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一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三个奇迹:第一,自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仅七年时间,清华大学就成为可与世界著名大学比肩的名校。第二,在抗日战争中,他主持西南联大八年之久,让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传奇丰碑。第三,赴台后他又办起另一所清华大学(但梅不赞成叫清华大学,他认为只有北京才有清华大学),这所大学也在短期内名闻遐迩。

一个人一生能创造一个奇迹就已经不虚此生,而梅先生却创造了三个。直到1962年逝世,他将自己近50年的心血奉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他60岁寿辰之时,傅任敢先生就曾撰文赞扬梅先生“专”的精神:“在这几十年中,他不是没有外界功名势利的诱惑的,但他都已敝履弃之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清华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以一生贡献给他,要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一切事业之所以不上正轨,就人事而论,实是大家缺乏专的精神。结果个人飞黄腾达,事业江河日下。这个专字有三层深度。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专干一件事业,决不会今天做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人已经不多,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仅有了。梅校长的专,便是属于绝无仅有一层的。”文中还谈到梅先生“大”、“公”和“爱”的精神。梅先生一生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无疑非常之多,而他在抗战的炮火声中,转移清华校产、保存学术种子、在大后方主持西南联大的坚执努力尤为后世传颂称扬。

临危受命,未雨绸缪

梅贻琦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在此前的三个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梅先生此时出任清华校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在就职演说中对师生们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学生做教师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934年,梅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又强调说:“华北的危机,是随时可以触发的,但我们仍然要不畏首畏尾的领导大家去努力工作,要冷静耐心的干。……我们所注意的,是持久的树立根基的工作。做这种工作,自然不要求速效,不要慕虚名。所以吾常劝大家在现在的情势之下,要咬着牙,屏着息去工作。因为张口乱嚷,于实事无一些益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梅先生是如何脚踏实地开展未雨绸缪工作的呢?一是为学校做好万一的迁校准备,他派人在湖南长沙附近选择校址。之所以选择长沙为校址,是从办新校的物质条件出发的。早在1935年,为防时局恶化,清华大学曾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校舍,预计1938年年初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二是秘密南运图书仪器,让南迁的师生一到,即可开展教学和研究。卢沟桥事变后,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所考虑的一是当时的长沙远离战区,二是清华已在此建有校舍。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事变来得如此突然,规模来得如此大,北平很快陷落,接下来天津又失守,长沙同样遭到轰炸。梅贻琦手拟的校产损失情况中说:“查本校师生自平变后,除一部分有确息外,尚无伤亡。校产因平校现为敌军占领,房舍损失共值三百五十万元以上。图书仪器被扣在平校者共值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其中一部被敌军强取及毁坏者确数无法查明,又本校长沙校舍四月被敌机轰炸,所受损失约值五万元。”梅贻琦所说的这次轰炸是1938年4月11日敌机三队轰炸清华在长沙左家垅的校舍。轰炸造成房屋损毁严重,所幸临大师生此时已迁往云南。关于清华秘密南运图书仪器,史料中也有记载:“本校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间敌军占据丰台之时,曾将一部分图书仪器及机器等件运汉九百二十四箱,存储于汉口上海银行第一金库,旋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间此项存箱由汉运输……现正着手全部由渝移运来滇。其中图书仪器已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商同全部借用。至于机器一项,将暂不需用者息数移往于安全之僻乡妥密保管。”这些仪器、图书的转运、保存,为此后三校联合办学、成立联合大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成为大后方继续传播科学、坚持教育救国的重要物质保障。

秉持公心,勉力调和

单纯一所大学搬迁到新址办学都很不容易,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所大学联合组成,且是在新的校址,情况就更为复杂。学校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管理学校。张、蒋在重庆均有任职,且不愿以年资压人,所以较少到校,因此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校务。当然,遇有重大事情,三人也会协商办理。

