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当前被人们热议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正是现阶段转型的焦点。本文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大视野对发展方式转变进行探讨。

关于中国第三波转型

为什么叫做“第三波转型”？从中国历史纵深的大视野审视，我们现在面临近代史上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标志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边缘。当时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非常遗憾，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是“流星”，一闪而过后，堕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是经济体制转型，从1978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已经建成，但仍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从更大视野、更高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这一波转型，就是第三波转型，应该转向何方？我认为有三点。

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考察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有可能一两年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里基本没有地位，这很不相称。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

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最近有些例子给我撞击很大，比如前不久网上对中外混血青年的议论，反映出目前社会对此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冲突》，我这里没用“冲突”，而是用“隔阂”。我认为，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先进文明逐步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现今世界有“文明冲突论”、“活力论”、“成长论”、“均衡论”等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论”。如果我们国家要率先在世界上崛起，就要由隔阂走向融合。

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

我正在撰写的《中国第三波转型》一书的基本理论，就是“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国要振兴，要复兴，但是不应该放肆，不应该傲慢，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融，但是不阿谀，不卑下。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共同打造人类文明。这是在为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现阶段转型方略：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现阶段包括“十二五”期间，中国如何转型？我认为，应该是八字方略：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一，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

从横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公民”。近年来，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理念上不应该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谓“多数人”，而应该指“全体公民”。对此，做不到是实践的问题，但如果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上就差之千里。

就我们实际工作而言，在人的问题上没有打到边，两边都有一些遗忘，尤其是弱势群体，比如下岗职工、贫困农民、残疾人都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因此横向打到边，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关怀，或者叫底层关怀。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比较厉害，贫富差距比较大，要想改变这种格局，尤其需要边缘关怀、草根关怀。

贫富差距大已经令人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格局制度化、定型化和固化。只要不固化就有办法调过来。一旦贫富格局固化，那么整个国家就很危险。因此要给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提供一个上升的管道。只要管道通，即使有阶层分化也可调过来。

从纵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还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去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讨论的就是一个涉及人类跨代发展的问题。

从内核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需要，特别是一些发达地区，老百姓进入小康之后，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所以我们要看成多需之人。

简言之，“人”的含义就是“全体人、多代人、多需人”。

第二，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

两千多年前，齐国宰相管仲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见《管子•中篇•霸言》），并把这个“本”和国家挂钩，提出“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的思想是很宝贵的，应该说是他的先见之明。但是，管仲的出发点（“始”）是什么，是“霸王”，是为了齐桓公称霸，为了统治者的统治，为了执政者的利益。为了统治必须要对老百姓好，这是一种“人本工具论”思想。

现在人们虽然都讲以人为本，但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即“人本工具论”和“人本实质论”，两者都有鲜明的表现。我们要抛弃“人本工具论”，这对于各级领导来讲尤为重要。

第三，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讲的人本还属于基本面上的，要先解决一些诸如就业、减贫、社保等基本需求，再发展到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成果：物质成果、文化成果、社会成果和政治成果，实现渐进式提升。

第四，“双线均衡”：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

在“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正确处理好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化和公正化这两条线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兼容的——搞市场化未必不公正，寻求公正也未必抛弃市场化，尽管兼容难度很大。我们在未来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要学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这“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是把两个鸡蛋打破，这也是领导驾驭能力的体现。如果打破市场化，国家肯定要倒退。

本来，国有资本的配置是有原则的，但是近年来国有资本却出现了不合理的扩张倾向，房地产行业等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进入较多。这就使国有资本的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局。围绕“进”、“退”问题，在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两种力量之间出现了“资本博弈”。当前这种“变局”如何发展，会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大变局”？值得关注的是，在权贵资本假借行政权力干预之下，经济的托拉斯倾向出现。这是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来办吗？

对此，民营企业可能更敏感。2008年，特别是2009年以来，有些地方以各种名目把民营企业挤了出来。如此一种由行政系统驱动，国有资本孤军深入的重组倾向引人深思。

现在一统天下的味道开始出现，央企大举进入房地产业，在一些城市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传奇，把土地价炒得如此之高，价格高了之后，房屋价格跟着上升，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是否符合市场化方向？这些都是竞争性行业，理应公平竞争，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有资本要逐步退出，即使一时退不出去，也不应该无边界扩张。现在非但不退，反而大举进入，且来势凶猛。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结局如何？很令人担忧。

