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鼎院士谢世已一年有余了。

初识刘先生,还是在大家都叫我“小丁”的时候。依稀记得是1994年的夏天,我有幸受邀到贵阳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举办的面上项目评审会。

当时参加基金评审的评委基本上都是我的前辈,光鼎先生也在其中,并且他是地球物理评审组的组长,我则参加地化组项目的评审。刘先生当时在地球物理所工作,我在地质所工作,两所是同属中科院的兄弟单位,但我是小字辈,以前并无缘分同他近距离接触。

那时的刘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并且喜欢喝酒、打扑克牌。每到吃晚饭时,他都会买上两瓶二锅头,先给自己倒上满满一大杯,并把我们几位他认为能喝的都叫到他那桌,也都得倒满一大杯,边喝边聊天,他一会儿四两二锅头就能下肚,并且毫无醉意。

晚饭后,他又喜欢把我们几个叫到他房间聊天打扑克,那时北京流行一种叫“拱猪”的扑克游戏,我当研究生时就喜欢同朋友们玩,也算是“拱猪”爱好者之一。刘先生也喜欢这个游戏,并且思路清晰、算度准确,可称高手也。有时候我吃完晚饭,如果先看会儿电视,去他房间稍微晚一点,他就会打来电话:“小丁,怎么还不来报到啊?”

光鼎先生那时评上院士已经十几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院士,在我国地球物理界堪为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但他丝毫没有架子,甚至有些“没大没小”,让我们这些平常仰望于他的小字辈在他面前毫无拘束之感,并常常从心底里赞叹:这老先生太豪爽,太率真,太好玩,太可爱了!

熟识刘先生后,我便得以从更多角度了解先生的过去经历和多种爱好。

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老清华园的教授,北平还没解放,他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大首拨物理系毕业生,并且在地质与地球物理两大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很早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先生才华横溢,爱好广泛。我们结识不久,他便送我他的一些著作,其中两本是关于太极拳的小册子。他从小习拳,还是吴氏太极拳的重要传人,据他自己讲,“文革”期间,他挨斗、“靠边站”,便用物理学知识尤其是力学原理对太极拳的不同招式作了攻防解读。

这两本小册子是老先生的得意之作,每当我们喝酒时聊起它们,刘先生总不免脸上发光,颇呈自得之意。据说他在地球物理所当所长时,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在所院子里练拳,同时也发展了不少太极拳爱好者。

刘先生还喜欢作诗泼墨,他也送过我自选诗集,写的是旧体诗,一读就知道很有旧学功底,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豪放的外表下有其内心细腻、敏感的一面,生活中的不同场景、不同体验均可被他提炼成优美的诗句。他也喜欢挥毫,一手行楷大气磅礴,直追晋唐,地学界的同行常常向他求字,他也来者不拒,挥笔即就。

在我们地学圈子里,刘先生有个外号,叫作“刘大侠”或“大侠”,对此他老人家也欣然受之。我没有向他询问过这个外号的由来,但猜测一定同他的性格有关。

刘先生重义气,好打不平,谁有事求到他,只要说上几句好话,他都会满口应承,大有“包在我身上”的气概。如果有人到刘先生面前告谁的“状”,尤其是对地球物理学科不利的“状”,他都会手拍案子:“这小子!”似乎要马上前去理论一番。

当然,“刘大侠”名号也可能同老先生喜欢武侠小说有关,他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忠实读者,出差在外,他的行囊中一定会有武侠小说。如果聊天聊到金庸,他就会把“金大侠”写的15部小说述说一遍:“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据我所知,我们地学同行中喜欢读武侠小说的不在少数,但爱好到刘先生程度者委实不多。

我猜测,刘先生好打不平的脾性可能同他喜欢武侠中的人物不无关系,他身上确实也有萧峰、令狐冲、杨过的影子。

1999年夏天,我同光鼎先生成了一所同事,从那时起,我同他的交往才深入到工作层面。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固体地球领域有地质所和地球物理所两个大所老所,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以及根据中科院从1998年开始启动的“知识创新工程”的内在要求,院党组开始谋划两所的整合。

当这个议题摆到桌面上时,两所的同志都颇为关注。刘先生作为地球物理所的前所长,当然免不了要身与其中,而我当时尚属小字辈,除了抱定“领导决定”的态度之外,其实对如何整合甚至合与不合都不很在意。

那段时间刘先生会偶尔召集两所的几个同事聊聊此事,我感到他完全赞同整合,并对整合后两大学科如何真正融合并服务于国家需求,尤其是在油气资源勘探、矿产资源寻找等实际问题上发挥作用非常用心。

从酝酿到宣布两所整合,印象中花了两年时间。这过程之所以用时较长,我后来猜测可能同选择谁当新所所长有关。两个大所老所的合并,理应找一位学养深厚、德高望重又相对年富力强的资深学者,尤其是院士来当所长,但找个这样的所长并不容易。最后院党组决定选个年轻人,就把担子压到我的肩上。

