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伊始,高校就事件频出。先有海外女学者罗茜茜发布网络公开信举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继而媒体又爆出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不甘导师压榨溺水自尽。一时之间,高校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导师沦为职场“老板”,利用其权力迫使学生进行非学术性活动,把学生视为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而进行压榨的学界潜规则渐渐浮现于世人眼前。

随着自媒体的繁荣,每个人都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而熟练玩转社交媒体的研究生更乐于将学习、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或矛盾于网络上公开,从而触发高校舆情。上述研究生与导师的紧张关系更成为此类舆情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影响着个别导师或者高校的声誉,更极大地损害了我国高校教师的整体形象。

要想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就需要高校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构建起一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制度红线,规范并约束导师权力,避免“有权就任性”的现象发生。

高校师生矛盾的根源

无论北航性骚扰事件,抑或寒门博士自杀事件,都根源于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对于学生的绝对支配权。导师不仅担负着指导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责任,成为研究生培养的责任主体之核心,还承担着培养质量的第一道检验职能,如果不取得导师的同意,研究生就无法进入到毕业考核的基本程序之中。这导致导师直接掌握着研究生能否毕业的生杀大权。

由于导师与研究生朝夕相处,能够清楚了解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状况,能够根据其专业素养为其指定研究方向,明确其个性化的研究计划,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的培养方案。也只有导师最清楚其是否具备了足以匹配其学历学位的专业能力,在最合理的时机允许其进入毕业答辩阶段。因此,在世界各国的研究生教育中,研究生培养质量评判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导师,这并非我国特有现象。

正由于导师是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第一道关隘,如果导师不同意某名学生进入毕业设计阶段,那么,在当前我国高校的研究生管理制度下,即使研究生实际上掌握了高深的专业知识,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也无法获得毕业资格。这种权威自然导致很多导师能够对学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颐指气使,而学生则只能对导师垂首帖耳,唯命是从,别无选择。

正如西安交大博士自溺事件所示,即使导师命令其做一些端茶倒水、擦车购物之类的打杂工作,学生也根本不敢说个“不”字。更有极少数师德低劣的导师以毕业资格威胁,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或者勒索钱财,把学生视为待宰羔羊,肆意剥削。一些黑心的导师为了让研究生继续为自己承担的课题服务而拒绝授予他们答辩资格,迫使其延期毕业,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欧美高校避免师生矛盾的机制设计

以笔者曾学习过的英国为例,英国各高校普遍从制度上严格界定了师生之间的公私边界。导师仅承担研究生的科研指导责任,无权支使学生从事任何与其学术研究或个人培养无关的私事。换言之,虽然导师可以为研究生制定学术研究计划,布置研究任务,监督其研究活动,但是其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与其取得学历学位紧密相关。在英国高校,导师支使学生从事除此之外的任何私事都被视为一种职权骚扰,构成一种严重的违纪活动,学生完全有权拒绝。

在欧美高校研究所中,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承担着研究生管理及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旦学生认为导师的要求不尽合理,或者认定导师要求自己所做的事是与个人培养无关的职权骚扰,就可以投诉至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这些投诉一经查实,绝大多数导师都将面临丢失工作的风险,严重者甚至会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很多英国导师根本不愿意或者说根本不敢让学生帮忙从事一些最为简单的跑腿工作的原因。

2017年年初英国媒体曝光,自2011年至2017年,在英国的120所大学中,学生至少提出了169份被教职工性骚扰的投诉,其中37名教师因此丢掉工作。牛津大学更以11宗性骚扰投诉遥居榜首,令人大跌眼镜。这一方面反映了高校性骚扰案件并非中国高校特有,而是全球高校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的一项顽疾,而另一方面,这种不遮不掩、勇于自曝其丑的做法也反映了英国学生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学校有效地维持合理师生关系的努力,因而避免了校园性骚扰事件的过度蔓延。

中国式师生关系的构成

与英国的师生关系相比,中国式复杂的师生关系本来就有着极其现实的客观环境。在英国的高校中,像打印、复印、取送材料等简单劳动都是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这大大减少了教师的日常事务性工作。而这些恰恰是最为中国研究生所诟病的替导师打杂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下,研究生导师往往作为高校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骨干而承担着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比如简单的填表与制图、数据整理与分析、资料的打印与复印、票据的粘贴与报销等,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却往往会耗费教师们极大的时间和精力。高校的众多职能部门更突出其管理职能而非服务职能,因此更为臃肿的机构设置不仅无助于减轻教师工作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如果中国高校的导师完全不将那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交给研究生,而选择自己承担,反而得不偿失。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管理中,研究人员自身的劳动投入并不能算入成本,也就是说,即使导师愿意自己承担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他们仍然不可以从科研经费中为自己列支劳务报酬,其物化的劳动投入是根本无法进行资本转化的。而中国高校的科研管理又不允许像欧美一样,把日常的事务性活动外包给独立经营的专业化企业。与此相应,导师指派研究生从事各类简单劳动却符合财务管理的要求。对于那些科研能力较弱的低年级研究生而言,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并不会难倒他们,导师还可以借此增进师生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的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中,导师可以为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开支劳务费。对于那些科研经费雄厚的导师而言,布置学生从事日常事务性劳动,甚至在公私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下,像寒门博士自溺事件中的导师那样,布置学生帮助自己从事擦车、购物等私人性质的活动,而从科研经费中列支,自然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了。

