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故乡萨拉热窝,他曾生动地写道:

在萨拉热窝,如果你躺在床上,通宵不寐,那么你便可以学会辨认萨拉热窝之夜的种种声音。天主教大教堂的钟,以丰富坚实的声音敲着午夜两点。悠长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你会听到,稍稍微弱些,但带着颤音的东正教教堂的钟,也是敲着午夜两点。接着,稍稍刺耳,而且比较遥远些的贝格清真寺的钟敲了十一响。阴森森的土耳其式的十一点——根据那个遥远国度特异的时间区分法而定出来的十一点。犹太人没有钟可以用来敲声报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时间……甚至于在深夜,当每一个人都在沉睡时,这个世界还是分割的。

这是安德里奇长夜中的萨拉热窝,也是多元文化杂糅的现实里的萨拉热窝。冬月的某个凌晨,经过了漫长孤冷的11个小时巴士长途,穿越了黑山与波黑的连绵群山,我终于抵达这座东欧的“耶路撒冷”。如梦境一般,城市奏起的音响若山峦般起伏,安德里奇的文字飞进寻梦者的耳朵,那是穆斯林宣礼塔上念诵《古兰经》的悠悠长音,以及天主教圣心堂和东正教堂跳跃欢脱的钟声。安德里奇经历的萨拉热窝之夜,大抵就是如此。种种声音的呢喃与吵闹,分明在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宣告:萨拉热窝,你是文化的混合体,必定和别处不同!

16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萨拉热窝的城市面貌逐步定型,城市西部的基督教堂被东部新城的伊斯兰风格清真寺、浴池、大巴扎取代。漫步穆斯林聚居的巴西查尔西亚老城地区,其间尽是售卖甜食和果干的商贩,以及可以渗入皮肤的香料味儿,这不禁使人产生地理上的混淆感,究竟我们是身处中东的海湾,还是西方的欧洲?当然,对中国人而言,萨拉热窝这座城市分明又和英雄瓦尔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瓦尔特,萨拉热窝便只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陌生感的城市名,不会产生任何温度。

到萨拉热窝旅行的中国人大抵都抱着寻找瓦尔特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位游击队长瓦尔特保卫的萨城,正是以巴西查尔西亚老城作为主要取景地。老城的核心地标是1531年建成的格兹•胡色雷•贝格清真寺,据称它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清真寺。不过,就游览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清真寺的体验来看,这个所谓的最大可能仅仅指历史,而非规模。影片中多次出现贝格清真寺的场景,最唯美的段落便是钟表匠谢德的牺牲。他约假瓦尔特在此见面,当识破对方身份并试图脱身时,却听得枪声骤响,镜头抬升,谢德缓缓倒下,寺院内鸽群飞起,于空中飞荡盘旋,鲜血与白鸽,构成一幅悲怆的画面。按照剧情,游击队员们随后赶到,瓦尔特奔上清真寺旁边的钟楼顶部,居高临下扫射敌人。他所占据的这座钟楼始建于1667年,今天依然保持着电影中的原貌,甚至在某些未经修缮的围墙上还可见清晰的弹痕。

为了躲避德军上尉比绍夫的追击,瓦尔特撤进一条售卖铁器的老街,这条名为Kazandziluk的铁匠街位于老城另一个地标塞比利(Sebilj)喷泉旁,虽然曲折狭窄,却连通着城外,便于游击队员撤退。因此当党卫军追到铁匠街时,除了听到工匠们为了协助游击队员逃脱而故意敲在铁器上的当当声外,竟然无计可施。我想象着电影的节奏,在这条狭窄的老街上加速行走,试图体验一下上帝保佑追击者还是被追击者,可老街道彼此互相克隆,穿插几次便方向尽失,唯有千篇一律的铁艺工艺品店,每家都售卖着土耳其式咖啡壶、金属盘子等大同小异的物件。穿行间,我留意到一张中文字条,停步细观,看到一家店门上木结构的百叶窗贴着半张A4幅面打印纸,上书“欢迎中国朋友参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商铺,中国朋友享受优惠”。我真是惊叹至极,仿佛心中寻找瓦尔特的秘密被别人窥见一般。店老板是一位仿若美剧《权力的游戏》中龙母造型的女孩,确认我中国人的身份后,她便用波黑口音的英语,仿佛背词一般对我说,“拍摄电影的时候,我爷爷就在这里打铁呢,你可以在电影中找到他”,然后用目光招呼我留意柜台上的笔记本电脑。只见她熟练地打开一个影音文件,正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然后她指着影片中的一位打铁匠,告诉我那就是她的爷爷。这个事实当然让我心中温暖起来,好像准备考试很久的学生终于等到了能够证明自己能力的偏门难题一般喜悦。