我当时只是地质所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副主任,并且我们室有我老师刘东生院士把握学术和工作方向,我这个副主任其实也不需要拿什么主意,因此是个典型的埋头做学问的行政素人。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一下子要挑起这副重担,心里惴惴是难免的。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问计于人,找两所的老先生、研究骨干交谈,听听大家有些什么想法、建议,并努力争取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光鼎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大侠性格,认为我能行,能干好,不要怕,有什么事需要他出面尽管说。他是原地球物理所的领袖人物,他的支持当然使我平添了几分胆气,居然也有了点“咱不干谁干”的霸气。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论,两所的整合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其间并没有出现风波,这对我这个新所长来说十分幸运。后来总结,整合工作之所以比较顺利,与光鼎先生、孙枢先生等老领导老院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密切关系。

整合之初,院党组交给的任务是遴选一支骨干队伍进入“创新基地”,并给予增量资源的支持,其他职工则继续以存量资源运行。因此一所被分为“基地内”“基地外”两大块,并实现“双轨制”运行。

可以想见,无论是考虑个人荣誉还是实际收入,进“基地”是所有职工的首要选择。在遴选过程中,只要有稍许的不公正,或者有任何“夹带私货”的案例发生,我这个所长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因此,建立公正的遴选制度并严格遵循程序就成为头等大事。我们新的所务会通过商量,决定采用“全员待岗、分批上岗”的工作程序,即分批进“基地”。先由全所院士和部分资深科学家成立研究所科学指导委员会,光鼎先生和孙枢先生这两位老所长担任委员会的双组长,他们同所务会的成员一道,作为首批进“基地”的人员。然后,所务会着手起草进“基地”各类人员的条件和任期考核标准,以及激励制度、晋级制度等文件,每个文件都由科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和修改,所务会最终通过后才颁发全所周知。之后由光鼎院士和孙枢院士主持多次招聘会议,完成进“基地”主体队伍的聘任。

在这个过程中,刘先生投入了大量时间,同孙枢院士一道,帮助研究所完成了这件最为棘手的工作,并组织所科学指导委员成员,在研究所今后的学科建设、学术方向开拓、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建议,使新的地质地球所在较短时期内走上了正轨。

我从这些老先生身上学到不少为人为事的准则,从一个性格比较单纯甚至有些冲动的年轻人慢慢成熟起来。为此,尽管我的恩师是刘东生院士,但在光鼎先生、孙枢先生面前,我还是严格地执弟子之礼。

我在地质地球所当了两届八年所长,卸任后不久便到院部工作。在研究所的八年中,我同光鼎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接触非常多。

据我观察,光鼎先生在性格上是具有多种色彩的人,但凡对他脾气,他什么都好说,不合他脾气的人,对他还是多少有些怵惧之心的。尽管他与人为善,但有一点是绝对不能“得罪”他的,那就是对地球物理这一学科的不重视、不支持。

他把地球物理看得比个人的一切都重要,所里的同志,包括在外单位工作的同志,但凡做地球物理的,只要到他面前求教、求助,他都会倾力帮忙。地球物理于他,既是内心最温暖的存在,也是心中最柔软之处。

到院部工作后,尽管所里还为我保留了办公室,还有我一个小小的团队在工作,但由于杂务缠身,我并不经常回所。刘先生那时已年届八旬,尽管吃肉喝酒的水平依旧,但也放慢了工作节奏,我平常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听他高谈阔论的机会则更少了。但每年春节前,我必定要到他家里去看望他。每次我们都会谈谈地学、谈谈中科院、谈谈研究所、谈谈相互熟悉的同事和朋友,他还是那么的精神矍铄、才思敏捷,每次同他告别,我都会非常欣慰。

直到最近两年见到他,发现他一下子消瘦了、动作迟缓了,我明白这是他的糖尿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了。刘先生罹患糖尿病已经几十年了,年轻时胃的大部分还被切除,照理应该注重保养身体。但他不怎么听医生的,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有时候还瞒着老伴儿偷偷在外喝几两。

他是豁达之人,有时还有点任性,劝他不会起太大作用。并且我还有些认同他的豁达,认为搞地学的,以百万年为一个时间单位,人生的短长,似可忽略不计。但去年春节前去他家,看他步履蹒跚的样子,我很担心他,便劝他一定要听医生的话,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不愿同我谈身体,而是问我以后院士到年龄就要办退休,他在哪儿继续工作更合适,是留在研究所还是去国科大。

去年夏天,我在东北调研,突然接到朱日祥院士的短信,说刘先生病危,问我能不能见他最后一面。我当即订了第二天回北京的机票。谁知当天晚上刘先生就去世了。想不到下一步他到哪里工作,竟成为我俩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

这些年,随着地质地球所一位位老院士的故去,我在伤悼之余,常常会在心中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老先生尽管性格各异、经历不同、专业有别,但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我或许没有能力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们赤诚的家国情怀,永不消退的事业心,甘于清苦、甘于奉献、不求获取的高度自觉,还有对年轻同志的关心、帮助、爱护之情,都是其熠熠闪光之处。我相信,这些品质具有永恒的价值,也将成为我们地质地球所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刘光鼎先生千古!

(本文为《刘光鼎先生追思集》一书“代序”,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