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丹心铸魂 为时代造像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吴为山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首光辉历程,纵览神州巨变,几多感慨,几多豪迈。

犹记得1995年初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我拜访了季羡林先生。我将自己发表于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摘要和雕塑作品图片求教于季老。季先生平静、祥和,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工整地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声”,并告诉我,这是他刊载于《收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其核心围绕“爱国”二字,阐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与责任感,并断言知识分子“爱国没商量”!

犹记得2000年,我被聘任为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文化讲座教授,正逢费孝通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我由九龙清水湾前往港岛费老住处,向他汇报了在香港创作的《母与子》系列雕塑作品,并阐述其创作灵感来自母文化情结,费老听后若有所思。是啊,九十高龄再赴香港,不正是为了母文化的光大而来吗?费老的文化胸怀是宽广的,形与神是相辅相成的。这正像他常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化境。正是这份母文化情结深深牵引着我,令我思绪万千,不断回到自己寻梦之初。

1962年,我出生于江苏的一个文化世家,文脉昌盛,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刻苦诵诗、写字、画画。此后,我陆续在无锡、南京等地读书求艺,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继而访学于北京大学、欧洲陶艺工作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艺术学院;尔后加盟南京大学,并创建美术学科;继而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建中国雕塑院;后被任命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20世纪80年代末,我有感于社会转型,价值取向多元,立志塑中华古今贤人像以立时代丰碑昭示来者,引领精神。怀着文化自信与自觉,首创中国现代写意雕塑之风,提出写意雕塑理论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诚如熊秉明先生所说:“吴为山最近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出写意雕塑论,我说,这个词造得好!写意雕塑既是中国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是中国艺术的真精神。”近30年来,我一直践行并不断完善、发展,大力提倡、推广这一文化概念。这个概念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创新,代表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信心,继而影响到我们对自己民族、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随着对这一理念的理解不断深入,这也影响了我在其他领域的工作。

在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美术馆管理者的身份之外,我还是一名参政议政者。今年是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12个年头,也是我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二年,这种光荣的使命感使我在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进行价值判断时多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为教、为学、为艺、为政,诸事融通,化机一片,它昭示着我在新的人生定位中寻求贡献社会的价值。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能有机会为党和人民,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实现个人的理想,首先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始终坚信,应当在艺术创作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用自己的艺术讴歌党、讴歌英雄,在赞美社会主义、赞美改革开放、赞美新时代中,紧密地与人民、与生活对话,使自己的艺术融入伟大时代,并为社会发展创造精神价值。近30年来,我创作了500件雕塑作品,立于中国及世界多个国家。近日,以中华历史杰出人物题材为主的179件作品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名为“丹心铸魂”,展出了我创作的以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焦裕禄、雷锋、孔繁森、南仁东等为代表的英雄劳模、时代楷模,以炎帝、黄帝、孔子等为代表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以达·芬奇、马可·波罗、顾拜旦等为代表的世界名人,以《睡童》《春风》为代表的生活系列,以及南京大屠杀组雕,统战题材作品如以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对话为题材的《延安窑洞对》雕塑。今年5月4日,我创作的4.65米宽、2.9米高的大型青铜雕塑《百年丰碑》在法国蒙达尔纪的邓小平广场举行盛大的揭幕仪式,用雕塑再现100年前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留学法国的热血青年激发理想的信念之旅、砥砺前行的精神之旅和交流互鉴的文明之旅。这座雕塑既是对20世纪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精神的纪念,也刻写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史中的独特价值、民族救亡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民族复兴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我认为,应当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在这一美术的最高殿堂和以美化育大众的平台,组织创作最新成果,引领时代的审美取向,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美在新时代”“美美与共”“美在河山”等数百次广受观众喜爱的展览,系统地梳理了馆藏的经典作品并加以展示,引起巨大反响。这种“典藏活化”也是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活化文物的指示精神。习近平同志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中国力量,就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2018年,我们组织全国雕塑家围绕民族大团结主题赴全国各民族地区采风,500多位雕塑家创作了近千件雕塑作品,生动地表现了56个民族在新时代所焕发的朝气,并于2019年初展出,这个展览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首次以雕塑艺术全面表现民族大团结的展览。