其实,研究生教育非本科生似的以课堂教育为主,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工作布置往往也都是从低年级的打杂到高年级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结合的递进。如果导师能够尊重学生的劳动投入,为其工作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对于没有太多收入的研究生而言不失是一种补助,更为重要的是,这其实也能成为研究生进入社会之前的一次重要模拟。因此,在笔者看来,不应该简单地把导师给学生布置的所有非专业性工作全都否定掉。诸如会务接待,商业课题的洽谈、运营与汇报,也许与专业学习关系不大,但却足以让学生接触更为广阔的领域,培养更多样化的能力。

当然,中国式的师生关系也更多源于长期的封建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天地君亲师”的等级秩序中所蕴含的下级对于上级、学生对于老师的绝对的遵从传统。根据笔者的观察,即使在公私分明的英国校园中,相较欧美学生,华裔与俄裔学生对于导师的服从性更为强烈,或者说这些学生往往更愿意主动强化与导师的联系,为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务,这其实也是源于两国文化中更为深厚的命令与服从传统。

规范高校师生关系的制度创新

北航陈小武事件后,完善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已经被摆上了很多高校制度改革的日程表。在笔者看来,反性骚扰绝不应该是规范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全部,更没必要把当前的高校师生关系妖魔化。对于当前众多高校而言,构建规范的高校师生关系,建立起制度红线,引导师生关系健康发展,而非隔绝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才是推进当前高校研究生管理的核心所在。

高校必须在尊重导师对研究生的评价意见的前提下,消除导师对研究生考核的绝对权威。可以想象,罗茜茜如果在读期间坚决抗拒导师的性骚扰,结果很可能是根本无法毕业。正是这种绝对权威导致少数师德低劣的导师敢于对学生下手。

在高校的研究生考核体系中,必须强调导师才是最熟悉研究生学习、科研情况的第一权威,导师对于学生的评价应该作为判断其学业水平的重要标准,但绝不应是唯一标准或者必要条件。当然,当前很多高校在导师同意研究生毕业后,还会将研究生论文送到同领域专家处进行盲审,只有盲审通过,才能进入答辩程序。在这一过程中,导师的同意往往是论文送审的前提,这也是导师的绝对权威的充分反映。

在高校的研究生管理中,更宜建立起包含校内、校外专家的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小组,小组成员由校内、校外专家库自动生成,但导师不得在内,这样就可以充分保证其公正性。当研究生导师同意自己的学生进入毕业流程后,则由其推荐该生向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小组提交毕业材料。即使导师不同意,高校也应该给予研究生一年提交一次毕业资格审核的权利,允许其独立提交毕业材料。为了弥补导师意见的缺失,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小组的人员构成则应该自动增补两名校外同领域专家,以保证其结论的客观、公正。

即使导师拒绝研究生毕业申请,研究生也可以向公平公正的第三方即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小组提出毕业申请。如果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小组同意,就可以进入论文答辩阶段。相反,如果审核不通过,则必须至少经过一年的修改,才可以再次提交,从而避免审核权的滥用。

同时,高校还应规范导师对研究生的管理,建立起规范的师生关系的投诉、监查与处理机制。一旦导师对研究生施以不当言行,研究生就可以向学校管理部门投诉,学校应在第一时间启动相关的调查工作,如果导师的行为被证实,则必须被严厉处分。即使投诉没有被证实,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意愿自由决定是否调换导师,研究生管理部门需协助其实现对导师的二次选择,从而避免师生关系破裂对于学生的负面影响。目前众多高校也存在导师调换机制,包括西安交大博士自溺事件后,校方也公布了学校存在通畅的导师调换机制。但是由于消息的缺失,或者对于原导师刻意刁难甚至报复的顾虑,该生最终还是走上了绝路。因此,在研究生管理中可进一步放开导师调换权限,诸如允许每名学生在学期间申请一次调换导师,同时辅以严厉的投诉、稽核机制,从而保证师生关系的正常发展。

要从制度上保证导师对于研究生工作任务的安排特别是与学历教育相关度不大的事务性工作安排,必须建立在公正自愿的基础之上。研究生有权拒绝导师安排的与专业研究无关的工作,甚至可以据此进入投诉流程。当然,如果研究生拒绝导师合理的专业研究指导,拒绝参与或配合导师的科学实验与研究活动,影响其专业能力的提高,其后果也应由自身承担,从而赋予研究生参与导师安排的各项工作的自由选择权。

为避免导师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的现象发生,高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可以针对硕士生、博士生,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以及不同劳动强度等制定不同的指导性薪酬设计,一方面,对于导师给予研究生的劳务报酬不予强行规定,另一方面,又通过指导性设计,引导导师给予研究生合理的劳务报酬,避免压榨学生现象的发生。

研究生师生关系的规范并非什么新鲜话题,研究生导师沦为“老板”,也是世人皆知的秘密。但是近期连续的恶性事件进一步揭开了当前我国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疏胜于堵,与其谈研究生师生关系而色变,将其妖魔化,不如进一步推进高校管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规范导师的权责,加强研究生权益的保障和维护,推进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