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言必称“智能”的时代:智能手机、智能门锁、智能电视、智能垃圾桶……智能家居。

过去对智能的理解只是智谋与才能;现在不同了,智能的定义多元起来:有人认为,智能是指个体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理分析、判断及有目的地行动和有效地处理周围环境事宜的综合能力;有人认为,智能是多种才能的总和,由语言理解、用词流畅、数、空间、联系性记忆、感知速度及一般思维七种因子组成;有人则认为,智能就是在巨大的搜索空间中迅速找到一个满意解的能力。还有一种通俗的解释,智能就是“想我们所想,做我们所想”。

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边界在哪里?当人们刚刚起跑的时候,也许就要心里有底、脚下有数,否则走得越远,方向越偏。最近看一档青年创业服务类节目,其中某自动化科技公司董事长,谈及团队创业初期刻骨铭心的一段插曲,引人入胜。

浙江一家生产鹅肝的企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据介绍,在中国,这种奢侈食材一年大概有300亿元的市场份额。企业老板试图从“流程再造”切入,抢占市场,他想新上一套智能化设备,专门给鹅喂食。所谓的智能化,就是把鹅分别关到一排紧身的笼子里,不给腾挪的空间,然后用设备瞄准鹅的嘴部,自动填饲。老板四处打听,找到了那位董事长,邀请他们团队定向研发新型填饲机。董事长应约而去,但在了解用户诉求之后,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技术上肯定可以做,而且可以实行智能控制,但是,从伦理上说,从动物福利的角度不能做,“这么粗的一根管子,抓着个鹅头直接插进去,然后食物哗哗哗往里面打,那太残忍了”。

这使我再一次理解了那个网络金句的现实意义:善良比聪明更难得。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那位自动化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反向思考的路径——“智否”。在智力所及的领域、能力所及的地步,不是都可以搞研发,也不是都可以搞创造,更不是什么都可以应用,有些事“能”,有些事“否”。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现在,全世界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使用文本自动翻译工具;计算机比人更善于识别人脸;无人驾驶汽车即将面世,未来十年将奔驰在大路上。不过,专家也因此远虑,越是强大的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就越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工具属性:它既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又有可能被不当利用,给社会管理带来新挑战。近年来,公众的担忧渐渐浮出水面,最响亮的声音来自已故的霍金教授,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毁灭人类。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威胁?要采取行动控制人工智能吗?是否要像对待核能和其他具有潜在危险的技术一样,制定法律甚至国际条约来约束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下,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日新月异,制造、仓储、交通、汽车、教育、医疗、金融、家居、陪护、娱乐、服务等各行各业都可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全国两会上,也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通过立法对智能应用进行规范。

路上车多了,路况复杂了,就需要制定并且不断调整交通规则。而最根本的是,交通参与者要具备基本的素质,要树立现代交通意识。负责和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不能单纯地依靠个体的自觉。如前文那家鹅肝生产企业,即使没有团队为其研发填饲机,也不影响其他人趋之若鹜。

鹅肝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但是,鹅的生存世界应该有“曲项向天歌”的优哉游哉,可以有“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自由自在。所以,在人工智能立法之前,还是先列出一份“智否”清单——智能所不可触及的领地,提醒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自觉参照。在知识和技术迭代加剧的背景下,更要回归常识。

当理论自觉转化为实践自觉,上升到价值自觉,个体的自觉往往可以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