作项目,鼓励校际交流合作,建立并形成与南亚各国教育多层次、多方位合作交流新机制。

其二,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在中国—南亚博览会平台基础上,搭建中国与南亚教育合作交流平台,提升教育论坛的层次,邀请更多南亚国家教育官员、高校与国内学校参与交流,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加深合作。

其三,加强语言加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一方面需要增加国家奖学金资助力度,吸引更多南亚学生到中国留学、游学。另一方面应鼓励更多中国学生到南亚学校留学,政策支持国内更多高校到南亚国家直接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加快培养懂语言、有专业的复合型交流人才。

其四,以经济带动教育,扩大与南亚各国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围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以项目为导向,应用人才培养为目标,共同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在推进商贸、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技术技能型应用人才的交换培养、定向培养和本地培养,让教育直接为经济走廊建设服务。

 

在面向西南开放的大道上奋力前行

李 坚: 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与东南亚、南亚多国邻近,处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结合部,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重要陆上通道,从陆路进入印度洋地区最便捷的路径。推动云南面向西南开放并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拓展和巩固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合作;有利于为我国开辟新的西向贸易通道;有利于形成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洋路桥”,贯通并拓宽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维护中国西南边疆稳定,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为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云南省按照“立足周边,拓展东盟,开拓南亚,深化合作,面向世界”的思路,全面实施桥头堡建设总体规划,全力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面向西南开放与区域合作呈现了良好态势。一是大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全力构筑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互联互通的国际通道与枢纽。“七出省四出境”的公路网、“八出省四出境”的铁路网、“两出省三出境”的水运通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建成国家门户枢纽机场。推进与周边国家“通路、通电、通讯、通商、通关、通油、通汽、通币”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合作平台不断巩固。着力建立健全对外合作机制,搭建对外开放平台。越南、老挝等七个国家在昆明设立了总领事馆。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南亚博览会、22届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及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一系列大型国际节会活动和世界级高端专业展会。三是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不断巩固传统贸易市场,加快开拓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同时,立足资源禀赋,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有效扩大了出口规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拓展到非洲、南美和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扩大到拉美和非洲等33个国家和地区。四是基地建设扎实高效。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总体规划、临沧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红河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积极推动中国瑞丽—缅甸木姐、中国磨憨—老挝磨丁、中国河口—越南老街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和缅甸皎漂、密支那、老挝万象三个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目前,中老双方已达成了建设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共识,老挝正式把万象境外经贸合作区列为国家级合作区,各类合作区建设均取得实质性进展,开始产生成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云南将围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长江经济新支撑带等国家重大开放战略,着力推进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合作,加强与日韩、欧美及我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扩大对西亚、非洲的开放,加快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连接交汇“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极。

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尤其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推动。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国际大通道建设领导协调机制,推动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建设纳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借鉴中国—东盟、中国与中亚上海合作组织的模式和组织架构,推动建立以中孟印缅四国为主要成员的昆明合作组织。推动缅甸尽快重启中缅伊洛瓦底江陆水联运谈判,对相关公路建设、港口航道整治等项目给予指导和扶持。协调推动周边国家尽快落实《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附件和议定书。支持云南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中国—南亚博览会打造成为中国面向印度洋沿岸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精品展会。

 

云南与东盟的可再生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李  明:云南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在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

 首先,东盟对可再生能源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东盟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能源利用以薪柴为主,有效利用率低,且普遍存在专业人才缺乏、科研力量薄弱、基础设备落后等状况。随着能源需求的日渐增加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我国可通过技术和产品的输出、共同研发及人才培养等方式,加强与东盟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云南是中国能源消费最低碳省份,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具有丰富的经验。目前,云南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推广应用示范基地,并在国际人才联合培养与培训、国际合作项目共同研发等方面持续开展工作,这些成果和经验正好顺应了东盟国家的需求。同时,云南许多相关企业也渴望通过产品输出,开拓市场,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最后,云南与东盟的科技合作已形成较为稳固的基础。目前,云南省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高校参与东盟可再生能源利用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参与技术援助、新能源产品合作研发、人员交流等,形成了共同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新局面。

中国和东盟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节能降耗、发展低碳经济是共同的愿景。云南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可与东盟国家优势互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充分发挥云南优势,进一步扩大对东盟国家招生规模;利用现有人才培训体系,为东盟各国培养更多人才;借助孔子学院在东盟传承中华文化的功能,将科技与文化相互融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以国家共建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联合基地等平台为载体,结合东盟的市场需求,将我国可再生能源新技术、高效节能新产品、丰富管理经验等进行推广,携手打造可再生能源新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通过与东盟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科技合作,提升中国技术和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强化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地位,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沿边开放模式的创新发展

