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武的关系,准确地说,是两次或三次邂逅。

第一次见他,是在他母亲的小吃店。这个寒酸却整洁的沿街小铺会做比较正宗的油泼扯面,因而赢得了我的青睐。四年前的那个傍晚,霾还未像今天这般严重,我进店,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往返于厨房和前厅,略带羞涩地端菜、擦桌子。我心想,小武还是来北京了。

“小武……”,常常佐餐。因为同为三秦人士,他的母亲待我多出些热络。人不多的时候,她会坐在离厨房最近的一张餐桌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起老家那些事儿。“小武在商洛一所寄宿初中上学,聪明得很,就是不用功。”“他若像你一样是个城里娃,肯定也能去少年宫画画,俺们农民命苦啊。”“孝顺着哩,每个星期回一次家,还能给他爷爷做饭呢!”“咋能不想娃?俺们在北京打工还不是为了他!但每天忙得很,也就不那么想了……”

于是,真的见到小武,我仿佛并不陌生。他和我想象中一样文静,略高一些。前段时间,班主任暗地里劝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放弃中考,前面几届也这样。学生们一听便懂了,没人谈条件,甚至没人伤感。小武麻利地收拾了铺盖,以自己出局的方式为学校的升学率作了贡献。

那时候,五岁的妹妹被接到北京刚几个月,跟他打电话,咋唬里夹着炫耀,“北京人吃凉皮居然放芝麻酱!肉夹馍里还剁青椒!”隔着1000多公里,兄妹俩笑作一团。小武偷偷跟爷爷要了钱,买了火车票,突然出现在爸妈面前。对他来说,远方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奇幻冒险,去吃苦、去闯荡,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被一个人丢在老家。

我低头吃饭,听到他母亲焦急地给学校打电话求情,不愿儿子将来像自己一样当农民工。小武却爆发了,“读书有什么用?表哥倒是大学毕业了,买房不还得家里凑钱!”母亲不死心,“你要是考上名牌大学,肯定不一样!”“咱县里多少年没出过名牌大学生了,我的梦都醒了,你咋还做梦呢?”

做母亲的一时语塞,默默转回后厨,又红着眼睛走出来,看着我。

我有些局促。我能否认寒门出贵子越来越难了吗?偏偏我跑过一段时间教育新闻,我不能;我能安慰他母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吗?可我已经渐渐领悟到阶层流动的淤堵,我也不能。我只好把主动权还给小武,“先让他留下吧,世事艰难,过几个月他就知道上学有多好了,就愿意回去了”。

终究,小武让我的话落了空。

第二次与他邂逅,是在西安一座有名的城中村。

临近年关,我回乡探望同学。同学家原是坐北朝南、前一层后两层的自建小楼,为了获得更多拆迁赔偿,前后加盖成五层,连以前种满鸡冠花、牵牛花,覆满丝瓜藤的小院子也被封上顶,建成了一排排、一层层小隔间,对外出租。人从外边进来,仿佛一头扎进一大团阴冷、潮湿的黑棉絮中。

我站住脚,让眼睛适应黑暗。小武突然从一个小隔间中探出头来,喊了我一声。确认是我,他露出惊喜的表情,“我老想着,你老家是西安的,说不定啥时候咱就碰上了呢!”他得意起来,一副孩子的单纯模样,很快又有点不好意思。

两年不见,小武长开了。比之前黑了,身上长肉了,短短的茸毛围在嘴巴周围,不再是那个瘦削的少年。

那个瘦削的少年,先是在母亲店里打下手,两三个月的时间,团圆的温情褪去,露出叛逆的底片。后来,他到北京郊区一家汽修厂当学徒,给大卡车校油泵,整天一身油泥倒没什么,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当出气筒。但凡师父有半点不快,他躲出去都会被叫回来。那些夹杂着生殖器官、祖上先人的辱骂,不止一次鼓胀着他的胸腔,直到有一天他将扳手扔到了师父头上。

在西安邂逅小武时,他正在一条流水线上当“机器人”——用他的话来说。他坐起身,把两只手臂平行摆在桌面上,全身僵硬,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做取出、插入的动作。我和老同学被他机械的样子逗得直不起腰,他有些生气,“一整天都这样,连上厕所都得跑着去。上班时不让说话,午饭休息只有一个小时,大家都太累了也没人说话。基础工资只有不到2000块,想增收只能靠晚上、周末加班。难怪有人跳楼!”

我的笑僵在半空中,我从他身上移开眼睛。小隔间里凌乱地堆着一些生活必需品,沉闷、压抑,呈现出一种匮乏——干净的地面、整齐的床铺桌椅,一盆花、一幅画之类的东西,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小武的生活被压缩了,不曾享有除了挣钱之外人所应该有的一切,像这所黑黢黢的房子,没有一点亮光。

人类的每一次进化都邂逅着新的困境,当我们在向往现代性的时候,也被现代性所压迫。人被工具化,小武成了最粗暴的隐喻。

显然,小武并不打算温顺地走进命运。

我与他的第三次邂逅,其实未曾谋面。

今年初夏的一天,小武的母亲在单位门口等着我。她努力地想保持平静和尊严,但失败了,哭着喊出来:“小武让警察抓走了,你帮帮我!”

我有些不知所措,这超出了我的阅历。见我犹豫,她毫不迟疑地跪下来,我大概是她所能接触到的最“有权有势”的人。

问她为什么被抓,她一片茫然。她只知道小武过完年去福建了。这些年,她和儿子说不上亲密。“吃饭了吗?”“天冷多穿点。”“钱够不够花?”偶尔的电话大多很简短。娘俩各自生存着,也不全是因为忙,但已不习惯跟彼此述说生活的细节,成为一种框架式关系。

后来经朋友打听、警方还原、网帖曝光,我们才大概了解了经过。小武去福建后,认识了一帮干网络诈骗的小年轻。他们伪装成成功人士,专找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单身女性下手,感情谈着谈着就开始谈钱,拿到钱再以各种理由玩消失。4月,北京的一位受害人报警,京闽警方联手端掉了小团伙,小武和他的大哥们被关进北京的看守所。

不管小武的母亲怎样震惊,怎样哀求,我有限的能量也没能帮她在预审前见到儿子。半个月后,我到深圳出差,接到她的微信,说由于小武加入时间短,尚未实质参与犯罪,人已经出来了,明天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等我回北京的时候,小武已经被送回陕西老家了。

后来,随着北京开始清理沿街“开墙打洞”铺面,小武母亲的小吃店不得不迁进小区里,客人一天天少下去,不久便关张了。我想,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小武了,心里竟生出莫名的如释重负。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原以为我会像战士一样,愈跑愈带劲儿,充满探索的勇气和思考的乐趣,因为我将看见越来越多此前不知道的人生。然而,看了那么多,最终羞耻感占领了我。

这份羞耻感源于我们欠小武一个道歉。什么造成了他和他的父辈的被剥夺?他们怨恨过命运吗?这个时代的宏大耀眼,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盛景背后的支离破碎,反而需要他们来承担。或许,像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所说,农民被局限在一个无形却有明确界限的围墙之内,这围墙是几千年的历史累积而成的,牢不可破。农民自觉退让,围墙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固。

这围墙,以后会倒塌吗?小武,现在在做什么呢?

邂逅小武,遇见台面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