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都市文化发展,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在承平岁久、天下乂安的一派熙乐盛景中,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捩意义的大事。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前后期的分水岭,将唐朝判然划分为盛唐和中唐,也标志着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被清人叶燮称为“古今百代之中”的中唐,开启了变革和转型的新局面。

相较于光辉灿烂、万邦来朝的盛唐气象,中唐不可避免地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负面想象联系在一起,人们心中的盛世大唐似乎从此一蹶不振,而此时唐朝国祚差不多已走完一半。事实上,在剩下一个半世纪多的岁月中,唐朝仍不时展现出强韧的生命力。随着中央在与藩镇的博弈中重新树立了政治威望和统治权力,总体和平的局势推进了各地尤其是南方的发展,两税法的施行使得生产力得到提高,富庶的江南地位进一步提升,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此时已经形成,来自江南源源不断的财赋和通畅的运路成为国家得以维持并继续发展的重要经济保障。以此为基础,唐朝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也自然过渡到新的阶段。伴随着地方世俗地主阶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君主专制统治下的新型城市出现了,给都市文艺提供了新的场景、内容和表现形式,新的都市审美风尚得以产生,文艺渐由精英走向大众,文士群体也受到市民文艺的渐染熏习,以此为契机带动了种种时代新潮的出现。

京城之春

当温煦馨香的花信之风吹拂过长安110坊各个角落时,西京的春天在万众期盼中盛大登场了。韦庄诗云,“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蛰伏了一个冬天的人们呼朋引伴出游,街道上车马络绎不绝,“鞍马和花总是尘”,踏青赏花的人们聚集在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畔,登临乐游原,抒发对春日的赞歌。春游之风遍及城中花木繁茂之地,早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就已大行其道,“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翩翩长安少年郎,皆以骑马赏花为乐事,可见春时饮酒赏花的风尚。更有“花裀”(聚落花于地为座席)、“移春槛”(车上置花坛,名花异木沿街可赏)等赏花逸事为京城时人所津津乐道,更不用提牡丹花期全城如痴如狂的盛况,展现出长安市民审美文化的极度繁荣。

在融汇万邦的多元文化氛围中,长安的物质文化生活皆追新尚异、富侈绮靡。游宴、书画、弈棋、占卜、炼丹不一而足,展现出绚丽更迭的都市文化风貌。都市景观和多样化的美学风尚构成京城生活的重要侧面,上元观灯、春祀拔河、凶肆斗歌(凶肆为经营丧葬用品的店铺,斗歌即凶肆间的挽歌比赛)等节庆风俗和胡风胡俗、乐坊歌伎之盛正是长安都市美学的重要体现。市民文艺则涌现出讲经、话本、变文(由文言变为白话之为变)、俗唱、民歌等多种形式,加之西域传来的绳技、幻术、胡乐、胡旋舞、马球、杂技百戏等,极大丰富了都市百姓的娱乐生活。于此氛围中浸染的文士也部分沾染了市井习气和俚俗意味,都市娱乐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除了“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等诗句,还产生了以都市生活为背景,情节生动、用语秾艳的传奇、曲子词等时兴的文体类别,体现了中唐士人的世俗生活倾向。

文宗开成二年(837),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仅过去两年,远离西京长安政治旋涡、隐于都市园林中的文士们,正在东都洛阳筹备一场声势盛大的游春活动。以时任东都留守裴度、河南尹李珏为召集人,白居易、刘禹锡等15名分司洛阳的文士参与了这年的三月三上巳日禊春盛会。禊春即春季祓禊,在水滨举行祭礼以祓除不祥,中唐文士追慕六朝风雅,兰亭雅集在中唐都市找到了新的形态,仪式化的禊春活动变成了文人雅士的游春活动,兰亭的曲水流觞被“簪组交映,歌笑间发”的都市趣味所取代,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文中叙述了此次游春活动,“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文士们携妓出行,合宴舟中,饮酒赋诗,沿洛水从斗亭经过魏王堤至天津桥,颇为壮观,文士修禊游春成为繁华都市的一个缩影。

不夜扬州

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于邺《扬州梦记》

作为帝国庞大水路运输网的中枢,扬州则是另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相较于初盛唐时早已风光无限的长安和洛阳,扬州城的繁盛则迟至中唐,近年来对扬州城的考古发掘显示唐代中晚期文化堆积最为丰富。“天下之盛,扬为首”,扬州城的崛起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旧唐书·苏环传》载“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富甲天下的扬州,各国商旅云集,在国内国际贸易、手工业、造船业、金融业等方面皆十分发达,盐铁转运使也设在扬州,其出产物品的丰美天下尽知,工艺精湛的铜镜、毡帽、丝织品在长安颇受欢迎。

