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曾说:“距今3000年前,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中华民族不仅包括来自东亚、东南亚的各种民族,也包括一些来自西亚的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

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其重要性无法与陆上丝路相比。但陆上丝绸之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要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茫茫戈壁外,运输工具主要靠马匹、骆驼等,运载能力有限,运输量少、费用高、消耗大、运输时间长。而海上丝路正好能克服陆上丝路的种种局限:船舶运载量大、费用低、损耗小,运输时间也相对较短。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前期发展到了黄金时期,但到唐代中期便突然衰落了。以唐朝军队惨败于大食(阿拉伯)告终的“怛罗斯之战”和导致唐朝国力大减的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一时间丝路上“道路梗绝,往来不通”。由于陆上丝路中断,反映在杜甫的诗中便有“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的哀叹。

陆上丝路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自唐代中叶起,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安史之乱以后,大批北方人士避祸于江南,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家收取的税赋,90%来自南方;出口的大宗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等,也以东南地区为主。江南发达的经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从唐代造船业来看,自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以后,隋唐时期的水上运输日趋发达,造船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唐代,中国已能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当时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来华都愿搭乘中国的海船,如一时中国船未到,他们也愿意耐心等待。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广州通海夷道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其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一书中,记载了一条“广州通海夷道”。这条“广州通海夷道”指的是从中国广州到波斯湾头(今天的伊拉克巴士拉)的航线,全程达10000多公里,约需三个月的航行时间,是当时亚洲各国海舶航行最长的航线。这条航线大大延伸了汉代经徐闻、合浦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航行所需时间却大大减少了,说明此时航海技术已有了极大的提高。

这条“广州通海夷道”可分为三段航路,途经新加坡、斯里兰卡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这条航线所经过的港市来看,大多为盛产象牙、犀角、乳香、没药、珍珠、宝石、珊瑚等物品的地区,而中国输出的丝绸、瓷器、铜铁器等,也正为这些地区所需求,这反映了当时的航海以商业贸易为主要目的。

这条印度洋航线把中国和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印尼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首的西亚地区,通过海外贸易连接在了一起。因此,这条航线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这三个地区大量的货物贸易,也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地区的人员往来。

来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首次派使者前来中国。后世一般以此为中国同阿拉伯交往的开始,也以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起点。此后,中国与大食友好往来日趋频繁,大食来华使节络绎不绝。从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 (651—799)的148年间,大食共派遣使者到中国通好达39次,波斯派使节来中国也达20余次。

除了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外,双方更多的还是民间往来。由海路和陆路抵达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与日俱增,他们主要聚居在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及长安、洛阳等地。“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首先传到阿拉伯国家,再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

唐代,侨居中国甚至在中国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不在少数。据《资治通鉴》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内的“蕃客”或“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据唐代僧人鉴真描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的波斯人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穆斯林社区的核心是清真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四座清真寺都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也说明了伊斯兰教主要是从海路传入中国的。这四大清真古寺分别是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扬州的仙鹤寺和杭州的凤凰寺。另外,由于海陆交通的发达,几种起源于南亚和西亚的宗教也先后于唐代传入了中国。它们包括来自印度的湿婆教(古代印度教的一支)、来自波斯的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也称拜火教)和摩尼教、来自叙利亚的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教等。然而,这几种宗教在中国传播了几个世纪,后来都逐渐消亡或衰落了。只有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宗教之一。

宋朝与大食之间的交往也相当密切。自辽天赞三年至宋开禧三年(924—1207)的283年间,宋朝与大食之间的往来,见于史书记载者多达55次。来华经商的西亚商人也越来越多,宋代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在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了一个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被称为“蕃人巷”。到北宋后期,“蕃人巷”已拥有十万人之众。由于外商众多,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广州两市舶司的净收入增至200万缗,给朝廷带来了巨额关税收入,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与唐朝相比,宋朝还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巨商大贾,如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广州的蕃坊

蕃,指外国或外国人;坊,是唐代对城市街区的通称。唐代的城市多呈正方形,划分成若干街区,每个街区就是一个坊。“蕃坊”就是外国侨民聚居的街区。“蕃”多指与海路相关的外国或外族,而也指外国或外族的“胡”字则带有较强的陆路色彩。所以,“蕃客”多为经海路来华居住的外国人。

蕃商们定居广州后,往往以此为跳板,再到中国其他城市做生意,或者定居其他城市。他们翻越大庾岭,沿赣江北上,顺长江到达当时最富庶的城市扬州;或者如阿拉伯人所记载的,到广州后,继续沿海岸线航行到泉州、杭州和扬州。太和八年(834),唐文宗就曾下令保护岭南(广州)、福建(泉州)、扬州三地的蕃客:“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由于有中国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海外蕃商接踵而至。

