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具有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三重人格的爱国知识分子。“诗人”指的是他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贡献,“学者”是指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的成就,“斗士”则是对他为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献身精神的褒扬。三重人格中最辉煌的无疑是“斗士”。所谓斗士,概括地说是坚持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拥护共产党民主建国路线的战斗。若进一步展开,则具体表现在为实现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的不懈努力。故认识闻一多,就不能不首先考察他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从“君子群而不党”到成为民盟一员

闻一多是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从小深受传统爱国爱民思想的影响,懂事后又受到民主共和观念熏陶。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的积极分子。赴美留学后,他参与发起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江会,澳门回归时全国传唱的《七子之歌·澳门》就是闻一多为《大江季刊》创作的一首“国家主义的呼声”。

闻一多虽然热心于爱国活动,但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清高的通病。日常生活中,他们极力保持独立人格,与不同志趣者保持距离。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推崇“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闻一多早年在清华的社团活动、留学美国的社会交往、回国后在北京聚集的《晨报·诗镌》诗人圈、在上海参与的《新月》月刊以及在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来往的朋友,都是闻一多认为的“君子”,这反映了他骨子里的清高意识。对于成分复杂的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民盟早期的基本构成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即“三党三派”。由于闻一多推崇国家主义,所以与国家社会党关系较为密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他与闻一多九年清华同窗,是闻一多学生时代关系最密切者之一。同样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国家社会党成员潘光旦,与闻一多是莫逆之交,友情甚笃。国家社会党的党魁张君劢,虽与闻一多来往不多,但其弟弟张嘉铸(禹九)与闻一多关系颇深。除了国家社会党,闻一多与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也有过一段交往,对李璜印象颇好。按照常理,闻一多有这样的朋友,他参加民盟应该顺理成章。然而闻一多却认为,若要加入组织,就参加共产党。不过,社会的动荡和严峻的形势最终改变了闻一多的想法。

西南联大是一所提倡学术自由的高等学府,允许讨论各种思想,但还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开讲中国共产党。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盛赞抗日根据地的诗人田间的作品,而且专门为《生活导报》写了“一篇你们意想不到的稿子”——《时代的鼓手》。这篇文章中,闻一多摘引了田间《多一些》和《人民底舞》两首诗,认为这些诗不只有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闻一多点睛地指出:“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时代的鼓手》是闻一多思想转变时期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呐喊,接着便一发而不可止。

闻一多的转变最为突出的表现集中在1944年。2月20日,他在《云南日报》发表了《复古的空气》,批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恢复传统的主张,认为这是“知识和领导分子”的倒退;3月1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应改变儒家“孝”的家族主义观念,走民族主义的路;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行“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闻一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5月8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召开“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文艺晚会,闻一多在会上强调:“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闻一多的诗人气质、责任担当,使他的转变非常迅速。6月25日,他在《云南日报》又发表更加尖锐的《可怕的冷静》。当时,有些持重的人用“冷静”的态度“审慎”劝告抨击黑暗腐败现象的青年,闻一多对此非常反感。他说:“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

1943年闻一多开始在校园里公开称赞共产党,1944年已经公开批评国民党,这种政治转变,正是他走近民盟、参加民盟的思想基础。大约在1944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已经是民盟盟员的吴晗再次邀请闻一多加入民盟。闻一多起初仍然有些犹豫,经过认真考虑,他发自肺腑地说:“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

1944年6月前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龙云联络工作的华岗,为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准备建立一个名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团体,闻一多成为他们争取的重点对象。华岗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笔杆子,他的知识分子气质拉进了与闻一多的距离,两人相见恨晚。闻一多很高兴地表示一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曾昭抡等教授参加。于是,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的协助下,西南文化研究会诞生了,为民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文宜、潘大逵、辛志超、闻家驷、费孝通等亦是这时相继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最初,西南文化研究会侧重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座谈的内容转移到学习上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事分析等。

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对闻一多的政治生活具有标志性意义,他想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就是这时产生的。他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华岗、张光年等人。不过,华岗、张光年都对他说,如果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听了这话,闻一多才下决心加入民盟。

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是当时许多青年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一次,闻一多和几位青年人在谈这个问题时,他带着现身说法的口吻娓娓地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又有些人还不了解共产党,因为反动派在各方面封锁得太严苛了。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参加民盟,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也是很好的。”

为民盟书写光辉诗篇

保卫大西南

闻一多在多种场合说现在是个非常时期,已经火烧上眉毛了就得抢救。

闻一多加入民盟后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云南民盟以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名义与文化界、教育界联合举办的“双十节”纪念会上,喊出了“保卫大西南”这一口号的。这次大会是“皖南事变”后云南各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闻一多作为主席团成员登上讲台,这是他自抗战爆发以来第一次走出校门,来到5000群众面前。大会开始后,闻一多第一个演讲,痛斥国民党独裁统治,呼吁要“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

