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特别铭记。他们为国为民,勇往直前,用献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用牺牲铸立了不朽的丰碑,给民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盟英烈。

殉难盟员知多少

殉难盟员一共有多少,被追认为烈士的又有多少,这是很难有准确答案的问题。殉难盟员的数量,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据1950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除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杨伯恺等人外,在川、陕、甘、晋、粤、沪等地牺牲者超过90位。据1951年7月《盟讯》所刊《本盟先烈调查表》,所列盟员先烈共92位。据《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除了先期牺牲的王任等八位盟员以外,还有100多位盟员先后殉难;而在改革发展时期,周承玺、林文炳、杨锡恩等也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2019年民盟中央宣传部征集民盟英烈资料,各省级组织共报送民盟英烈106位。近期,笔者通过查询民盟中央及各地资料,汇总核对的数据为135位。以殉难地统计,四川33位,重庆29位,甘肃18位,陕西15位,上海12位,山西5位,湖南及海外各4位,云南3位,浙江、江西及广东各2位,黑龙江、河南、安徽、福建、广西、海南各1位。但这一数据依旧存在误差。

盟员殉难的时间跨度长,涵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1946年4月23日牺牲的王任,被认定为民盟殉难第一人;最晚则是1985年因公牺牲的杨锡恩。1949年10月前,殉难盟员一共70位;新中国成立到1951年大陆全境解放期间,有57位盟员殉难;其后又有薛永黍、吴锡柳、叶子元殉难于新加坡、印尼等国,孙义智牺牲在朝鲜战场,李敷仁病逝于西安;改革发展时期,林文炳等3位因公牺牲。杨锡恩、杜汉三、杜斌丞等牺牲时已逾花甲;1951年2月被武装叛匪杀害的王定阳,牺牲时只有16岁。于渊和杨伯恺于1949年12月7日殉难后,分别在民盟一届四中、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盟员殉难地点很多,遇害的方式也不一样。无论阵亡战场、瘐死狱中,还是被暗杀、枪杀、勒杀、活埋等,都意气壮烈,终无挠辞。一大批盟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西安、兰州、重庆、成都等地被集体屠杀,江西宜春、湖南浏阳多位盟员在战斗中阵亡,四川简阳、双流13位盟员在征粮剿匪中牺牲,这些民盟先烈为国为民的英勇事迹为后人所景仰。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后,薛永黍等盟员在海外反美反蒋斗争中殉难,书写了民盟海外斗争的光荣历史。焦伯荣、郑显芝等本以“危害国家”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但在上海即将解放时仍被杀害,令人扼腕悲愤。陶行知烈士因脑溢血病逝,间接原因是“李闻血案”及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李敷仁烈士虽病逝于1949年之后,但其早在1946年5月曾被绑架并被秘密执行枪决,所幸子弹未伤要害,死里逃生。李敷仁病逝后,经毛泽东同志批准追认为烈士。

因为不屈斗争和光荣牺牲,一大批盟员先后被追授为“革命烈士”等光荣称号。因为多种原因,烈士的追认有时是复杂而曲折的。比如,江西省“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第一纵队”,是民盟江西临时支部组织的一支地下武装,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当作反动武装。1983年,民盟江西省委经过调查研究,报经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示,确认“一纵队”是革命组织,余叔怡等五位盟员被明确为革命烈士。从现有材料看,仍有部分殉难盟员因为各种原因未被认定为烈士。

一批殉难盟员生前曾参加武装斗争,体现了党盟合作深化及民盟政治转向的过程。1947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曾专门开会讨论西北民盟问题,认为西北民盟有“一开始就搞武装”等特点和优点,并取得了“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使一些实力派人士靠近我党”等成绩,提出今后工作之一是要“着重搞武装工作,以配合我党在关中的武装活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告要坚持“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按照“群众性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积极支持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在晋、浙、川、康等地策反活动中及在湘赣边、川陕甘边、川康边、川东及东南沿海游击区等地的战斗中,一大批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共党员及其他党派成员并肩战斗、流血牺牲,共同谱写了多党合作的绚烂篇章。

纪念英烈未停歇

先烈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献身精神值得传承。自“李闻血案”以来,各地持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民盟殉难英烈纪念活动。

