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传统叙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田兆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看上去这已经不是问题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经给出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如果要靠这样的定义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难以把握的,该定义没有解释何以“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实践、观念表述等都是泛泛而谈。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公约》通过对象的分类进行进一步解释: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

这还是很笼统,表演艺术就是非遗?当然这样就可以通过对象来认识什么是非遗,比如节庆就是非遗,木匠技艺就是非遗。但是这样的非遗概念还是要受人诟病的,因为这里缺少对于非遗本质的阐述。今天,非遗保护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我们对于非遗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分类讨论阶段,停留在功能分析方面,且概念很难界定。其实今天更有从不同的角度认识非遗的必要。只有对非遗的认识有飞跃,非遗的保护才能上台阶。非遗保护是一项文化实践,非遗研究则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和发现。中国非遗保护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只是跟在非遗保护公约后面亦步亦趋,很难真正保护好中国的非遗事业,更不要说对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对于今天的非遗保护来说,具体工作已经做得很多,但是提供给人们认识非遗的有价值的理论很少。认识非遗的角度多种多样,笔者认为,非遗是一种文化传统叙事。

非遗是一种叙事?很多人一定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公约》里一个关于叙事的概念都没有,怎么能说非遗是叙事呢?口头传统大多可定义为叙事,那社会实践是叙事吗?传统手工艺也是叙事?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叙事加以解释。叙事是人类对于既往的有价值的经历、经验和感觉的表述,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叙事。因此,《公约》五大类的第一条即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是故事、神话传说之类的非遗形式,以语言和文字呈现,这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叙事。这是所有叙事形式的前提,是我们讨论叙事形式与叙事谱系的第一类型,即语言的叙事形式,它是叙事的母本和基础。

叙事一般会被理解为故事,当然,故事是叙事的基本形式。一项叙事,有头有尾,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但是叙事并非如此单纯和完整。比如,一项手工技艺的程序,包括技术、文化、市场等各个环节,是一个复杂的叙事谱系。而这个手工艺叙事谱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口碑,也就是品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非遗形式都是叙事,因为它们都是千百年形成的社会文化认同,口口相传,成为真正的活态的文化传统的叙事。因此,我们将文化遗产定位为文化传统的叙事。

语言只是叙事的经典形式,近年学术界的研究已经对于叙事形式的多元性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国外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时候,发现了仪式与神话的互文性,即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神话的行为展演。中国的人类学界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但是阐述最为深刻的是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1928年,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先生出版了他的神话学经典著作《神话学ABC》,他从学科发展历史和学科内涵的角度,分析了神话学和民俗学的相关性,甚至直接说,在一定意义上,神话学就是民俗学,民俗学就是神话学,二者只是名称的不同。神话学偏重语言叙事,民俗学偏重行为叙事,二者互为表里。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是西方学说影响下的表达。梁启超则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以寒食节、端午节、七夕节等为例,讲述神话和节庆的相关性。他说:“有种神话竟变成一种地方风俗,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此地的社会心理。”神话变成了风俗,这种表述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就是说,神话和风俗即语言与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之所以举出梁启超的观点,一是他当年举例讨论的都是我们今天的民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他敏锐地看到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与转换,即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仪式行为就是神话,也即民俗节庆仪式就是叙事。当我们确认仪式与表演是一种叙事的基本存在形式,就会发现,所谓的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不过都是仪式与行为的叙事而已。

如前所述,民俗仪式是叙事,手工技艺是复杂叙事,那么体育不更是一种行为的叙事吗?如太极拳是在讲述中国的文化传统,虚实相生,相生相克,以柔克刚,这是再典型不过的行为叙事——文化传统的叙事。至于龙舟竞渡,那是在讲述一个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故事。

