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张炯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新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迎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战线的风光旖旎、万紫千红,不免让人心潮起伏,兴奋不已!

70年前,中国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照耀下,走进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跟党和人民一道前行。新中国的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的40年,因历史的变动而各显特色。前30年文学前行的道路比较曲折。歌颂革命史和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成为其时文学表现的主要题材和主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被奉为创作的基本原则,英雄赞歌和革命颂歌成为文学交响乐中昂扬的主调。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作家会师,虽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但面对新中国的光明前景,作家们无不欢欣鼓舞,纷纷以自己的新作来迎接新中国。诗歌领域古体诗与新诗双水分流。毛泽东诗词以其雄伟、壮美的风格推进旧体诗词创作的延续和发展。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则标志新诗人们当时的歌唱。几代诗人从臧克家、艾青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李瑛、公刘、雁翼、严阵、梁上泉等都纵声放歌。蓬勃、明朗、激越的诗风迅速席卷中国诗坛。朝鲜战争爆发,巴金、老舍等作家迅速奔赴前线,以他们歌颂英雄的作品鼓舞人们。50年代初,小说领域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相继问世,戏剧界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曹禺的《明朗的天》、胡可的《战斗里成长》、田汉的《白蛇传》等陆续登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更使文艺欣欣向荣。全国戏剧的大汇演和大批“干预生活”的作品问世,标志文艺工作者喜迎文艺的初春。

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及此前对“胡风事件”的不当处理,错误地打击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使文坛遭到重大损失。虽然如此,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文学发展的势头仍然蓬勃,涌现了群众性的“大跃进民歌”和历史剧创作潮,《蔡文姬》《关汉卿》《文成公主》《胆剑篇》等先后登上剧坛;而长篇小说《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红岩》等的出版和广泛传播,更形成“红色经典”的大批硕果。散文界魏巍、杨朔、刘白羽、秦牧、曹靖华、吴伯萧等成为名家。到1962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之风又起,吴晗的《海瑞罢官》被诬“影射”、孟超的《李慧娘》被指“鬼戏”。创作进入低潮期。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更使全国五年之内除了八个“样板戏”和“红卫兵歌谣”,罕有文学新作。“文革”后期虽然恢复了出版社和少数刊物,但作品多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除《闪闪的红星》《春潮急》《万山红遍》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外,罕有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不过,在文学的寒冬中,仍有许多作家坚持创作,如魏巍的《东方》、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等,但都要等到“文革”结束才得面世。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催生出“四五”清明节的“天安门革命诗歌”,显示文学潜流的爆发和人民写作伟力的展现,也表明一个真理——表达人民心声的文学总站在时代战斗的前列。它既为“四人帮”敲响了丧钟,也召唤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主张的同时,纠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廓开文艺发展的宽阔道路。从此文学从复苏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创作队伍迅速壮大,文学各门类获得均衡发展,现实主义、人道主义迅速回到作家笔端,文学题材、主题、形式、风格走向多样化探索,成为这时期文学的时代特征。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迅速复苏,先是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话剧日见活跃。李瑛的《一月的哀思》、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刘心武的《班主任》、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成为一时名篇。之后长篇小说新作也络绎出版。基于对“文革”的反思,人道主义重新显示光芒,人性的深致描写也不再被忌讳。文学经历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代表的“反思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以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波澜起伏的创作新潮,展现文坛的生气勃勃,勇于拓新。这期间,过去蒙冤受屈的作家如丁玲、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张贤亮、邵燕祥、流沙河和“七月派”“九叶诗人”等陆续返回文坛,不断推出新作。知青作家铁凝、叶辛、张抗抗、王安忆、贾平凹、梁晓声、张承志、韩少功、张炜等崛起成为文坛创作的主力,从“朦胧诗”到“新生代”也多有知青的身影。北岛、舒婷、王家新、于坚等相继成为著名的新诗人。女作家逐渐占据文坛的半边天,从年高的朱仲丽、韦君宜、杨绛、郑敏到80年代还属中年的宗璞、谌容、张洁和大批那时还是青年女作家的方方、池莉、徐坤、邵丽、王小鹰、毕淑敏、彭名燕、张欣、迟子建、孙惠芬、陈染、林白等,都以她们多姿多彩的作品,展示文坛的一道道耀目的亮丽风景。90年代以来,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国家利益》、王跃文的《国画》等系列长篇为代表的“反腐倡廉文学”和刘庆邦、曹征路等创作的“底层文学”以及“打工文学”陆续登台,河北省现实主义“三驾马车”关仁山、谈歌、何申迅速走红,标志文坛借鉴和吸纳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落潮和面向本土现实纵深的掘进。进入21世纪,大批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登上文坛,如徐则臣、鲁敏、魏微、张悦然等,纷纷以他们的新作表现新一代人对于城乡生活的感受与理解。

