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近十年,在我的心目中,朱先生的形象是和三幅画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就借这三幅画,略抒我对朱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之情。

1978年,朱先生翻译的《歌德谈话录》出版。1979年,朱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三卷和莱辛《拉奥孔》又相继出版。对于我们这些搞美学的人来说,这些书的出版,真是盛大的节日啊!我们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

“文革”初期,我没有机会见到朱先生。我担心他的身体经不住那种野蛮的折磨。我也惦记着他的译稿。我知道朱先生已把黑格尔《美学》二、三卷全部译完,但译稿在“文革”初期被人抄走了。我碰到西语系的同志就打听朱先生的译稿找回来没有,回答都说还没有找到。朱先生翻译这部巨著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真的找不回来,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1975年有一天晚饭后,我在学校图书馆前的广场上遇见正在散步的朱先生。我们都为这次偶然的见面感到高兴。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很好。我又问起黑格尔《美学》的译稿,他说已找到了。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但我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不到三年,朱先生就连续翻译、整理出版了黑格尔《美学》两大卷,还有《歌德谈话录》和莱辛《拉奥孔》,加起来有120万字。朱先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多么惊人!我忽然想起童年时代看到的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棵极大的树,被拦腰砍断,但从树的四周抽出很多枝条,枝条上萌发出嫩叶。树旁站有一位小姑娘,正把这棵大树指给她的小弟弟看。画的右上方题了一首诗,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我想,朱先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朱先生的人生态度,朱先生的献身精神,这幅画(连同画上的诗)不正是极好的写照吗?

1980年8月,朱先生出版了《谈美书简》。同年10月,朱先生又出版了《美学拾穗集》(80岁以后的论文集)。我读了这两本书后,写了一篇感想,题为《美学研究和学风问题》,发表在北大出版社的《大学生》丛刊上。我在文章中谈到朱先生多年来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接着说:“现在我们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发表各种研究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是像朱先生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严肃、刻苦钻研的,恐怕还是凤毛麟角。50年代国内展开美学问题讨论的时候,朱先生曾表示决心要学马列主义,有人就说:‘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说这句话的同志当然并无恶意,不过是受了流行的极‘左’观念的影响。但是这句话激发了朱先生的自尊心,他暗地里答复说:我就学给你看看!20多年来,朱先生确实这样做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还搞什么学问呢?说到底,这也就是朱先生说的人生态度问题:‘是敷敷衍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这两种人生态度是根本不同的。……我认为,在树立严肃的、科学的学风方面,也就是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朱先生这两本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美学学科的范围,它将在我们整个理论界、学术界,以及在广大青年中,发生深远的影响。”

朱先生《美学拾穗集》的书名取自法国大画家米勒的名画《拾穗者》。我在文章中说:“夕阳微霭中弯腰拾穗的形象,确实很能体现朱先生的人生态度:为了对祖国的文化建设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从不停止自己的辛勤的劳作。多年来,朱先生就是抱着这种‘拾穗者’的心情,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美学论文,同时又精心翻译了好几部西方古典美学的名著。其中特别是黑格尔三大卷《美学》的翻译,别人很难胜任。这是朱先生对我国美学学科建设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1年10月18日,朱先生读了我这篇文章,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两年来见到的评介我的论著的文章有十多篇,您的这篇算是抓住要害,最中肯最得体的一篇。所以我读到特别钦佩和高兴,特写几句话向您表示感谢!”