蕃坊的居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人众杂沓,习俗各异,难免会产生许多矛盾。对此,唐朝政府实行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方法,即在蕃坊设置“蕃长司”作为管理机构,从外国侨民中挑选最有声望者一二人,由唐朝政府正式委任为蕃长。蕃长在蕃坊里代表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处理日常事务;行使部分司法权力,调解蕃坊内部纠纷和处理轻微案件(重罪仍由地方政府处理);协助官府管理对外贸易、招邀蕃商、坊内税收等。蕃长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所以往往身着中国服装,“巾袍履笏如华人”。

由于居住于广州的外国人中以来自西亚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所以担任蕃长的人往往也是管理坊内伊斯兰教事务的“掌教”。他们除了按伊斯兰教法律裁决内部争议、处理纠纷外,还领导坊内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如领拜、宣教、祈祷、宰牲等。所以,一个蕃坊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民族宗教自治体”。

早年生活在蕃坊中的大食人在华开展贸易,一般冬天便返回大食。后来因生意兴隆或者成家立业,不少大食商人便居留中国不归,这些人被称为“住唐”。有的“住唐”在中国娶妻生子,到后来,蕃坊中便出现了一批土生蕃客,后来还有三世、五世蕃客,这些土生蕃客实际上都已经“中国化”了。

一些大食、波斯人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学习中国文化,采用李、丁、施、罗、辛、蒲等汉姓,努力融入中国社会,有的甚至参加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考取进士的李彦升就是一个广州蕃坊的“华化”大食人。当时进士是很难考取的,必须“通五经,明时务”,那一年只录取了22人。李彦升作为外国人竟然进士及第,因此轰动一时。到后来,尤其是到了宋代,“华化”的蕃人越来越多,他们及其后裔就成了真正的中国人。

开封犹太人

唐宋时期,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路来到中国,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犹太人也随他们一起来到了中国。由于西亚犹太人在外貌上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相似,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语言,有的甚至取了阿拉伯或波斯名字,所以中国人是无法区分他们的,都把他们称为“胡人”或“蕃客”。他们中的一些人定居在广州、泉州、扬州和宁波等港口城市的蕃坊里,还有一些则沿大运河和汴河北上来到汴梁(开封)和其他北方城市。

开封是北宋都城,这些来华犹太人的主要活动是经商,尤其是出售布匹。据记载,犹太人曾向北宋皇帝进贡西洋布,皇帝很高兴,对他们说:“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从此,犹太人便开始在开封定居。后来,陆续又有一些犹太人循着他们的足迹从海上丝路来到开封,并散布到中原各地。宋朝开封的犹太人多达上百户,人口上千。金大定三年(1163),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兴建了一所犹太会堂,也称为“清真寺”。当地犹太人便以这座会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社区。每逢犹太教的节日和安息日,他们便集中到这个会堂来,参加礼拜和祈祷,整个社团保持着正常的宗教和文化生活。

开封犹太人称自己的宗教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一词的音译,这个汉语译名从字面上看即带有一种吉祥如意、安居乐业的意思。而当地中国人大概觉得这一名称比较拗口,看到这些犹太人根据自己的宗教习俗,在宰杀牛羊时要将其腿筋剔除掉,便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把开封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称为“挑筋教胡同”。

到了明代,开封的犹太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有500余户,人口多达四五千人。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比原来提高了,犹太会堂被多次重修。与此同时,犹太文化逐渐开始与中国文化融合,一些犹太人开始放弃对犹太教经典的学习,转而学习中国的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据开封犹太石碑记载,他们中出过举人、进士,文官有过知县、知府、布政史、按察史等,武官有游击、兵马司指挥、锦衣卫指挥等。

文化上的逐步融合,加上频繁发生的战乱、洪水、饥荒,开封的犹太社区后来便逐渐衰落了。到了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在一次黄河水淹没开封之后,返回开封重建家园的犹太人只剩下李、赵、艾、张、高、金、石这七姓人家。由于犹太社区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已不能再维护过去的族内通婚制度,开始与周围的汉族、回族通婚。

使开封犹太社区最终走向消亡的是犹太会堂的毁坏。据开封犹太碑文记载,开封犹太会堂曾数次遭黄河洪水冲毁。从1163年到1688年,犹太会堂曾先后重修达11次。但17世纪末后,这座犹太会堂就再也没有被修葺过了,并在清朝咸丰四年(1854)彻底毁废。会堂一毁,开封犹太人就失去了凝聚中心。于是,一些犹太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了当地的穆斯林,还有一些人通过与汉族、满族互通婚嫁,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犹太身份,汇入了汉、满等民族。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