于是我在女孩的店里买了一套银制的咖啡杯,她说看在我是中国人的份上,杯子八折,保证不掉色。离开她的店没走几步,我又被另一家铁器店的男老板拦住,他正色对我说道,他的爷爷才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老工匠,别人说的都不正宗。为了证明这位爷爷的真实性,男老板决定给我这个中国人七折优惠。见我依然迟疑,他便拉我进入他的铁匠铺,拖出电脑,找到文件,定格镜头,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看,这是我!”又指着屏幕上那位爷爷说,“看,这是我们的爷爷(他用了“我们”这个词)!”

有一位先我抵达萨拉热窝的朋友说,他也经历过这个套路化的“电脑找爷爷”活动,这是后话。而后话的后话是,电影中那位老铁匠的孙子确实还在老城经营着爷爷的铁匠铺,他还接受过中国电视台的采访,但其他孙子孙女到底是谁?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电影中的那句经典台词:“瓦尔特到底是谁?请告诉我他的真姓名。”

影片的尾声,盖世太保向被撤职的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施追问瓦尔特的身份,上校轻蔑地扫了他一眼,缓缓倾吐道,“我会告诉你的”,随后他的目光扫视萨拉热窝城,中文配音的这个版本以一句充满感叹的声音结束,“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每位听到这句话的观众都会由衷地感怀:瓦尔特不仅是传奇的英雄,还是英勇无畏的人民的化身。我特意比对了原版的德语配音,上校的语调却不如中文配音这般充满感情,而是短促而冷峻、严肃与无奈。因为瓦尔特的存在,德军精心布置的“劳费尔行动”彻底毁灭;因为瓦尔特的斗争,德军在萨城布置的最后一击付诸东流。实际上,瓦尔特的故事的确有其原型,他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佩里奇·瓦尔特,是“二战”期间萨拉热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1945年4月6日萨拉热窝解放的当天,瓦尔特在保卫烟草厂(国内误传为电厂)的战斗中被手榴弹击中,牺牲在胜利前的最后一刻。从此,瓦尔特被誉为萨拉热窝的灵魂,而演员巴塔·日沃伊诺维奇饰演的瓦尔特,更是将真实历史人物与银幕上的瓦尔特交缠在一起,为巴尔干缔造出英雄的传说。

听闻萨拉热窝有一座真实的瓦尔特雕像纪念碑,就立在他曾保卫的厂房旁边,可是任何地图都没有给予雕像以坐标指认,访客唯有漫步在米里雅茨河边留心找寻,一点点等待瓦尔特与自己相遇。河边的建筑弹痕累累,有些路面上还涂抹着红色的油漆,那是萨拉热窝一条独具特色的旅行线路——弹孔之旅。路面上的红色漆斑,就是当年内战轰炸后尚未清除的弹痕。可惜,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萨拉热窝玫瑰”的悲情符号并没有带我找到任何关于瓦尔特的痕迹,我只好换种思路,去留意那些外观像是厂房的建筑,约莫一个小时,我发现了瓦尔特的雕像。

用到“发现”这个词,并非小题大做,雕像确实难以被注意到,它大约一人高,背向道路,位置似乎被移动过,于荒草丛中孤单矗立。瓦尔特雕像的脸型和演员巴塔颇为相似,可他的鼻子被人破坏过,修复痕迹明显,基座应该也更换过,上面除了雕刻国家英雄瓦尔特的全名和生卒日期,再无其他。中国导游往往会给游客介绍说,萨城市政府为了满足中国人的情感需要,特意在此地竖起瓦尔特雕像,现在看来,其言非真不说,即使是当地居民似乎也不太在意瓦尔特到底是谁了。1992年,波黑内战爆发前,萨拉热窝的反民族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曾举着“我就是瓦尔特”的标语游行,甚至以佩里奇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反战运动组织。遗憾的是,他们倡导的民族宽容没有实现,而佩里奇·瓦尔特也逐渐被年轻一代萨拉热窝人淡忘了。唯独在彼岸的中国,瓦尔特的名字还在流传着。