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后,延安和苏皖解放区、重庆、成都、上海等地群众及海外侨胞隆重集会悼念两位烈士。其中,重庆各界有6000余人参加追悼会,上海各界有5000余人参加公祭大会。此起彼伏的追悼活动,汇集成控诉国民党坚持内战和独裁的群众运动。

为纪念殉难盟员,民盟还设立了专门的纪念日。1947年1月,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为纪念李公朴、闻一多及民盟其他殉难人员,会议决定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中国民主同盟殉难先烈纪念日。

1949年7月15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暨北平市支部在北京饭店六楼礼堂联合举行首次民盟殉难先烈纪念会,各界参加者200余人。向烈士行礼默哀后,大会主席沈钧儒报告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黄竞武、曾伟六位先烈的生平及殉难经过,并宣布民盟已组织专门委员会,负责办理纪念公墓、纪念馆相关事宜及筹募家属生活费及子女教养费等,以慰先烈,而尽生者的责任。李维汉首先被邀讲话,他提出这个纪念日不止是民盟的纪念日,殉难的先烈是为了人民事业而牺牲的,一切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都要纪念他们。其后,李济深、郭沫若、刘王立明、臧克家、李伯球、韩兆鹗等先后讲话,他们或追怀先烈生平事迹,或强调生者的责任,或讲述先烈对自己的影响,或表达学习先烈的意愿。

1950年民盟殉难先烈纪念日来临前,民盟总部通告各总支部及各省市分支部于该日一致举行纪念会。7月15日,民盟总部与北京市支部在总部礼堂联合举行纪念仪式。张澜、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总部及市支部所属盟员75人参加活动,重庆渣滓洞脱险盟员唐弘仁报告了重庆民盟殉难烈士慷慨就义时的英勇事迹。

1951年7月15日,民盟总部在北京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民盟殉难烈士纪念会和祭灵仪式。全国政协、中共、其他民主党派及首都文教界代表,各高校负责人、教授及烈士生前亲友等共约200人参加仪式。张澜主席亲临祭奠,沈钧儒致辞,李济深、徐冰、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许德珩先后讲话。纪念会和祭灵仪式后,由闻一多烈士安葬委员会为闻一多烈士举殡,并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安葬仪式。同日,民盟西北总支部、民盟西安市支部也在西安易俗社举行纪念民盟先烈大会。

1951年后,大规模集中纪念民盟殉难先烈的活动曾一度中断。1956年和1961年的7月15日,民盟中央分别举行了民盟先烈李公朴、闻一多殉难10周年、15周年纪念会。“十年内乱”期间,民盟组织活动基本停止,没有再开展殉难先烈纪念活动,一些殉难盟员及其家属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拨乱反正后,民盟殉难烈士纪念活动得以重新举行。这一时期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活动已不再把民盟殉难先烈纪念日作为特定时间,也不再把殉难盟员群体作为纪念对象,纪念活动主要围绕杜斌丞、李公朴、闻一多等代表性盟员烈士举行。比如,1982年10月7日,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杜斌丞同志殉难35周年、杨明轩同志逝世15周年,这次有习仲勋同志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会议规格极高。又如,1986年7月15日,民盟中央在北京举行大会,纪念民盟成立45周年暨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殉难40周年。同年7月20日开幕的“中国民主同盟历史资料暨先烈生平事迹展览”,展示了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等民盟先烈的生平和事迹。此外,民盟中央还于1996年7月8日举行座谈会,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50周年。2016年7月5日至6日,民盟中央在昆明举办李公朴、闻一多殉难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这一时期,民盟各地方组织也以多种形式纪念民盟先烈。比如,民盟云南省委先后举办过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殉难35周年、40周年及50周年纪念活动。又如,民盟重庆市委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修建“一一·二七”盟员烈士纪念碑,并多次举办纪念盟员烈士活动。近年来,更有一些地方创新方式方法,创建李公朴支部、闻一多支部、陶行知支部,开展“重走公朴路”等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依托盟员英烈纪念设施建立传统教育基地,则是全盟普遍的做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与盟员英烈相关的传统教育基地近30个。

