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几十年来,潘光旦的名字和身影一直萦绕耳际,盘旋脑海,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潘光旦先生的文章,却一直写不出来。今值潘光旦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想就从我的导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品评说起。他们两人早在1930年以前就相识了。费孝通尊称潘光旦为老师,而且认为“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能让我的老师高山仰止的老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现在只能从照片里见到潘光旦先生,圆圆的脸上架一副圆圆的眼镜,总是带着慈祥平静的笑容。特别是他那张架着双拐不修边幅的照片,表达出他人格的鲜明一面:坚强乐观而且特立独行。

1913年,十四岁的潘光旦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按照美式教育方针,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并纳入留美考试的项目。潘光旦回忆道:“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他的右腿因摔伤而发展为骨结核,不得不截肢,从此终身架拐,家里原来预定的婚事也因此告吹,虽然成绩优异也差点没去成美国留学。但意外灾难似乎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他以顽强的精神,不仅保持每门功课优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与常人无异,在清华期间一样参加京郊几十公里的远足爬山,在昆明与同事徒步旅游,20世纪50年代深入民族地区的高山深谷调查。他更没有因自己的残疾之躯而自卑压抑,甚至拿自己的1200度高度近视和拄拐来开玩笑,说自己“方向不清,立场不稳”。有人笑他“读书如闻书,雪地行走如兽迹”,他也听之泰然,反以为乐。

潘光旦先生一生研究领域广泛,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首开中国性心理学研究。1922年他在选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时,就以新的精神分析方法写出读书报告《冯小青考》,深得梁先生赞赏,“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以后潘光旦还翻译哈夫洛克·霭理士七卷本长篇巨著《性心理学》,这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开先河之举,还是件冒风险的事情,“文革”时他就因此被辱骂为“流氓教授”,受到残酷迫害。

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34年至1952年,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社会学教授共19年,主要讲授优生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人才论等课程。潘光旦的“社会位育论”是把西方社会学与演化论中国化的一个范例。他从《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核心思想中提取“位育”两个字来替代社会学里“顺应”(或适应)这个概念:“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新发现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这概念的西文名词Adjustment或Adaptation,我们一向译作‘适应’或‘顺应’,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误在把一种互相感应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互相的,即彼此之间都可以发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说完全由人安排,是错误的;说历史与环境完全支配着人,也是错误。”

杨心恒先生认为,潘光旦用“位育”解释人与环境的互动,不仅是个概念的转换,而且是理论上的一大创造。“位育”虽然来源于《中庸》,但《中庸》里的“位”是指天与地各安其位,“育”是指万物在天地间生长发育。潘光旦的“位育”是“社会位育”,其中的“位”是说每个人都要各安其位,即“安其所”,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这样社会就有了秩序。“育”是“遂其生”,即在自己的位置与环境中发育成长,社会就有了进步。简言之,安其所是秩序,遂其生是进步。

潘光旦的“位育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也适用于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潘光旦先生说:“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体的企求。位育是两方面的事,环境是一事,物体又是一事,位育就等于二事间的一个协调。”后来他把“位育论”扩展应用于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方面。

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1952年秋,他从清华大学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先后在研究部和历史系工作。他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负责中南、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和调查研究,1953年初开始对“土家”进行研究。他博览史籍,通阅地志,搜读笔记,遍求经、辞、诗、集。在文献研究之外,他还执着地寻找深入“土家”地区从事社会调查的机会。1956年他和同事前往湖南等地,在26个调查工作日中访谈了70多个调查对象,其中包括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中学、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师,基层干部,以及轿工和过往行人等。他亲自撰写和组织撰写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湘西土家概况》三篇文章,从历史起源发展、语言与现状三个方面,将土家族识别为中国单一独立的少数民族,并于1957年1月得到国家正式承认。他还曾对畲族甚至住在中国的犹太人等有过深入的研究。

1959年10月到1964年4月,潘光旦参与《辞海》民族部分的编写工作,耗时长达五年左右,同时还参与中巴、中印边境的资料翻译工作。从1960年开始,潘光旦下决心通读二十四史,将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全部摘录出来,整理成一套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资料汇编。在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他依靠放大镜,对每部正史从头读起,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