非遗的叙事行为不只是语言和行为的叙事,还包括图像、物象和景观的叙事。最典型的是民间美术或传统美术,比如牛郎织女的故事,年画中有大量“天河配”的叙事。图像的叙事并不一定为了给语言当助手,有时具有独立的意义。如门神的图像,贴上门神不是为了讲述故事,而是为了平安吉祥,这是语言达不到的功能。门神图像在,就如门神在。雕塑、壁画等都是图像的叙事。粽子、龙舟也是在叙事,这是物象叙事,演绎了语言内涵,但有独特意义。在手工艺里,物质形式就是技术技艺的存在形式。文化空间往往是叙事的场景,带有浓厚的叙事意味,没有叙事就没有文化空间。我们之所以要到汨罗江去划龙舟,就是因为汨罗江是屈原故事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汨罗江就没有端午故事。所以,汨罗江就承载着厚重的传统叙事。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语言的叙事将景观紧密连接起来,形成深刻的文化认同。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叙事本身。至于当下很多地方通过各种方式呈现的文化遗产本身,我们称其为文化景观的生产,也有人将其视为文化遗产的转换形式。文化景观是文化价值实现的方式,如实现教育功能需要景观,实现经济价值也需要景观。景观叙事与行为仪式的叙事不是割裂开来的。如仪式性表演本身构成了观赏对象,我们将其视为表演性景观。表演构成了流动的景观,通过视觉呈现去感染人、教育人、娱乐人。所以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景观转换其叙事形式,也可以通过表演展现其叙事情节,传承文化传统。

语言文字叙事形式、仪式行为叙事形式和图像景观叙事形式,虽然有着时代特点,但都是传统叙事的不同的呈现方式,担当着护卫传统与传承创新的重要功能。

在当代的文化表现形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数字表现形式来呈现。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叙事形式,其将哪吒故事也做了全新的解读。显然,动漫继承了传统,更强调个人挑战命运,实现自我价值。今天我们应该打破非遗传承人的陈规,重新审视文化传承的形式与规则。

我们应该让非遗拥抱数字多媒体时代,甚至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叙事都带着传统,又带着时代印记。如最初的《白蛇传》故事里,白娘子是妖怪,法海是降妖除魔的英雄,但今天人们对此认识已见仁见智。多文本的叙事、多价值的叙事,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

当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一种叙事,就会找到其传承与发展的新路径。叙事及其传承的视野宽阔,叙事传承才是有效传承。理解了非遗的语言文字叙事、行为仪式叙事、景观图像叙事,加上数字多媒体叙事,我们便有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的方法和路径。我们也有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视角:非遗是一种叙事、一种品牌、一种文化认同,以及生生不息的文化创新。

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马知遥

并非所有传统文化都属于非遗

传统文化既有积极的部分,也有消极的部分,如“三寸金莲”就属于典型的文化糟粕。当前一些地方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了摇钱树,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打造假民俗,甚至将一些荒唐的民间习俗、传说申报为非遗项目。这其实是在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良好生态,也是在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这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经济利益而“建构文化遗产”的乱象,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商业化趋势。我认为不应将荒唐、不科学的民间习俗当成非遗保护项目。此外,普及性食物不应申报非遗,因为非遗项目必须具有稀缺性和独特的民间活态传承性。如果没有稀缺性的普及性食品都能被评为非遗,中国的非遗传承名录就会变得良莠不齐、杂乱无章。因此,轻易将饮食文化与非遗项目挂钩是极不严谨的。

古村落作为非遗保护的重点单位,往往受到政府部门和非遗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古村落的认定是一门学问,保护古村落是我国非遗保护非常重要的一道关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古村落有消失的风险。若古村落消失了,许多非遗项目如庙会、民间手工艺等也会随之消失。但目前许多古村落存在村民物质生活匮乏的问题,在这种困局下,将古村落与具有国家资金支持及较强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挂钩,既可以保护古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对村民的物质生活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要意识到,非遗不再是过去压箱底的秘技,而是以一种公共文化的形式呈现给大众。没有活态传承的非遗是靠不住的,人亡非遗亡。从传承形态上看,必须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为基础标准,如果不是就不能被评定为非遗项目。而且,活态传承脉络中断过、失去了传承的土壤或没有徒弟,也不能被评判为非遗。

有人问,传统村落保护和尊重传承人追求现代生活的权利这两个命题好像是矛盾的,二者的平衡点在哪?其实传统村落需要保护,但是不影响传承人追求现代生活。我们要求他们保持乡村生活,不是单纯强调让他们留在原地。政府可以出资在离村落不远的地方建立房区,让村民整体保持邻里关系、血缘关系、民俗传统。同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这样村民就留下来了,传统习俗和非遗等也能得到保护,这方面山西的张壁古堡就做得很好。

由于环境的变化与人口的流动,一些社区和村落的文化传承面临后继乏人、传承资源不足的困境。此外,传统非遗项目的受众减少,少有人愿意来消费我们的文化遗产。因此,要给传承人一定的物质支撑,使其有能力继续将非遗事项活态传承下去。我们不能让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无法自给自足、失去物质生活基础。要让每个传统艺人都具有文化自信,从而敢于传承、创新非遗项目。尊重传承人的主体性,他们理应享有获得收益、创造性表达、受教育的权利。