 刘 稚:沿边地区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多边双边合作的前沿、通道和桥梁。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沿边地区要积极参与区域、次区域合作,探索新的合作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陆路口岸通关监管模式,扩大边境经济贸易合作内容,加快形成“口岸—通道—联动城市—沿腹地轴线纵深型”沿边开放经济带,促进我国同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

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在西南方向上,云南和广西应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框架下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泛北部湾合作机制建设,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并大力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巩固和完善云南—泰北、云南—老北双边合作机制,办好中越五省(市)经济走廊合作会议、云南与越北边境四省联合工作组会议。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以及昆交会和中越、中老、中缅边交会等办会水平,加快形成集经贸洽谈、商品展览、招商引资、经济合作为一体,紧密联系东南亚、南亚和中国三大市场的对外经贸合作平台。同时进一步拓展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功能,创新合作形式。

实施贸易转型升级和便利化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促进一般贸易、边境贸易和加工贸易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建设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出口加工基地,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形成具有内陆竞争优势的一体化加工贸易模式。优化进出口结构,重点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和特色优势产品扩大出口,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国内急需的能源、原材料进口,促进进出口基本平衡。

创新陆路口岸通关监管模式,推进与周边国家通关便利化合作,促进口岸及配套设施水平提升。加快电子口岸建设,实现信息共享。积极配合我国与周边国家在检验检疫标准、海关制度、国际运输法律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制度性安排。

创新境外投资模式。抓住新一轮国内外产业转移提供的机遇,面向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力发展特色和优势产业;加强指导、协调和服务,放宽投资限制,下放审批权限,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开展能源、资源开发,工程承包,设计咨询和劳务合作,跨国并购、控股和新设企业,建立境外生产、营销和服务网络,提升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形成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基地和销售市场。

创新空间发展模式。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应将中国沿边省区与周边国家毗邻地区视为一个跨国的边缘经济带,边境口岸城市是其中的桥梁和节点,国际大通道是其中的骨干和纽带。要依托口岸和通道优势,大力发展口岸经济、通道经济,通过联合内地和沿海省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贸易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形成一个由极点增长模式和带状发展模式相结合的沿边开放经济带。

 

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陈利君:自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后,中国扩大向西开放已进入新的阶段。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地区发展环境;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有利于深化与印缅孟的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改善孟中印缅四国政治关系。

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需要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加快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高层协调机制,共同确定和编制经济走廊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建设规划,切实解决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建立走廊沿线城市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加快项目实施;建立产业合作机制,将产业合作与孟中印缅次区域经济合作相结合,并相互促进;建立和完善商会交流合作机制,推进孟中印缅企业间的合作;建立民间交流合作机制,密切双方的人员往来。

以交通为重点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采取共同协商、先易后难的方式,加快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陆海相连的国际大通道。推进签署《过境运输便利化框架协议》,促进跨境客货运流动便利化,扩大经济走廊的辐射效应和范围,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建立更加互信的政治关系。继续加强高层往来,保持战略沟通,促进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协调与对接,增进战略互信。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着眼共同利益,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

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深入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把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推进本区域全面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扩大贸易规模。深化经济合作和政策交流,共同推进孟中印缅自由贸易区建设,支持中国企业到孟印缅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区。大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建设产业园区,并促进产业化与城镇化相结合。扩大货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推进跨境贸易本币结算,拓展金融合作,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风险。

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建设更多孔子学院,互设旅游文化中心,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教育合作,建立人才培训基地,扩大相互间留学规模。加快本区域旅游业开发,建立政府间的旅游合作机制,打造“孟中印缅旅游圈”。鼓励四国建立更多友好省邦、城市关系。促进智库机构、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加强四国大众传媒间的联系,共同营造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管建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向西开放中具有重要地位。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应从互联互通入手,这有利于大幅提升运输体系的效率,减少交易和流通成本,极大地促进区域内贸易,将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升地区竞争力、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带来区域共同发展的“战略红利”。

目前,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存在诸多有利条件。孟中印缅(BCIM)次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为推进互联互通奠定了基础。东盟的互联互通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加快推进机制对接。一是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推动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建设。争取由四国政府商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谅解备忘录”(或“协议”),成立“经济走廊建设四方联合协调委员会”,负责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建设。二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定期会晤机制。推动建立国家领导人会议机制,定期举办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领导人峰会。三是推动成立孟中印缅互联互通工作委员会,协调各类资源,为合作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支持。