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13—1922年,他在清华学校做学生,是学习和成长的九年。1934—1952年,他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是授业和服务的18年。在这期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十年、秘书长两年、图书馆主任(后改称馆长)14年。1952—1966年,他在中央民族学院,依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一生做学生和当老师,对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力主实施通才教育。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作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地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

潘光旦虽然从美国留洋归来,却反对西式实用化专业化教育体系。他在1932年写道,“甚盼中国教育与欧美宣告独立,而新教育的领袖,应根据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国内养成之”,因为教育只能产生并发扬光大于教育对象生存的土壤。他认为:“30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这忘本与不务本的一点上。新式的学校教育未尝不知道位育的重要,未尝不想教人生和各种环境打成一片;但是他们所见的环境,并不是民族固有的环境,而是20世纪西洋的环境。……他们并不采用逐步修正固有的环境的方法,而采用以新环境整个地替代旧环境的方法——结果,就闹出近来的焦头烂额的一副局面。”

怎么个焦头烂额?“就物质的环境而论,中国的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85%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能力,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臆说,尤以社会科学为多,尤以社会科学方面的臆说为多;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使85%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在文化的环境一方面,新教育的错误也正相似。它也是忘了本的。凡所设施,好像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对已往的文物,宣告脱离关系,并且脱离得越决绝越好似的。……以前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唯恐离‘经’背‘道’,失诸一成不变,不能有新的发展;今日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唯恐不离‘经’背‘道’,失诸无所维系,飘忽不定。”这些话到今天也不过时,许多仍是中国教育的痛处。

潘光旦先生是社会活动家,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从来不摆大学者、名教授的架子,所以他家常常是高朋满座、热热闹闹。潘先生一家都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喜欢帮助解决学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大家一到潘先生家,就会看到和和善善、亲亲切切的一家人,夫人赵瑞云是这个家的主心骨。1916年潘光旦回乡养伤,与表姐赵瑞云恋爱。潘光旦留美期间生活节俭,除了买书之外,还要拿出部分生活费供表姐上大学,以致回国时身上只剩一元钱。1926年潘光旦留美归国后两人正式结婚,除两个孩子幼年夭折之外,共育有五个女儿,分别取名乃穟、乃穆、乃和、乃谷、乃年,潘光旦吟诗云“女比儿柔不厌多”。他从来不打骂训斥孩子,夫妻俩更是相敬如宾。二女儿潘乃穆回忆说:“从我记事时起,看到父亲总是忙碌于学校工作,写文章,外出参加会议等,一切家务事,包括父亲和孩子们的穿衣吃饭,都靠母亲打理。”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赵瑞云组织教授夫人们上街卖自制的“定胜糕”,既补贴家用也鼓舞斗志。潘乃穆回忆道:“她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不会到公众场合去说话;和父亲一样的是,无论贫富、老幼、有文化没文化、城里人乡下人,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平等待人。……即便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来了客人她必定留饭。遇到困难者,她则随手把家中仅有的东西送给别人。”

潘光旦不仅家庭关系和美,朋友同事关系也特别亲睦。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工作时,系主任陈达是其学长,1916年留洋,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清华社会学的开创者。1934年陈达将潘光旦引进到清华,可谓知遇之恩。但潘光旦所理解的社会学与陈达相去甚远,其所秉持的大学理念也与陈达大相径庭,陈达先生主张培养专才,潘光旦则主张通才。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直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为止,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当陈达先生听说争论了一辈子的老伙计潘光旦去世,很少动感情的陈达先生作《哭潘仲昂》以遣悲怀:“廿年同事不平常,死去孤魂我断肠!梦里寻君徒自苦,醒来犹自独悲伤。”

费孝通说,“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作‘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所以他以《推己及人》为题来纪念恩师潘光旦,不仅怀念潘先生的“活字典”作用,更有学术的反思和做人的深刻领悟。

在这篇1999年写成的纪念文章的结尾,费孝通先生说:“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这可能是对潘光旦先生最深刻的理解和最深刻的评价。

潘光旦先生一生爱读书,爱抽烟斗,几无其他爱好。他那只神气的自制老竹根烟斗上刻着12字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是他的自我评价,或是自我的期许,抑或是“无我”的超然自得?特立独行的潘光旦先生早就走了,但他的身影和故事一直留在人间。或许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还会见到不一样的潘先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