此时的梅贻琦,既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又是西南联大的常委。西南联合大学既然是“联合”办学,就既有合并,又需独立。关于合并的成分,主要是三校院系的合并,如文学院、理学院、教务处和总务处。关于独立的成分,即三校各自的办事处需保持独立,不能合并。之所以独立设置各校的办事处,当然与办事处的职能有关。办事处下辖秘书处和总务处。秘书处管理本校的附设机构,及教师的聘任和辞退、招生和学生学籍、留学生的管理等。总务处管理本校的财务收支情况及经费,还有以本校名义建盖的房舍及水电等事务。这些对梅先生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怎样协调处理好三校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有公允持平的精神和合理切实的办法。三校团结容易产生裂痕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各院系负责人的产生。在梅先生的通盘考虑下,三个院系合并后,五个学院26个系的领导尽量让三校都有人担任。就是学校的教务、总务和训导三处,也尽量都有三校的人。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总务处处长沈履原是清华大学教授,因受四川大学之聘辞职离任并推荐北京大学教授郑天挺来接替。郑天挺力辞不就,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支持郑天挺。他们的理由是:“今日校中学术首长属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梅先生做了很多工作,此事才渐趋平息。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的师生人数多,有的师生人数少;有的图书仪器较多,有的图书仪器较少;有的经费充足,有的经费紧张。这几多几少,就成了团结容易产生裂痕的另一个地方。因为研究经费问题,某校的一些人提出要求独立,这让梅贻琦非常着急,做了很多工作,总算没有闹到分家的地步。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公教人员生活每况愈下,朝不保夕。梅贻琦数次向教育部反映,政府却一再拖延、不见落实。梅贻琦只得与清华众教授商议,动用清华的设备,组织合作社,生产一些日用品,以补贴三校的教职员,帮大家渡过难关。清华教师人数众多、负担最重,梅贻琦没有裁掉任何一人,也没有压缩编制。他采取分流的办法,在清华原有三个研究所的基础上,根据抗战和云南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农业病虫害、航空、无线电、国情普查和金属五个特种研究所,将这些研究所合为研究院,由叶企孙教授担任总负责人。这样一来,分流了一些教师,清华在联大中人数就大为减少了。

用真正教育,造就新民

无论是执掌清华,还是主持西南联大,梅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张办“真正教育”,即“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造就“新民”。怎么造就?只能用学术,只能靠大师、靠教授,因为只有他们懂得学术,也懂得怎样用学术去造就人才。他不仅肯定教授在帮助人们增进智识方面的作用,还肯定教授在帮助人们进行精神修养方面的作用,“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也全有赖教授们的Inspiration”。大师,就是教授中的教授。他认为,教育只有一个目标,即“发展全人格”。在清华任教务长时,梅贻琦就提出以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和劳育“六育并重”来发展学生的全人格。

后来他在《大学一解》中还倡导实行中国古代书院那样的“从游”,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不仅如此,梅先生还认为,教授懂得学术,能让一个大学学术兴旺,所以应发挥教授在治理大学中的主人翁作用。梅贻琦的著作或讲话虽没有公开承认“教授治校”是清华大学的一种制度,但学校所实行的校务会、教授会和评议会的三会制度,都由教授唱主角。

纵观梅先生关于教育的论著,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当数梅先生拟就大纲、潘光旦先生执笔完成的《大学一解》。这是一篇令人击节赞叹的妙文,大致可归纳为“五论”和“五个闪光点”。“五论”是新民论、通才教育论、大师和教授作用论、学术自由论、自身修养论。“五个闪光点”是“大学的位育问题”“人文科学也是一门科学”“应鼓励师生无所不思无所不想”“大学课程设置是‘明明德’的一部分”“大学是一方教化的重镇”。此文选在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暨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三周年之际发表,其中大有深意。笔者揣测,大致有以下原因:第一,针对国民政府颁行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所主张的大学教育要“通专并重”(实则主张“专才教育”)和“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方针,梅提出通才教育和文理并重的方针。第二,针对中央俱乐部(即国民党CC系)要控制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的举措,梅主张维护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第三,针对三校中出现的不和谐音,需要统一师生思想,消除裂痕。第四,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关于怎样进一步办好西南联大应有一篇宣言书。从文中可以看出,梅先生是不赞成当时的教育制度的,他在回答中国的大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时,认为既不能将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也不能复制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二者各有优劣。比如西方大学的选修课制,虽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滋长了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不利于全人格的培养;中国古代的书院制有利于师生教学的互动,但会让学生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他,因此应各取所长,以“真正教育”为目标,以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为手段,以教授为大学的主人翁,创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西南联大正是这种特色教育的具体体现。

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说,梅先生“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今当梅先生13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遥致纪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