这时期,军事文学、历史文学和儿童文学皆涌现新的创作高潮。徐怀中、李存葆、朱苏进等都有新作名世。老作家魏巍、刘白羽和老将军萧克以及徐贵祥、周大新、柳建伟等皆以优秀长篇荣获茅盾文学奖。继姚雪垠的《李自成》之后,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均获茅盾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历史小说领域卓有成就的还有二月河、吴因易、杨书案、唐浩明、穆陶、赵玫等。继儿童文学老作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贺宜、包蕾之后,童话界的洪汛涛、葛翠琳、孙幼军、郑渊洁,儿童小说界的任大霖、任大星、曹文轩、黄蓓佳、秦文君、杨红樱,儿童诗人圣野、金波、柯岩、袁鹰、高洪波、樊发稼等,都以诸多作品获得少儿读者的欢迎。科幻文学郑文光、叶永烈启其先,刘慈欣的《三体》和《流浪地球》更获世界性的声誉。

40多年来我国文学走向大发展大繁荣,与深刻的历史变革密切相关。这时期市场经济的腾飞和科技的现代化,不仅保证了文艺创作繁荣的良好生态环境和条件,也激励和方便了文艺的创作。固然某些作者存在粗制滥造的浮躁和一味向钱看的现象,值得人们警惕,但文艺生产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在竞争中总会有优秀作品涌现出来。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级作家协会各种奖励和资助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文艺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使广大文艺家受益深远。

新中国70年文学的成就,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学的成绩和作为重要一翼的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70年来,各少数民族都涌现出自己以老带新的作家群,表现民族和地域风情的作品枝繁叶茂,这是十分可喜的历史现象。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噶胡,壮族的陆地、武剑青、蓝怀昌、韦一帆,藏族的益希单增、降边嘉措、饶介巴桑、扎西达娃、阿来,白族的晓雪、张长、杨苏,土家族的叶梅、李传峰、蔡测海,维吾尔族的赛福鼎、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柯尤慕·图尔迪,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李纳,回族的霍达、马瑞芳、石舒清,等等,都以自己的作品获得全国的声誉。近40年对少数民族史诗的整理和出版,特别是对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大型史诗的整理和出版,尤增添了我国文学史的耀目光彩。

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尽管曾受到前期“左”的思潮和后期“全盘西化”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总体上文艺理论批评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还是坚持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原则,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坚持人民文艺的大方向。老一辈文艺理论批评家茅盾、周扬、林默涵、张光年、邵荃麟、何其芳、冯牧、陈涌、蔡仪等,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作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之初,他们为贯彻邓小平文艺理论、拨乱反正做了努力。近40年,大批新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更迅速成长,在译介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著作的同时,也致力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文艺理论批评既高举旗帜,也走向和容纳多元。学院派批评和媒体批评都为文艺创作的扶植新人新作和激浊扬清作出贡献。新出版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数以千计。除20世纪50年代初创刊的《文艺报》《文学评论》外,这时期新出版的文艺理论批评刊物已达数十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的首批著作中的《文学理论》一书,更属集众多专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现代化、群众化凝聚心力的初步成果。多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编选的年度文艺理论批评选集,展示了发表于全国各报刊上的优秀文论,从中读者不难窥见这方面进步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文学70年的成就,与国家日益走向富强、与党对文艺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也与国家文化昌明、文学队伍不断扩大、广大作家的努力分不开。文学队伍的不断扩大,是文学走向空前繁荣的支撑,这可从以下数据得到证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仅有900多人,而现今已增加到12000人。各省、市、自治区作协的会员更有80000多人。业余作家不计其数。网络文学兴起后全国网络写手更以百万、千万计,正是规模庞大的创作大军支持着我国文坛,使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作品激增。以长篇小说为例,新中国成立前17年长篇新作不过320部,“文革”十年降到146部,而1991—1995年的五年中竟达2500部,2015年一年的长篇新作则升到5000部。长篇小说由于能够表现广阔的历史生活,刻画众多的人物形象,细致描写人们内心微妙的精神世界,如今已成为小说中的“王者”。尽管它的创作周期长,需要有较多的创作经验才能驾驭,但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文学生产力的规模和水平。我们已有很多作家的作品被译为各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也有不少作家荣获国际性大奖,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等。这表明我国文学已大踏步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各国读者的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的贺信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学和艺术发展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有力策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春光中,我国文学一定能像其他艺术一样,致力于为民族培根铸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各条战线上的英雄典型,为人民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