大会结束前,闻一多以响亮的声音宣读了由罗隆基起草、自己数次修改润色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底稿是闻一多和李公朴誊录的,《宣言》在“召集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问题上明确提出,“全民政府既向国是会议负责,即应由国是会议产生。新政府的人选应包括全国各党派之代表及全国无党无派才高望重之人”,这与9月间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建议的精神完全一致。

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是昆明人民空前盛大的誓师大会,闻一多在会上的姿态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在敌后从事抗日活动的赵俪生,是闻一多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收到他的同学、当时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的王瑶的来信,信中称闻一多“老当益壮”“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为弟十年来所仅见”。

护国起义纪念

1944年是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昆明学生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后,各学校师生又举行七七抗战纪念座谈会,接着是社会各界的“双十节”纪念大会,最后是全市民众联合进行护国起义纪念。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以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名义进行对外报道,实际组织筹备者是云南民盟。

1944年12月25日,昆明全城喜气洋洋,机关学校放假一天。上午省政府举行官方的扩大纪念会,下午是各界群众的纪念大会。后者由闻一多与李公朴、罗隆基、吴晗、潘光旦、潘大逵等人组成主席团,潘光旦担任大会主席。

当时,柳州已于10月11日陷入敌手,广西重镇桂林也于11月10日失陷。12月2日,日军快速纵队占领贵州、四川门户独山,使西南大后方直接置于日寇的俯视之下,云贵川人心浮动,市面混乱,直至12月8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局势才稍有缓和。闻一多以《护国起义与民主政治》为主题的讲演指出这种危急的局势与当年袁世凯称帝的性质同样严重。他直指现实,为在场的人展望未来:“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通过了《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由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并誊录,它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宣言》历数了抗战以来政治上的纲纪废弛,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外交上的得罪友邦,教育上的党化奴化,军事上的一溃再溃,强调在这样的时刻纪念护国起义,意义就在于“它曾在全民族反对独夫政治,反对封建余毒的胜利中,为我们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纪念大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闻一多一直走在队伍中,人们高呼“发扬护国精神,消灭法西斯蒂!”“打倒专制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保卫大西南!”游行结束前,闻一多被人群拥到高处,他激动地对四周的人们高声道:“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这是人民的力量。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反对赴说客

1945年四、五月间,中国召开了两个为中外人士瞩目的大会,一是4月下旬在延安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是5月初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惟有成立联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国时局的出路”。后者则拒绝建立联合政府建议,指责共产党搞“武装割据”“破坏抗战”。拟于7月7日召集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将讨论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决定给予抵制。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

没想到这件事在民盟内部却产生了认识分歧。云南民盟为此专门致信民盟中央申明看法,劝阻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赴延安说服中共代表参会。因盟内不少人主张国共双方应“以大局为重”,一切问题均可商议,促进团结并不违背民盟宗旨,故云南民盟的信未能阻止此行。但也不能说没有发生作用。最终黄炎培等人以个人名义成行,到达延安后只谈团结问题,并没有敦促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

云南民盟得知他们的意见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决定向社会公开表明态度,这便是《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发表时恰为黄炎培等人启程的7月1日。目前保存的《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电文,三份底稿均有闻一多参与。

这篇电文分析了参政会的人员构成,指出执政党的代表占全体人员8/10以上,而且无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代表亦由政府圈定,致使在野党派代表已不足法定的提案人数;参政会自第二届改组后,规定大部分参政员由省参议会选举,而诸省参议会均为一党包办下成立,即便省参议会选出的代表,实际上也是事先早由政府指定者;参政会的职权,仅限于咨询顾问,一切决议概无法律效力,必经最高国防委员会核准;参政员的提案亦事前必由秘书处审核,且主席团还有禁止某议案提至大会讨论的权力。这样的规定何以表现出民主呢?

这件事在民盟史上鲜有提及,但闻一多和李公朴、吴晗、尚钺、冯素陶、常任侠、费孝通、曾昭抡、楚图南、闻家驷、赵沨、张光年、潘光旦、潘大逵等都签了名的电文,无疑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可以看出,闻一多首先认识到“抗战”与“建国”密不可分的关系,认识到抗日战争不仅要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更要建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救国,就必须有目标明确的政党,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象牙塔,参加政治组织。闻一多对中国民主同盟的认可、接受、奉献过程,既是他个人的奋斗历程,也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作出的政治选择与归宿。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闻一多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认识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地位与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