犹记得2018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我聆听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的重要讲话。非常荣幸的是,我做了题为《以文化经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习近平同志不断勉励我们不忘初心,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作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作为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中国美术馆馆长,我应当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在国内向国人展示世界优秀文化。在传播中凝聚中国力量,让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有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2018年,中国美术馆先后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丝绸之路国家美术馆联盟”,我当选为两个联盟的秘书长。中国为世界建立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我们组织了20多个国家来中国美术馆办展,组织相关研讨会。许多国家美术馆馆长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从北京到敦煌,这一路行程,他们为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蓬勃向上的气象所感动。同时中国美术馆将代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大师作品送往韩国、法国、墨西哥、希腊、德国等国家展出,每个展览都围绕“中国写意”的美学特征进行研讨,在国际社会传播“写意雕塑”“写意油画”等中华美学精神和创作理念与方式,所到之处都掀起一阵“中国热”。传播中国文化,加强深度交流,美学精神的影响尤为深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于以美为纽带,获得心与心的相通。我的《孔子》《老子》《齐白石》等雕塑作品也应邀落成于巴西、法国、比利时、新加坡、英国等多个国家。

抚今追昔,自1978年高中毕业至今,41年来,我的成长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进了追逐伟大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我见证了我们的党、国家、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见证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的显著提升。今天我们能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与民族的兴盛、经济的富强、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今天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得到重视,恰恰说明了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独特的革命文化、改革开放创新文化具备重要价值,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的个性和国际性如果脱离了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国家强大了,个人的文化身份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支撑。国家是我们坚强的靠山,我们是长在这座山上的一棵棵树,永远都离不开这片丰厚的文化土壤。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中华民族的伟大飞跃深刻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今,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中国阔步向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多党合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我作为民盟盟员,始终把党的信任作为我工作的动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习近平同志的嘱托言犹在耳。我深深认识到,民主党派人士只有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作为一名民盟界别政协委员,在党的领导下,未来更要充分发挥界别特色,围绕文化建设凝心聚力、建言资政,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今年,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回顾历史的时刻,也是展望未来的时刻。“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我们共和国的航船正在破浪前进,让我们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手拉手、肩并肩,高高扬起中国航船的风帆,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继续破浪前进!

打造精品 培根铸魂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导演 田沁鑫

我在2011年加入民盟这个肩负光荣使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学习并了解到民盟热切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我要为国家文化建设更好发挥作用的信心决心也进一步增强。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我深知自己的责任、使命和担当,要努力为国家、时代和人民创作出高水准艺术精品,来满足人们对于文化艺术日益增长的需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毋庸置疑,文艺高峰作品就孕育在这个引领之中。真正称得上高峰的文艺作品,正是“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进入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有与时代同步伐的决心,有为人民奉献精品力作的诚心。

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奉献精品力作

对文艺工作者而言,最好的题材永远来自人民,最大的幸福是被人民认可。“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要走进实践深处”,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必须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我正在导演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聚焦基层扶贫第一线艰苦奋斗的党员干部。为此,我学习国家的精 准扶贫政策,越是深入学习,越是觉得震撼。我和主创团队数次走进广西百色最偏远的村落调研采访,和农民面对面谈心,跟着村第一书记挨家挨户走访。亲眼看到的脱贫成果让我们振奋,那些默默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带给我们最真实的鼓舞。这次创作过程,就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我们走进艰巨、伟大的实践中去,用我们的文艺创作记录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书写新时代感天动地的中国奇迹。

身处新时代,载人深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脱贫攻坚等,都是文艺创作素材,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热情讴歌。这是文艺创作引领新时代、攀登新“高峰”的必由之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国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年变化翻天覆地,70年奋斗感天动地,文艺工作者要敏感于新时代的变化、新时代的风貌、新时代的气质、新时代的进步,为新时代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把新时代文艺繁荣起来,读懂新时代,投身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培根铸魂,发出强国梦的文艺之声。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今后要继续加强原创和现实题材创作,用精品创作汇聚人心、凝聚共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以文艺回馈人民,奉献人民,要求文艺工作者有打造精品的愿望、决心和本事。对于舞台艺术而言,要调动诸多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综合地去完成精品创造,必须不畏困难、团结协作、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精品,从时间上看,是可以常演常新、常看常新;从空间上看,是可以广泛传播,被人民普遍接受;从作品本身来讲,必须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三个维度齐备,才可以称为舞台艺术精品。打造精品的目的不是为艺术家获得名利,而是需要奉献给人民,由人民来看来评。