拾遗补阙路犹长

在首次殉难盟员纪念会上,李维汉曾建议应该对殉难盟员作详细的调查。其后,各级民盟组织高度重视,多次开展盟员英烈调查,留下了一批珍贵资料。

据《人民日报》报道,1950年1月至2月,民盟中常会前三次会议均有与盟员英烈相关内容,足见殉难盟员调查是当时民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7月《盟讯》所刊载《本盟先烈调查表》的“编者按”,向全盟发出过倡议:“惟本盟殉难烈士,遍及全国各地,调查颇为困难。凡本盟同志,均有责任帮助完成这件调查工作,如有了解烈士殉难情况者,希随时报告总部。”不久,民盟总部编印《中国民主同盟先烈史略》,介绍殉难盟员事迹。1980年代,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开展相关调查,《中央盟讯》“缅怀先烈,奋进不息”专栏刊载《光荣殉难及因公牺牲盟员名单》,专题介绍殉难盟员。其后,《民盟英烈》分别于1988年和2007年编印下发。

近年来,各地盟史资料逐年增多,民盟英烈生平事迹以盟史专章或编印单本等方式得以呈现。此外,各地英烈纪念设施不断新建或完善,《歌乐忠魂》等地方党史研究资料、《前进》等党派刊物乃至新闻报道中关于殉难盟员的资料也呈叠加之势,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中华英烈网等则通过图片展等方式提供了大量信息。凡此种种,均为查询殉难盟员信息提供了方便。

然而,殉难盟员调查并非易事,现有资料也还有疏漏,调查工作还有进一步推进的必要。比如,据《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载:重庆解放前,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牺牲的民盟烈士有陈然、邓惠中等28人。然而,据《重庆民盟史》及歌乐山烈士陵园盟员烈士纪念碑所记,当时牺牲的盟员烈士为27人。多出这一人,是被追认的烈士费巩,是尚未定性的徐也速,还是有诸多盟员烈士证明材料的杨泉新?又如,据《江西民盟四十年(1946—1986)》等资料,1980年代初,被当作反动武装长达36年之久的“一纵队”的平反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有张炎生等11位同志因追认烈士的手续尚未办妥而未被列入烈士名录。又据《盟讯》所刊《本盟先烈调查表》,1950年代初民盟江西省支部所报名单为18人(含牺牲在九江的于灿烈)。前后两次调查材料不仅人数不一致,而且姓名不同者过半,是同人不同名,是调查范围不同,还是其他原因?此外,殉难盟员籍贯、出生地、生卒年、殉难地等基本信息在不同材料中不一致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殉难盟员调查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民盟组织松散性、发展曲折性所决定。早期盟员登记制度不健全,组织没有保存完整的档案,后遭遇“十年内乱”等影响,一些盟员及盟员事迹的认定只能靠知情人证及档案、口供等物证。二是斗争的需要。除了早期名和字兼用等普遍情况外,还存在使用化名、别名等特殊情况;在隐蔽战线上,一人多名的情况更多,党盟交叉者尤甚;而盟员参加武装斗争牺牲者,更是难以准确统计。三是登记及调查工作存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在重新登记盟员时存在遗漏或偏差;各级各地各系统调查所据材料不完全一致,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传抄失误、以错证错、以讹传讹等现象,更是不可避免。

在首次民盟殉难先烈纪念会上,李济深曾强调,先烈们牺牲小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死者景仰和学习。为“告慰先烈”“尽后死者的责任”,为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有必要继续调查、不断补充、深化研究,让更多殉难盟员“回家”,为更多殉难盟员“画像”“正名”,让殉难盟员在更多人心中“复活”。

要继续深入开展调查,进一步比对、甄别,做好校勘及增删。褒扬烈士制度化后,继续追认盟员烈士身份,有赖于系统整理研究。暂时不能定论的可以分类表述,确认的可详述,存疑的则略表。编史选定论,研讨则多索隐。要扩大范围,拉长时间,丰富材料。比如,周承玺、林文炳、杨锡恩等因公牺牲盟员的事迹还需要系统整理;抗美援朝牺牲甚众,但目前殉难盟员统计在册的却只有一位。又如,有中共及其他党派身份的殉难盟员,各方表述角度不尽相同,所见材料也存在差异,还有博览通鉴的必要。要加强对先烈精神的现实关照,通过英烈义举挖掘初心内涵、讲好合作故事。全盟要做好统筹,各地要发挥作用,通过宣传读本、传统教育基地等多种载体,献花、诗歌朗诵、故事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盟员英烈纪念活动。

血沃中华,浩气长存。不管盟内盟外,无论有名无名,为正义付出的牺牲,终将被编入记录一个民族复兴过程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