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洪荒年代,人类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其标志之一就是不知美丑。后来,人类发现那些接近于圆形的或平滑的石头更适于把握,看着也更顺眼,五颜六色则令人赏心悦目,有些还有着特殊色彩、光泽,这些稀有的石头就成了珍稀物品。由此,人们懂得了选择,进而去追求获得。这应该就是最原始的审美和鉴赏。

此后,人们逐渐学会用劳动力改变自然的状态,开始打磨,进而发展到切割。慢慢的,人们发现了圆形的对称,而对称的均衡美感给予人稳定感。与之相应的是,火的发现与保存不仅解决了照明及食物熟制的问题,人们还在偶然中发现经过烘烤之后的泥土变得更硬,这一发现使全人类进入了陶器时代。从早期的不规则陶器到圆形体陶器,人们从实用出发,进而开始注意到美观,陶器成了美的表达对象。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直接用有色的矿物质液体画在陶器上,彩陶取代了素陶。人类开始用绘画和色彩表达各种意义,特别是与氏族、图腾相关的内容,并在传播中成为一种共识。

美的发现表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美的创造则表明人类开始脱离原始状态,提升了文明的高度。现存于世界各国博物馆中的原始社会陶器有着相似的造型与图案,这反映了人类初始阶段在美的发现与创造方面有许多超越地区、民族的共同之处,美的地域性特征在人类的初始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

历经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时代,以灿烂的青铜文化把中华文明带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这个时期,审美关乎政权的礼制与威严,美开始走向专享,并以此划分出社会阶层,比如饕餮纹即专为表现帝王的尊崇。日常器物所表现的美学则更多的是从生活中汲取形象素材,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所表现的正是美与现实的关系。

距今2300年左右,楚国的屈原在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看到墙上所绘的天地、山川之神及古代圣贤之像,遂写下了《天问》“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可见绘画在屈原的时代就表现出了特别的意义。这种利用地面或墙壁作画的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蔚然成风,汉代更是发展到极致。汉明帝因追念前世功臣,命人在南宫云台画邓禹等二十八将像;汉宣帝为纪念和表彰往昔辅佐建功立业的有功之臣,令人在麒麟阁画十一功臣像。在“成教化”的具体要求下,图像审美与教育功能结合起来,发挥了审美的社会作用。

中国的美育正始于美术的教化功能,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是典型的代表。顾恺之极尽所能地表现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以实现其教育妇女遵守妇德的目的,而这种美德就是那个时代公认的美。尽管美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但服务于美育的功用关系则是不变的。

审美的接受有文化的传承,也反映时代的变迁。从道法结合到玄学思潮的极端发展,以至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与发展、创立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各类文艺的发展,也使审美出现了新气象。六朝时期所建立的“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新的审美标准,不仅在当时成为潮流,而且影响了后世中国艺术的审美。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所绘的名士,游于林下,鼓琴纵酒,放荡不羁,向往远离尘嚣的自然。他们在当时取代了汉代所表彰的在征战中九死一生的功勋的社会地位,也成为后世文人避世的心之所向。

在绘画方面,魏晋风流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被称为“画圣”的顾恺之认为“凡画,人最难”,画人之所以难,是因为除了形之外还有神的问题,“以形写神”就成了中国绘画中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而“通神”则成了绘画至高理想及品评标准。

顾恺之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所代表的六朝审美深深影响了后世,并奠定了中国美学的基础。而反映到宋代,“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则又解释了中国绘画自宋代以后“写”的特质。“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形,而是具有文人艺术内涵的写意。这种写意的极端化发展被鲁迅批判为“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划是鸟,不知是鹰是燕”。这是因为20世纪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审美的新纪元,引进西法的新画法把光影和色彩带入了新的时代审美中。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大批学子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学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范式的绘画和雕塑方法,也在沙龙中感受到审美对改造中国的意义,而这之中最核心的就是教育。因此,徐悲鸿、林风眠等回国之后就投身艺术教育之中。而在这之前,1912年11月23日,由乌始光出资,17岁的刘海粟与友人创办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座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标志着现代美术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序列。同年7月9日,经教育总长蔡元培提议,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北京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以博物馆为平台推动中国文博事业的同时,也在这一层面上带动了新时代的教育与审美。

近代以来上海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海上画派与京派、岭南派呈鼎立之势,其新画法完全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画在这一区域内的面貌,也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审美的时代流向。中国新一代画家开始把千年以来伏案作画的方式改为在竖立的画架上画画,画心中所想以及画谱中的梅兰竹菊改为对景写生,这都影响到审美的具体内容。1917年,陈师曾画了《读画图》,表现当年北京文化艺术界为水灾筹款的展览现场,而这也反映了走向公众的新的展览方法对于普及审美的意义。

陈师曾在新旧交织的北京发现了从湖南湘潭“北漂”到此、正处于困顿中的齐白石。齐白石以那些在画谱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小鱼小虾、小虫小鸟颠覆了传统文人画的审美,并因而成为陈师曾、徐悲鸿这些新文人的座上宾,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新审美的不可逆转。

当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出现在1954年的全国美展上时,公路、汽车、电线杆这些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事物进入了山水画之中。不管那些传统派画家如何声嘶力竭地批判,他们也早已处于小众的地位。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国画艺术》,一锤定音,将新时代审美流向中的各个支流引导到时代的主流之中。

新旧审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中国5000年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像20世纪那样激烈,无数新的剧变完全改变了以中庸为主流的渐变的方式。但不管如何,中华文明传统中的美育都是维系社会和谐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并讲授美育课程,他指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还提出了一直影响至今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为现代中国美育的建立拓荒奠基,指引方向。

现代意义上的美育是中国社会发展到20世纪的产物,是新文化促进社会前行的必备要素。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历史传统、地域传承、家庭影响都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的内容包括美的感知和认识,也包括美的发现与创作。从社会到个人,从言行举止到美化自身,雅和俗、美与丑是最为主要的审美范畴。这之中,社会的评判也是一种推动潮流的力量,而美育之中也就包括了关乎美的评价。社会的价值判断会影响美育,因此,用教育的方式来提升美学应该是发展中的常态。而对于个人来说,美育既是“修其容”的“修”,又是“饰其性”的“饰”,美育就是为了人的美好心灵与美好生活的修饰。

今天,当面对诸多社会问题,人们通常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来审视人的言行,从国家层面到普通公众,都将其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尺。实际上,还应该加上审美观,成为“四观”。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审美观,经历了与人类社会漫长历史相呼应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了与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尽管审美观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性,但也表现出人类的共同性,比如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维纳斯的断臂,无论来自什么文化背景中的人都会感到震撼。因此,审美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颠覆的“三观”往往表现为审美观的严重缺失。在当代中国,以美育来带动建立“四观”健康的主流价值观,从而塑造健全的心灵、完善国人的品质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当然,这过程中必须遵循美育特点,如果违背其规律,变成说教,就不可能达到美育的目的。弘扬中华美育精神需要从基础教育做起,从孩子抓起。只有充分发挥美育的社会作用,才有可能根治那些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出现严重问题的疑难杂症,才能让我们的社会风清气正。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