观众看一场戏花销少则两三百,多的能上千。观众花上时间、金钱大老远来看戏,创作者如果不给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精神产品,那就是创作者的失职。戏剧的功能是让大家走进剧场,看到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或是得到一些人生的启示、温暖的情感,或是产生冷峻的理性思辨,抑或激发昂扬的正能量。文艺工作者要拿出有文化含量的作品给观众,这是我们不容置疑的文化责任和担当。

坚定文化自信,用明德引领风尚,讲好中国故事

要想出精品,文艺工作者还需要自身明德,以德为先,不但要恪守做人底线,还要“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独好修以为常”,做风霜高洁的道德楷模,自珍自重,勤业精业,做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的艺术家。同时,我们需要把明德放到作品里去彰显,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作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深沉的家国情怀。

我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贯穿着“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剧情虽然仍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以及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但我们力求探讨“诚信”在当今社会的普遍意义。《北京法源寺》则是一出晚清题材大戏,讲述了一次困境中的国家突围,剧中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每一个人都是爱国的,他们利益角度虽有不同,但是剧中人没有一个不尽心竭力地希望国家好。导演《聆听弘一》,我希望观众能够借助中国话剧创始人李叔同——这位提出“以戒为师”的大德智者,明朗自身与时代的关系。让作品启迪人心、传续文化,是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壮志情怀。

做戏剧20年,从处女作《断腕》开始,到话剧《生死场》《赵氏孤儿》《四世同堂》《青蛇》《北京法源寺》《狂飙》,歌剧《长征》等,我做的几乎都是中国戏。我虽然也做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李尔王》,但我是把莎士比亚名剧落地到中国,做成中国故事。这是因为世界艺术家有对世界名著不同的理解与解读。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戏剧创作者,终归还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出属于中国的戏剧。

西方的技术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在吸收了一些舞台工程化技术、专业能力之后,我所做的依旧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表达。比如话剧《青蛇》,是以青蛇的视角看待“白蛇传”的故事。我们跟德国、英国的设计师合作,带他们在中国南方的西塘、周庄、乌镇、嘉兴、杭州、上海采风,欧洲艺术家对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和民居生活环境发生兴趣,由此了解中国,热爱中国,中外艺术家一起用多媒体技术来做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600多年前的民间传说。该剧受邀参加美国肯尼迪艺术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歌剧《长征》要在舞台上表现25000里长征这一震惊世界的人间奇迹。我们运用多媒体技术,使用15台投影,表达红军从瑞金出发,到会宁会师的沿路地点,通过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展现红军坚定信仰和“行走的力量”。《长征》自2016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至今,始终一票难求,主旋律戏剧受到观众热爱。话剧《狂飙》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生平,在东京世田谷公共剧场上演,实现该剧场20年来没有中国话剧上演的突破。舞台上八台摄像机即时拍摄、即时投影、现场剪辑的半电影化舞台呈现,受到东京观众喜爱。我们不能被技术控制,而是巧思善用以讲好故事,展现中国艺术风采。

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应该感到骄傲和庆幸,对我们的文化应该有坚定的自信。我在探索中国古典题材的同时创作新时代现实题材作品,深感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不是截然二分,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中国文化是5000年一以贯之的,创新不是追求流行,而是要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通过现代技术和视角,做好中国式表达。

作为文艺工作者,要时刻牢记培根铸魂的使命,为时代书写,为人民创作,努力深入现实,共同铸造“高峰”。这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自我要求。

国之所需,吾志所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岁生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70年后中国百业昌盛。我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虽然没有亲历新中国建设初期,但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宏伟发展历程,回首个人的成长经历,可谓思绪万千,庆幸自己生逢其时。

“吾志所向”出自孙中山先生,1896年他断发后立下誓言,“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表明了他立志报国的决心。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从以个人前途为奋斗目标发展到自觉地以国家前途为奋斗目标的转变过程。