目前学界对非遗保护和传承存在分歧,影响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理念和初心。一是过度关注文化遗产的“稳态”,而忽视了文化遗产的“流变性”,因此导致文化空间保护中对于文化遗产稳态元素过分强力维持,影响了保护对象的质量提升,降低了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甚至使其面临失传的境遇。二是非遗保护中“打造文化”现象比比皆是。保护工作中对非遗产业的过度开发和商品营销的不当加入,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边缘化、濒危化。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机械化的引入,导致批量化生产的商品代替了很多纯手工制作的非遗产品,这不是在帮助非遗传承人,而是导致他们的手工产品因为机器化产品的替代而失去生存活力,结果就是非遗的消亡。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在创新中发展

新时代下的非遗保护需要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打铁还需自身硬”,非遗传承人自身应当加强对于技艺的磨练。其二,传统工艺并非不能变,而是要在保证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其三,就非遗的文化传播这个层面来看,一定要和当今时代潮流相结合。在传播方式上,以创新的方式推广非遗项目。如借助抖音、淘宝等媒介宣传、销售非遗产品。总体上,全新的“非遗+电商”的推广路径,既可以增加非遗项目的销量,从而使其产业化,也可以供养更多艺人,从而在总体上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以“唯爱工坊”为例,其通过发挥自身电商平台的优势,通过唤醒、激活、赋能、服务四大营销技术,并以“产学研售秀”打通“非遗新经济”全链条,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

据调查,目前传统非遗项目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接轨市场的同时,也改善了非遗手艺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艺人收入普遍增加,因经济窘迫而放弃技艺传承的人数开始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艺人开始认同自己传承的工艺技术。大批手艺人的生活状况开始改善,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逐渐缓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重新回到日常使用的功能,否则其生命力就会逐渐衰退。以近年来有关民间布老虎和葫芦雕刻技艺的研究为例,伴随着对非遗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的挖掘和倡导,以及艺人们对使用性的自觉追求,使得这两项非遗技艺在不断的创新中寻找到生存之道,提升了自我造血机能,获得了健康发展。非遗传承人开始回乡担任非遗扶贫车间的主角,借助手艺让更多的人解决就业,获得收益。

通过高校研培手段为非遗持续助力

从2015年起,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共同遴选了78所高校和相关单位举办非遗研修、研习和培训班。参加研培计划的学员主要为列入实施范围的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手工艺人,涉及相关内容的小微企业、作坊、合作社的管理、研发人员,覆盖范围较为广泛,这就为非遗传承规定了较为宽泛的人才来源。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10多所高校加入研培计划,培养的传承人达到七万余人。

非遗一旦离开了人们的生活,便没有了使用价值,最终会走向末路。要想使非遗在当代生活中永远保持活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其最初的使用价值重新得到实现。这种使用价值在过去一般有着较大的存在空间,但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面临被抛弃的可能。对此,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找到其与当代的结合点,使其重新焕发出使用价值。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原汁原味、一成不变的保护,现在来看,这种保护模式较为僵化,不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非遗保护有必要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本身就是文化的生存之道,其不但具有稳态性,同时也具有一种流变性。流变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是其发展的规律,我们应尊重这一规律。天津大学非遗研培工作组在研培计划中,根据不同的研培对象设置不同的专业,比如布老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班,还有葫芦雕刻班、木雕班和面塑班等,针对这些特色班设置非遗艺人特别需要的课程内容,其目的就是强基础、拓眼界,以使他们的产品和当代生活能够紧密结合起来。这些培训班着重面向普通传承人群,帮助传承人群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重要技艺的把握,拓宽眼界和知识面,提高学习和传承能力。

高校在非遗研培计划中的作用很大,主要表现在传承优势和人才优势上。所谓传承优势,即高校有很多掌握丰富现代知识的年轻人,他们的思维活跃,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而非遗虽传统,但其相关的知识范畴、研究对象和关注点,都属于年轻人未曾接触或者对他们来说较为新鲜的内容。所以,一旦触发了他们对非遗文化的热情,他们会以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现代观念与非遗传承人联手,从而形成一批有生力、有活力的非遗传承和传播的队伍。