朱先生很高兴,我想是因为从我这篇文章中他看到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得到了人们的理解。这使他感到欣慰。

1984年的春节,我和北大出版社的江溶同志一起去看望朱先生,给他带去了北大出版社“文艺美学丛书”中四本新出的书,其中有我写的《中国小说美学》。朱先生是这套丛书编委会的顾问,一直很关心丛书的出版。我在写《中国小说美学》时,曾对朱先生谈过自己的想法。我说,学术界很多人向来认为明清小说评点毫无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明清小说评点中有很多很有价值的美学思想。朱先生赞同我的想法。他说:“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说评点,很对。你这本书可以定名为《中国小说美学》,也可以定名为《小说评点研究》。”现在这本书出版了,朱先生很高兴。他问了这本书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接着我们随便聊起天来。我谈到最近报刊上出现了一些谈中西美学不同特点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一开口就说中国美学的根本特点是什么,西方美学的根本特点是什么,一二三四一大套,片面性很大。这种文章的作者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既可以不下功夫系统地研究中国美学,又可以不下功夫系统地研究西方美学,但是他却可以搞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而且可以很快做出一个又一个的结论,似乎这是一条捷径。朱先生听了我的话,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现在搞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还不具备条件。”我接着谈到,现在有些美学文章写得十分晦涩,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简直是深奥莫测。朱先生笑了,他摆摆手说:“很简单,就是他自己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搞清楚的,怎么会说不清楚!”接着我又问起朱先生翻译维柯《新科学》的情况。朱先生告诉我,这部书翻成中文约40万字。已译完,正在做扫尾工作。朱先生还说,这部书在他翻译的书中是最难译的一部,朱师母曾对他说:“这部书把你的精力耗尽了!”

从朱先生家里出来,我想起了青年画家张宏图的一幅题为《永恒》的油画。

那幅画的画面形象十分简洁。一位古代工匠完成了霍去病墓前的巨型石兽的雕刻,精疲力竭,扑倒在这件伟大艺术品的面前。石刻巨兽是这样的雄伟、鲜活、光辉四溢,充满生命活力,而它的创造者却是这样的瘦小、黝黑,生命力显然快要消耗尽了。这个简单的然而惊心动魄的对比启示了很深的人生哲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易逝的。你看画上那位工匠,他的艺术品完成了,他的生命也耗尽了。但是他用他的生命所创造的艺术品却是永恒的。他在他创造的艺术品中也就得到了永恒。历史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在这件石刻巨兽面前仍然惊叹它的美,因为我们在它身上看到了我们祖先的不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美,艺术,不就是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结晶吗?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却是永恒的长河。我们理应像我们伟大勤劳的祖先一样,用献身精神从事我们的创造,用我们的全部生命来创造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长河中求得我们生命的永恒。

朱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朱先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于朱先生的人生态度,对于朱先生的献身精神,这幅画正是极好的写照。

在这之后,朱先生因病重几次住院。我很想去看望他,但又怕打扰他。一直到前不久,我听说朱先生用了一种什么新的药,病情有所好转。正好我写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他。我知道他的病情已不允许他再读书,但是我想他看到这本书出版,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才下了决心,到朱先生家里去看他。那是3月2日,星期天。我进到客厅,朱先生用缓慢的步子从里屋出来,听说我把新出的书给他送来,果然十分高兴。他在藤椅上坐下,双手抚摩着这本书的封面,又翻动着书页,不住地说:“谢谢!谢谢!”他还问我这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的。我怕时间长了会影响他的身体,交谈了几句,就起身告辞。临别时我对朱先生说:“朱先生多保重身体,过些时候您身体恢复了我再来看您!”朱先生笑容满面,握住我的手,又不住地说:“谢谢!谢谢!”

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面!离我去看望他不过两天,朱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终于在3月6日清晨辞世。

我又想到了那幅油画:《永恒》!人的精神确实可以永恒。朱先生劳作一生,一直到88岁的高龄仍然每天握笔,没有片刻的停顿,现在他离开我们走了。但是那“春来怒抽条”的大树的形象,那夕阳微霭中弯着腰的拾穗者的形象,那耗尽生命扑倒在自己创造的伟大艺术品面前的工匠的形象,在我心中永远不会磨灭。在我今后的生命途程中,他们将伴随着我,照亮我的内心,激励我去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

(原载《群言》198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