长安和洛阳虽是最为著名的两大城市,但论商业的发达程度则远不及扬州。彼时长安和洛阳的商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市”(长安东西二市、洛阳南北二市)及周边,而且除上元节外均执行严格的宵禁制度,每日固定时间开关城门、里坊门,人们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扬州则突破了里坊和市的封闭体系,而且水陆交通便利,商人多在临街沿河设店,尤其到了晚上,灯火辉映,更像是一座不夜城。扬州既以发达的商贸和运输业跻身国际城市之列,也因著名诗文的流传增添了文化魅力,中唐文人在扬州留下了不少杰出篇章,与这座城市的繁华交相辉映。诗人们记载了当年扬州的歌舞盛况,尤其扬州灯火暄明的夜市多为时人所称道: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张祜《纵游淮南》)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夜看扬州市》)

诗中描绘了华灯熠熠下的扬州城,青楼红袖笙歌曼舞,文人骚客心驰神往。这揭示了扬州的另一面,因其是一座轻浮纵乐的消费城市,南朝人所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也便是唐人的旖旎梦。

与扬州这座城市紧密相关的文人中,不得不提著名诗人、名相杜佑之孙杜牧。官场失意的杜牧在任职于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下时纵情声色、淫逸放浪,留下了“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动人诗篇。

扬州辉煌富丽、衣冠云集,弦歌乐舞从无消歇,都市民众皆沉溺其中,曲词艳歌在扬州这座商业和消费城市大行其道,秦楼楚馆里的纵情宴饮通宵达旦,溶溶月色下灯火璀璨的扬州仿佛一场盛大的时代梦幻。

浪漫传奇

都市是浪漫和想象的温床,唐代都市崛起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市民娱乐生活,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沃土。都市成为文艺创作新的环境和主题,既表现为文学艺术中心从宫廷转移到都市空间,也体现为文艺欣赏主体从上层社会扩大到普通百姓的趋势。唐传奇即唐代文言短篇小说,是士人以史传笔法写作奇闻异事的文学形式,内容广涉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等,叙殊异之事、离奇之情,以婚恋故事尤为生动曲致。中唐商业的发达使市民阶层和市民趣味迅速成长,文艺上讲经、话本、变文等俗文学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目连变文》《一枝花话》广为流传,士人借此都市文化潮流创制了诸多名篇,如沈既济《任氏传》《枕中记》、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蒋防《霍小玉传》等,鲁迅先生认为唐传奇颇为“曲折美妙”“缠绵可观”。

都市构成了传奇的基本背景。《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临近长安东市的城坊内,多达官勋贵的住所,也是市井繁华之地。《李娃传》改编自流行于长安街道的《一枝花话》,其中许多地名如平康里、天门街、曲江畔、杏园等,为长安百姓所熟悉,构成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场景。故事中长安的风流渊薮平康里是郑生初遇李娃之处,天门街为沦落后受雇于凶肆的郑生参加凶肆竞赛表演挽歌之地,其父荥阳公因公务入京碰巧观看了这次著名的表演并认出郑生,大怒,将郑生带到曲江西侧的杏园东一顿毒打,郑生几乎丧命。而曲江池畔正是每年新进士举办盛大宴会之地,郑生日后在李娃帮助下科考成功后又重回此地,这一安排不得不说是作者有意为之。而《任氏传》中主人公郑六在升平坊街道偶遇美貌狐仙任氏,至乐游原附近共度良宵后于黎明前返回,因坊门未开而只能暂时待在门口胡人的饼店里。《霍小玉传》中对胜业坊霍小玉居所陈设、器物玩好的细致描绘也极好地烘托了故事氛围。

唐传奇也渗透着士人价值观和市民意识。当时新旧道德标准和风习并存,一方面,前朝门阀士族声名尚存,如备受尊崇的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五姓七家,沿袭南北朝以来极重婚姻门第及仕宦高下的旧俗为传统风习;另一方面,又有以进士科考致身通显的士子,往往尚才华而不重礼法,行为也有其浮薄放荡的一面。浪漫传奇中颇能见出此种“新旧蜕嬗”“纷纭综错之情态”,故事往往呈现出“阀阅”和“色爱”这一士人面临的情感困境。《霍小玉传》中的陇西李益、《李娃传》中的荥阳郑生都为倡女的容色所迷,最终李益的“迷途知返”牺牲了霍小玉,而郑生沦落又复起、与李娃终成眷属的经历更多迎合了长安市民的善良愿望。《莺莺传》则似乎倒转过来,崔莺莺和其母郑氏均出自名门,张生取得功名后抛弃莺莺而另娶,或可为传统门阀式微的反映。

浪漫传奇以都市经验为灵感,展现新兴都市生活面貌、人情百态,正所谓“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有唐一代之“奇”使民间俗文学有了高雅的美学形式表达,开启了全新的文艺路向,成为继起的宋话本、金院本、元杂剧、明清小说的先声,也是当时社会变迁和都市伦理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