1965年,我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农村,在“文革”期间读完小学,当时的教育事业基本停滞,除了一些浅显的语文和算术以外,基本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父辈们整日艰辛劳作,却无法保障全家的衣食,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儿时的我非常向往城市生活,梦想着哪天能离开农村,转成非农户口,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解决温饱问题。1976年我正读初中,“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1977年恢复高考,我看到了离开农村的希望。对我这样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考上大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于是我便刻苦学习。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初中期间我自学完了高中数学课程,1979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湖塘桥中学,后因病休学一年。休学期间我自学了一些高等数学,1980年复学。当时的大学录取率极低,仅3%左右,要想考上大学,只能靠刻苦学习,否则跳不了龙门,离不开农村。1983年,我实现了离开农村的第一步,考取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我依然认真学习,目的是今后找一份好工作,可以养家糊口。1980年代,常州化工研究所是改革的先行单位,待遇比较好,毕业后我进入常州化工研究所工作两年。

工作期间,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因一直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自己又是化学出身,加上当年理论化学是化学的热门学科,于是1989年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攻读量子化学硕士学位。在华师大学习期间,我继续深入思考,自己到底想干什么?1990年,我在济南参加第三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遇见了著名药物化学家嵇汝运院士,并听了陈凯先院士关于药物设计的大会报告,突然之间我有了终身奋斗的目标:将自己所学到的有机化学和理论化学知识用于药物研究。1992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嵇汝运院士和陈凯先院士,进行药物设计方法发展和应用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5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又面临两难的选择,出国留学还是留所工作?时任药物所党委书记潘柏溪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所工作,以解决药物所青年人才缺乏的问题。我从大局出发,留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至今。1995年,药物所为了培养我,将我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我经常通宵达旦地拼命工作,以实验室为家,取得了一些成绩,199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青年基金的资助,我的事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从2001年起,我分别担任国家“863”计划、国家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等科学计划的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多种生命医药国家战略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深刻体会到我国生命医药的落后,立志要为我国的生命医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2003年初,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病毒。我带领研究团队全面投入寻找抗非典病毒药物的研究中,率先在国际上成功表达了非典病毒重要蛋白,标记了一条可能的非典病毒感染途径,获得了一批有效的非典病毒化合物。在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们研究小组以“重要药理作用的靶标动力学行为与功能关系研究及其药物设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7年,我与吴蓓丽及王明伟的三个课题组紧密合作,首次测定胰高血糖素受体全长蛋白的三维结构,并揭示了该受体不同结构域对其活化的调控机制。这项成果有助于为2型糖尿病治疗新药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相关研究论文在《自然》上发表。2004年至2013年,我担任上海药物所副所长,积极协助所班子抓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工作,为所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13年至2018年,我担任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恰逢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中国科学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上海市实施科创中心建设,我深感责任重大。与整个班子一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与责任,瞄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深刻领会和落实我院“率先行动”计划要求,以“多出药、快出药、出好药”为目标,以药物创新研究院的建设为抓手,从维护人民健康、促进产业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出发,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规划,组织实施重大科研任务,深化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围绕“出新药”目标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实现研究所各项工作的新跨越,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健康中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担任所长五年,上海药物研究所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与所班子成员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加强战略研究,全面推进研究所建设和药物创新研究院建设,率先走出创新发展的新路;深度融入上海科创中心、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积极谋划和推动研究所跨越发展,建设张江药物实验室、苏州创新研究院、宁波生物产业创新中心、海门新药创制中心、中山分所等机构,区别定位,差异化发展,创新和产业有机衔接;主动而为,大胆探索研究所体制机制改革,在组织管理、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团队建设、人事制度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一是改进科研管理。按照“以疾病为中心、领域首席科学家领衔、多学科协同”的大团队科研活动组织模式进行新药创制,并进行科研、管理部门组织结构调整。二是实行分类评价。落实和优化评价激励政策,瞄准真正的成果产出,重点考察核心任务成效,而非“帽子”“项目”等资源获取情况。打破“出论文”唯一标准,新药研究人员的评价围绕“出新药”目标,将临床批件、新药证书与职称评定挂钩。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药物所的发展,也为兄弟院校创新驱动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国之所需,吾志所向”是矗立于心的科学信念,我将更加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