高校还有人才优势。非遗传承人进入高校以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接触名师,高校能为非遗传承人聘请工艺美术师、营销学家、市场策划专业人士,还有品牌打造、品牌设计的专业人员等到课堂上传经送宝,其内容与民间手工艺联系密切,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学校还会根据学员的情况设置不同的专业,并为其聘请相应的专家予以指导。如邀请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定者、理论阐释者、民俗专家等走上讲台,向非遗传承人讲授非遗的传承和保护理念,让他们感觉自己在与专家、大师同行。

同时,学校的招生也会注意向西部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除了来自西部地区的非遗传承人外,还有部分残疾学员也会获得培训机会。学校会安排研究生对学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尽快形成一致性的研究方法。比如,参加了葫芦雕刻技艺培训班的陕西省合阳县非遗传承人李菲,她是县级非遗传承人、县级工艺美术大师。在回访中,她告诉工作组,一个月的研培计划让她受益匪浅,她的葫芦雕刻技艺得到了较大提高,并对产品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她以传统文化为主,将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推出一系列新产品,如葫芦灯、摆件、挂件、U盘等,受到顾客的喜爱。

总之,尊重文化遗产自身的规律,从实用出发,回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心,让更多的文化遗产“活”起来,而不是在时代的发展中灭亡,这是非遗保护应该达成的共识。

人才培养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关键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陈 刚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广大民众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我在××修文物”成了文博单位对外界进行文物保护宣传的一个常用标题,这使文物保护成为既有些神秘又让人羡慕的职业。与此同时,关于文物保护缺乏专业人才的声音也始终不绝于耳,折射了文物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才培养滞后的矛盾。因此,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势在必行。

文物保护需要多学科的专业人才

文物保护是通过对文物材质的组分、结构分析,揭示其老化败坏机理,进而运用技术手段,对文物进行保养与修复,控制其保存环境,从而延缓其老化过程的一门应用技术科学。所要保护对象的材质、保存状态五花八门,采用的手段也多种多样。因此,文物保护是一个多学科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涉及的学科有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地质学、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而在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对于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要求又会有所侧重。所谓隔行如隔山,文物保护对于人才的需求也特别多样。现在活跃于文物保护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基本上都是近30年来培养的人才,学科背景非常复杂,不少人并非来自文物保护专业。这固然和文物保护专业尚处于发展过程中、不能满足需求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物保护专业所提供的知识结构和深度常常不能满足文物保护科研工作的要求。例如在文物的材质、败坏机理、保存环境、保护材料等研究中,许多问题和化学相关,因此具有化学专业背景的人才显得更得心应手。这一现象在高层次人才中更加明显,文物保护各方面的领军人才基本上都有基础学科的专业背景。因此,如何使文物保护工作能够不断吸纳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是长期面临的课题。

考察文物保护专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这一特点。我国的文物保护发端于传统的文物修复,开始更多地是一门手艺。1950年代初,传统的修复技师进入文博单位,成为第一代文物保护者。他们在承担文物修复工作的同时,也带出了一批批徒弟,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随着文物保护对于人才需求的多元化,高校开始出现文物保护专业。1980年代末,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等陆续设置文物保护系或专业。而这些开设文物保护专业的院系,本身又有很强的基础专业背景。如复旦大学的文物保护专业,是从物理二系应用化学专业派生出来的,其课程设置基本沿袭了应用化学的课程设置,另外增加一些文博课程。其他开设文物保护专业的院系,有文科的历史、考古、文博、美术,以及理科的材料、工程力学、科技史等,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来专业的影子。这种现象反映了文物保护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时也使培养的学生具备了不同方向的发展潜力,可以说是对多学科人才需求的一种回应。因此,文物保护专业的人才培养、知识结构的配置,并不需要强求一律,在基本课程之外,可以体现各高校院系各自的学科特点,多一些“自选动作”。

文物保护需要多层次的人才

和其他行业一样,文物保护工作对于人才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既需要具有从事基础研究和新技术研发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也需要具有较为全面的文物保护专业知识、有较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的综合人才,还有动手能力强、能够实际进行保护修复工作的技能型人才。上述三类人才的实际需求量,大致呈金字塔型结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设有文物保护类专业或研究方向的高校共计77所,其中,开设本科专业的有19所,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有45所(其中同时培养博士研究生的16所),另外大专高职类的有20所。部分学校同时有本科、硕士、博士专业,或是同时有本科、专科专业。从开设学校而言,似乎以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校为多,但就实际招生人数而言,仍以本科、大专为主,符合对于人才需求的金字塔型结构。

