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汪曾祺,如果用一种特别学术化的语言,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作品和他自身不是这样的,他甚至对这样一种研究采取拒斥的态度。因此,我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汪曾祺。

最好的读者

前不久拿到《汪曾祺全集》,我一直在翻这套书。我想起一位编者说过,“如果不是出于研究需要,很多作家的全集都没必要看,但汪曾祺的全集是一个例外”。这句话曾经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这是通过踩别的作家来捧汪曾祺,但我觉得并非如此。

我在读《汪曾祺全集》的时候总想起一位长辈,他是《汪曾祺全集》最好的读者,但他已经去世多年。这位长辈是我祖父的三弟,他叫杨汝絅,比汪曾祺小十岁,也是高邮人。他的姑姑是汪曾祺的生母,他是汪曾祺的表弟。

他们一起在高邮长大。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辗转从上海、香港到河内,再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前一年,杨汝絅跟着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的父亲从南京到了重庆。

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去上海,他在那里找工作不顺利,曾给沈从文写信说他想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一通说:“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同一年,杨汝絅从重庆回到南京,就读金陵大学附中。

1948年,汪曾祺当时的恋人施松卿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跟着到了北平,还在故宫任过职。这一年杨汝絅因为家境困难,一家八口都要靠大哥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所以他高二辍学,在家自修。

1949年,汪曾祺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武汉当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后来汪曾祺从武汉又返回北京。这年春天,因为大哥的工作丢了,杨汝絅随兄嫂再度回到四川,到了我奶奶的老家富顺。其间他们在重庆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在重庆书店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汪曾祺。当时杨汝絅没有钱买这本《邂逅集》,他是站在书店里把这本书看完的。当然这也肯定不是他第一次看汪曾祺作品,他一直在留意这位表哥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1957年,汪曾祺和杨汝絅都被打成“右派”,汪曾祺被下放去了张家口,杨汝絅则是在省内下放劳动。1970年,主要由汪曾祺执笔的《沙家浜》公演,形成样板戏的热潮。这一年杨汝絅因为替一位自杀的教师鸣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押到宜宾的一家煤矿劳动改造。

1980年,这时两个人都获平反,汪曾祺连续发表了《异秉》《黄油烙饼》《受戒》等作品。这时杨汝絅已经患上肺心病,他看到这些作品非常惊喜,并写了一封信给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部把这封信转给汪曾祺。

从那时候开始,两个人恢复了通信联系,从1980年到1984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来往。杨汝絅在信里对汪曾祺说,他读到其新发表的小说,最大的感觉是“如逢故人”。因为从《邂逅集》到这一系列小说,已经过去30年,他终于看到表哥在文学上的重生。

汪曾祺也很惊讶,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读者,你提起我的一些旧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会想起,比如《背东西的兽物》,我连这个题目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写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我真没有想到,你对我过去作品中一些细节记得这样清楚!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记录了生活的真实;一个是由于你对生活、对文学的敏锐而精细的感觉。”他后来又说,“你对《邂逅集》记得那样清楚,使我感动”。

愈是写出个性就愈有普遍意义

1982年2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不仅是汪曾祺复出文坛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而且也收入1940年代的一些创作,比如《复仇》《鸡鸭名家》《老鲁》《落魄》等,这些小说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汪曾祺的认知,大家不会再说这是一个以前不知道在哪儿然后突然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的作家。

1982年12月,汪曾祺在给杨汝絅的信里提到,《北京文学》开了研讨会,对这个选集的篇目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年轻人问我为什么不照第一篇《复仇》那样写下去(因为可能觉得很现代派,那时候现代派正是特别火的时候);有的文艺界的长者则认为第一篇不该入选(朦胧诗讨论的时候,也有所谓“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批评)。有人喜欢《受戒》《大淖记事》,有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异秉》和《七里茶坊》。我都被他们有点搞糊涂了”。这说明此选集展现了汪曾祺创作的多样性,而其中的作品孰优孰劣,视乎时代和读者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评判。

杨汝絅的回信态度非常鲜明,他说,《复仇》是有趣的尝试,但是尝试一下就可以了,这种尝试留给别人去做吧。《黄油烙饼》和《寂寞与温暖》这种作品,写“反右”、饥荒的,画出了历史时期的侧影,让人入目难忘。然而,“我还是想说,这些都不能与你写的最本色当行的那些小说相比——我指的就是《异秉》《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岁寒三友》,你是熟悉京剧的,我觉得正可以借用梨园行的习惯说法:这些小说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

接下来杨汝絅用很长的篇幅为他的结论辩护:

你80年代初发表的这些小说,还有像《鸡鸭名家》那样发出陈酒香味的旧作,都使我感到:人的精神的美、乡土的美,是永恒的,在你的笔下,这两种美是交融在一起的。什么是乡土?不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喂养我们的心灵,用他们特有的带有土味的风吹开我们的眼睛,指点我们进入人生认识世界的一种奇妙的力量吗?……很难想象,老舍最好的小说会不带北京味儿,李劼人最好的小说会不吹扬着成都平原的风,孙犁最好的小说会不弥散着白洋淀水乡的气息……我自己离开高邮40多年了,离开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对家乡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你写我们家乡的小说中那份浓郁的气氛仍然能够拨动我心上的乡情之弦……

所以杨汝絅的重点在这里:汪曾祺写高邮,“问题当然不在于一个小小的苏北县城,而在于我们国土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发掘不尽的特有魅力,愈是写出它的个性就愈有普遍的意义”。

后来汪曾祺的回信也很有意思,杨汝絅是一位诗人,在《人民文学》和《星星》上都发表过很多诗作,但是汪曾祺劝表弟不要写诗,因为他“对中国新诗的信心不大”,反而希望他多写一点文论。汪曾祺说:

一口气看完你的“信”。写得很好,这种Essay式的文论现在很少有人写,一般评论都硬得像一块陈面包,我的牙不好,实在咬不动——至少咬起来很累。现在评论文的文章都不好,缺乏可读性,我建议你多写写这样的Essay。唐弢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很缺这样随笔式谈论文艺和文化问题的小品。这种东西很不好写——一要学养,二要气质,一种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气质。你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汪曾祺特别喜欢清朝文学家汪中的文风,汪中擅长写骈文,骈文是非常讲究规则、音韵、对仗的文体,但是他“把骈文写得不像骈文”。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汪曾祺的自我期许。

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谈到汪曾祺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两个字“完整”。比如孙郁先生说,“汪曾祺的小说有高下之别,但是每篇都是完整的”。《汪曾祺全集》的主编之一李建新说:“我理解的完整是几乎每一篇完成度都相当高,都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无论是语言、技术还是情绪,我们整体看汪曾祺的小说也像浏览一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作品,有名作,有素描,还有速写,甚至是小纸片上随手画的几笔,这一切都让作家的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让人觉得更亲切。”汪曾祺自己说到完整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层含义,他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三段。”

新时期以来已经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当代文学史,但这些文学史在评述汪曾祺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有一种啃不动这块面包的感觉,因为把他放在任何阵营和流派里面都不太合适。包括对汪曾祺的各种定位,以及他的自我定位,比如“最后的士大夫”“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像很多普通读者理解的“人道主义的大吃货”,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深究起来都像是瞎子摸象,是片面的。

汪曾祺是一位初读的时候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读的作家,感觉很浅、很简单,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你可能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似乎很好模仿,但真的去模仿一下,恐怕只能骗骗外行。现在网上有很多所谓“汪曾祺金句”都不是汪曾祺说的,因为整个立场、整个氛围都不对。

杨汝絅在给汪曾祺的信里面提到“气氛即人物”,这五个字是汪曾祺自己的观点,杨汝絅说,“你这个看法可以说是读你小说的一把钥匙”。汪曾祺在其短篇小说选自序中说:“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80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特别喜欢写各种乡风民俗,但是很多人写得很孤立,去掉这些内容对小说没有影响。但汪曾祺的小说则不同,他小说中的乡风民俗就是人物活动,是借以展现人物灵魂的东西,它们不仅因为人而活泛起来,也给小说人物悄悄默默增添了活力和血肉。

《金冬心》里列的菜单、《岁寒三友》里展示的王瘦吾小店卖的东西、《异秉》里描述的王二熏烧摊子卖的货物,等等,生活的氛围就这样凸显出来。这个本事只通过读书是无法达到的,没有深刻理解那个东西的气味,写出来的文字就会很呆板,无法跟人物的性格合为一体。

中国新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小说看上去最繁盛,但实际上好像是在沙滩上建的高楼一样不稳固,而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比如当时张恨水的长盛不衰、还珠楼主的风行一时,包括解放区出现的“赵树理方向”,甚至包括张爱玲向传统章回小说借鉴的语言和故事。郁达夫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不是中国小说,中国的现代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而到40年代时这种小说创作陷入困境。汪曾祺最初也是按照西方的路数来创作小说,沈从文批评他的小说不叫小说,写的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每个人都要说格言,每句话都充满智慧的色彩,但这不是小说。

汪曾祺小说的完整,不是说他的小说有头有尾,而是每篇小说都写出了独特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杨汝絅举过《异秉》里面那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的例子,他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在很多县城里都有,但是只有王二身上带有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而且因为生意兴旺,这个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的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又奇妙地粘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位作家都敢于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王二的传神之处在于,他身上的气味如此复杂,以至于读者没有办法把王二从旧时高邮的小县城里剥离出来,我们用同样的笔调没有办法写北京卖煎饼的。

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写作

汪曾祺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浑然。他从事创作50多年,中间有各种力量拉扯、限制、压抑他,但是汪曾祺就像坚韧的气球一样,不管怎么拍打它,这个气球始终完整。他在1982年致杨汝絅的信里说,“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也还是只能按照我想写的那样写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允许,那我就不写”。他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希望我悄悄地写,你们悄悄地读”,他不喜欢被研究,不希望引人注目,也认为自己不会成为主流,就是一个边缘作家。他对这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自我认知。

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里,汪曾祺经历的苦难并不是最深重的。但是他的创作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并浑然一体,从民国到新中国,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当然汪曾祺一直在学习,除老师沈从文之外,老舍、赵树理,以及民间文学研究、张家口下放的经历、京剧创作经历,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烙印,但我们始终无法把汪曾祺归到任何一个派别当中,他就是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写作的汪曾祺。

汪曾祺曾说:“前30年生活在旧社会,后30年生活在新社会,按说熟悉的程度应该差不多,但是我就是对旧社会还是比较熟悉一点,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的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一个作家对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创作的自由。所谓创作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想象、自由地虚构,你的想象和虚构都是符合于生活的。”这段话实际在说明,小说怎样才能写出最重要的气氛,不仅他的小说可以证明这一点,其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读他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带入他的世界。他的作品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通往仙境的树洞,进去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也是“心灵鸡汤”,我们姑且承认这句话,但那不是一碗鸡汤,而是一间屋子都是鸡汤。

我想没有人会质疑汪曾祺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但是他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故事跟任何一位作家笔下的中国人、中国故事都不一样。这是一句非常粗浅的、像废话一样的结论,但这是我怀念汪曾祺的理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