加快推进规划对接。一是推动制订《孟中印缅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二是推动制订中缅、缅孟、孟印跨境公路铁路建设规划。在孟中印缅互联互通工作委员会的协商和领导下,联合研究制订联通合作区域的公路、铁路中长期规划方案并提交四国政府,推动签署《孟中印缅跨境客货运输便利化协定》,尽快启动中缅陆水联运通道建设合作。

加快推进项目对接。共同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项目;优先推动四国着手开展昆明—加尔各答缺失路段的建设与修复;加大孟中印缅汽车拉力赛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政策对接。一是通关便利化政策的对接。二是运输便利化政策的对接。推动共同研究制定《孟中印缅跨境客货运输便利化协定》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对接。三是邮政通信政策的对接。

欧晓昆:孟中印缅区域是地质历史上的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的重要连接区,在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扩张,该区域同样受到空前的大规模扰动,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因而,在全力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同时,跨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应当提上议程。

开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境保护的观念主要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实现对生物多样性、区域的景观、湿地和流域的有效保护。区别于行政区域的管理概念,跨境保护将对生态系统实施有效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界限的保护和管理。特别在本区域涉及的喜马拉雅南坡地区,生态系统具有同质性,生态系统和生境之间通过河流上下游的关系而紧密联系,并提供生态系统的服务。这种跨境保护的合作目标不仅是保护自然,还包括改善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使当地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变化的恢复,并最终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在此提出几点具体建议:其一,通过区域国家间协商和国际科技合作,划定区域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在中缅、中印、缅孟、孟印接壤地区建立一批跨境自然保护区。其二,建立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协调机制。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发展合作中心、生物多样性信息平台和共享机制、生物技术(科技)服务支撑体系以及交流和推广成功的保护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该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将孟中印缅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和环境保护与区域的旅游业发展结合的最好形式就是建立国家公园,并使之形成区域的国家公园体系。可以先在景观资源特殊特有、生物多样性丰富、民族特色浓郁、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特别是在目前仍存在边境纠纷的区域,抛弃纠纷和领土争端的问题,以景观为范围,建立一批兼顾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和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利益的国家公园。

具体的合作形式有:交流各个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推广云南成功的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营模式;在一些自然环境较好,国际关注度较高,具有一定旅游基础设施的区域建立跨境国家公园。

 

建设沿江省市向西开放的新高地

马  勇: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云南地处长江上游,集通江、达海、沿边于一体,具有从陆上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的特殊区位优势,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走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在国家向西开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云南要牢牢把握机遇,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实施通道支撑战略,突出双向开放,坚持改革引领,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主动融入到国家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新战略新格局中,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发展自己,在加强与沿江省市合作中提升自己。

加快推进通道建设,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走向东南亚、南亚提供有力支撑。配合国家总体战略,进一步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信息传输系统建设,形成内联长江经济带,外接东南亚、南亚,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充分利用国际协调机制推动国际大通道境外段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通合作,促成周边各国从建设国际大通道高度做好公路铁路规划,形成相互衔接、通畅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编制金沙江黄金水道综合交通专项规划,加快金沙江中游库区航运、水富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金沙江—长江水运对接。

统筹对外对内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省市合作,打破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打造利益共同体,共同建设长江经济带。依托交通通道,着力打造昆明—昭通—成渝经济走廊。做好金沙江沿岸的港口、产业、航道等合理布局,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经济,推进金沙江生态走廊建设。加强与长江流域各省份的经济协作,突出云南特色,促进产业互补与承接。切实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加快实现互联互通。抓住国家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争取尽快成立昆明合作组织。加快滇中产业新区、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承载区建设。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

着力增强对内对外开放的支撑能力。要充分发挥差别化产业政策的引导支持作用,全力推动云南的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的外向度,增强云南对内对外开放的经济和产业支撑能力。要依托云南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强的特点,建设一批外向型工业经济园区、出口加工贸易区、区域性商贸物流基地。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的基地,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要积极拓展外来投资的新领域,进一步鼓励外来投资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积极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好生态屏障。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加强环境保护,深入推进“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继续实施重点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进一步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九大高原湖泊和江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积极从源头保障长江流域的水环境安全,努力建设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人居环境。

倪慧芳:刚才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推进向西开放、深化区域合作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民盟有着“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光荣传统,我们这次专题论谈,论的就是“国是”,它凝聚了盟内外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独到见解。“一枝一叶总关情”,相信这些建议必将为推进向西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沈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