对中国观众来说,瓦尔特不是什么佩里奇,也未曾牺牲过,他如同传奇,穿越了萨拉热窝,穿越了《桥》,成为东欧英雄和1970年代的文化符号。回归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语境,假瓦尔特、智谋抓叛徒、设计炸列车……这些跌宕的剧情,迅速吸引了在艺术荒漠中饥渴求饮的中国观众。饰演瓦尔特的巴塔也完全符合观众对英雄的想象——方正的脸庞、锐利的目光、魁梧的身材、钢钳般的大手。虽然从事游击战,但瓦尔特和他的战友们穿着却极为考究,绒制西装、真皮夹克或是“007”式的浅色风衣,与国人当时普遍接受的“李向阳”式的革命者形象可谓大相径庭。瓦尔特般举止优雅的英雄对中国人的英雄审美形成极大冲击。南斯拉夫战争题材作品在描画人物时,往往注重还原人性的真实一面,即使是敌人也不一定就是浅陋粗鲁、愚蠢至极的脸谱化形象。如影片中的冯·迪特里施上校,他是日耳曼贵族,才华横溢、思维缜密,甚至对于艺术和历史有着独到的理解,即使面临失败,他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尊严。而屡次败给瓦尔特的比绍夫上尉总是歪戴着军帽,仿佛充当了本剧的喜感人物,实际上,只有战功赫赫的德国军人、党卫军成员和潜艇部队军官才有资格这样戴帽子。帽子的潜台词是——瓦尔特的敌人不是无能之辈。

至于“我方”的英雄,也并非高大全的超人。老钟表匠谢德是革命者,却叮嘱自己的女儿不要参与斗争,他希望女儿去追求自己平凡的生活,这和我们理解的“革命薪火永流传”的思维很不一样。而当谢德目睹女儿被侵略者屠杀,敌人以收尸为诱饵引革命者现身时,谢德的英雄性与父性光辉同时闪现,他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的女儿,影片的主旋律就此响起。在我看来,从55分钟开始的这一段情节,非常值得反复品味。而当谢德即将大义赴死时,小徒弟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谢德嘱咐他要把几笔欠账还清,同时叮嘱他要“好好干,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的,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影片始终没有试图让革命者变得高大,他们的言语和思维没有超越生活本身。或许基于这些原因,这部反映南斯拉夫游击队题材的影片,才会在遥远的中国引发热潮。当巴塔与剧组人员第一次抵达中国时,他被狂热的影迷围追堵截,群众高喊“瓦尔特”的热烈场面着实令他本人费解,甚至去问随从翻译“这些人是不是来错了地方”。而当巴塔第11次抵达中国时,他对于这种欢迎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人还看到他在秀水街买了一堆廉价商品,这令影迷们不禁唏嘘:瓦尔特竟然也要买山寨货,英雄迟暮矣!

2016年5月22日,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病逝,享年83岁,多次试图转型从政却始终不能如愿的“瓦尔特”,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影片的大师级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竟早已在20多年前的波黑内战中孤独地饿死在家中。今天,萨拉热窝城内的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居住地)和波黑联邦(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居住地)彼此互不干扰,但尚未修复的战争废墟和遍布建筑的弹痕,以及城内那条无形的东西向的民族分界线,已非一个瓦尔特可以弥合了。一位萨拉热窝老人说:“我们城市的名片就是战争,每过50年,这里就会产生战争和死亡,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萨拉热窝人早已习以为常。”战争与悲情,这是萨拉热窝的城市意象,我在萨城待了三天,空气没有颤抖,天空也没有燃烧,但乌云依然密布,仿佛有些难以言明的情绪,无法散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