从具体院校来看,既有像北大、复旦、中科大、浙大等一流研究型高校,也有为数众多的艺术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它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办学过程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还是以复旦大学为例,早在1987年就开设了文物保护专业,笔者是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学生。当年所招的15名学生,大多数都是从其他专业志愿调剂而来,结果毕业后除了两人还在从事文博工作以外,大多转向了其他应用化学方向。原因在于,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社会认可度不高,而且毕业生可以凭借复旦的名气找到更满意的工作。类似的情况在北大、西安交大等学校也出现过。总体来说,在一流研究型高校开办文物保护这样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并不是太成功。而这些高校培养的硕士、博士,相对来说成才率较高,不少已经成为今日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或领军人才。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符合研究型大学的定位。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培养,则以西北大学比较成功,有大量毕业生活跃在全国各地文博单位文物保护的第一线。而需求更大的保护修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则需要由艺术院校和职业学院来承担。因此,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既要符合高校学科发展的需求,也要符合社会对于高校的定位以及学生自身的能力特点和职业规划。盲目拔高或降低人才培养的层次,都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面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所采用的模式也应该是多样的。以保护修复的技能型人才为例,传统上都是以师徒制传承。这一制度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直到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即使是技能型人才,也需要具备操作技能以外的专业知识,例如文物保护的理念、现代分析技术的应用以及对材料特性的科学认知等,对于开阔眼界、提高保护修复水平、开拓发展潜力方面都是必需的,也顺应了行业对于人才要求不断提高的趋势。因此师徒制和现代教育方式的结合可能更适合这类人才的培养。而大多数文博单位急需的文物保护综合型人才,则需要在高等院校培养,除了系统学习文物保护课程,还要有文博考古、文史、理化等选修课程的学习,比较适合于本科层次的教学。对于研究型人才,则要在硕博士阶段的培养中采取因人而异的方式。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文物保护本科毕业生,在学术硕士、博士阶段的科研能力可能比不上一个化学、物理、生物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其原因就在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学生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学科功底,并且找到一个能够让他充分发挥基础学科优势的研究方向。

除了上述培养模式,职业培训和定向培养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复旦大学在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方面,比较成功的都与此有关。早在198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开办文博大专班,又称干训班。以成人教育的形式,招收文博单位的青年骨干。他们普遍具有学习热情和工作经验,两年的培训,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学习,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不少成了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还有1990年代中期,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招收文物保护方向的委培研究生,虽然人数不多,但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各方向的领军人才。究其原因,是这些学生入学前已经具备了扎实的物理、化学、地质等本科专业基础和一定的实践经验,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将基础知识运用于实际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其他如研究生班、短训班等形式,也是对某一方面的知识、技能的强化,时至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文物保护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近年来,高校文物保护类专业的开设呈现井喷的局面,这固然有其可喜之处,顺应了文博事业发展对于文物保护人才的迫切需求。但同时,也出现了学科归属混乱,学生就业时身份定位模糊、找工作难的局面。文物保护专业的教师普遍存在学科话语权低下,项目申报、职称晋升无门的问题,容易被边缘化。这一切严重影响了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

上述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和学科地位现实的矛盾,使建立独立的文物保护学科并且提升其地位显得尤为迫切。文物保护技术作为一门应用学科,长期以来,从业人员来源复杂,更多地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自身学科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方面,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会制约技术发展和实践应用;另一方面,也使这样一门拥有广阔发展前景和日益庞大队伍的学科面临无处存身的困境。现在,文物保护所从属的学科比较复杂,有属于历史学、考古学的,也有寄身于艺术学、图书情报学乃至于化学、材料学的。当然,这是一个学科成长中的正常现象,但历经了30余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系统梳理这一学科体系的构架和内涵、建立理论框架的时机。只有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使这一学科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也有利于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更有效地为文物保护输送人才。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文物保护教育界有识之士的重视,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龚德才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文物保护学科建设,出版了《文物保护基础理论》,为文物保护学科的理论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然也要注意,文物保护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自身的学科建设不是筑起自我封闭的藩篱、为其中的某些人群取得优势地位服务,这样只会使学科日益走向僵化。应该继续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更为主动地、系统地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和人才,应用到文物保护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中去,真正促进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