有人说，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把一部分民营企业收回国有了，美国尚且搞国有化，难道中国不是更应该搞吗？其实奥巴马搞国有化，包括把一些濒临破产的公司，由政府注资，那是权宜之计，他是消防队，一旦火灭了，消防队是要撤回的。现在他们不是已开始研究如何“退市”吗？看来，需要重新评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认为，主要不是对中国增长的伤害，而是对体制的伤害；伤害主要不在2008年，而在2009年、2010年乃至以后。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助长中国经济中“计划化”倾向的机会，它伤及体制的筋骨。这种经济托拉斯倾向，会不会使美国造成的金融危机转嫁成“中国式”的经济危机？

同样，要是打破公正化这个鸡蛋，国家也很麻烦。有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是有些地区民生与权贵的矛盾十分突出和尖锐。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呢？《道德经》里有六个字：“知常容、容乃公”。国家决策者的胸怀要宽广，有容乃大，容量大了才能做到公平；然而，怎么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讲“知常”，这个“常”是常规、是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就会宽广，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平公正。后面还有一句 “公乃王”，办事公道才能做领导，才能被选为“王”。

绿色：由“环资启蒙”转向生态社会

中国已经有了环境资源的意识，下一步要向生态社会转移。怎样绿色发展？有四个重要管道：

向技术要绿色。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改进技术装备、研发新技术来节能减排。这里蕴含着极大的商机，将带动新能源、环保、设备行业的大发展。

向结构调整要绿色。二、三产业之间要调结构，第二产业内部也要压缩耗能污染产业、门类。

向政策要绿色。政府要有所作为，比如及时推出环境税。环境税背后不是市场力量，是政府的力量，这可能会成为整个节能减排的重要管道。

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市场力量的关键就是环境产权制度。二氧化碳自古都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没有产权，自从京都议定书框架有了以后，出现了碳产权交易。原本碳不是商品，可变成商品；没有产权，会拥有产权。所以应该研究环境产权，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给每个企业、每个人身上都安上一个环境产权的“马达”，迫使每个地方自动减排。

我很担忧：提出节能减排、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以后，又搞起计划经济。一提节能减排，政府就采用惩罚、奖励、强制手段。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根深蒂固，惯性很大。怎么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怎么用产权，在中国没有经验。但在国际上有先例，像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都有碳交易所，中国也应该有这种新的产权关系，这涉及到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

创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但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这很尴尬。去年底，中国在美国推出一个大的国家广告，叫做“中国制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一些产品在世界上受到非议和责难，质量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关部门打广告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但是它给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号，还是“中国制造”。面对“十二五”以及“十三五”，应该转型了。过去30年，我们给人家的印象是“世界工厂”，下一步应该转向创新高地，由制造向创造转变，这才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战略。

这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全国经济“块头”现在搞的比较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33.5万亿人民币，但其中加工制造占较大比重，我们要研究向创新转型。

2007年，美国三方专利是5.2万件，中国是5400件，恰好是美国人的1/10。但是我们有13亿人，美国才3亿人，这样一比，两个国家的差异就很突出。更使人痛心的是，韩国排在中国之前，他们地域小，人少，但是专利比我们多。下一步，我们要加快创新转型。

协调：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方面协调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主要包括内外矛盾，产业矛盾，区域不平衡矛盾，城乡不平衡矛盾，因此，要协调。

第一，内外协调：由出口导向向内外联动转变。

内外联动就不应过分批评出口导向型，外需也是一驾马车。但过度依赖外需，确实有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便暴露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问题。下一步要挖掘内需潜力，扩内需，而这主要还不是扩政府投资内需，关键是扩私人消费内需和私人投资内需。调整收入分配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把收入分配看成公平的问题，但现在应该研究收入分配怎么跟增长、跟内需挂钩。

第二，产业结构协调：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

我国的第三产业亟待发展。我赞成几年内将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45%，这一目标有望实现。除了产业之间，第二产业本身也要调整。整个国家要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

第三，区域结构协调：由板块碰撞向区域协调转变。

核心问题是避免板块碰撞。转变要重视几个因素：地缘、民族宗教、生产力的差异，要注意协调东、中、西、东北这四个板块。现在，各省都在打自己的特色牌，让国家发改委乃至国务院批准经济区或示范区。有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已经批准了约10个这样的省内或跨省经济区纳入国家规划，如江苏沿海经济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安徽产业转移示范区等等。这就迫使各地出牌，地方要打出自己的特色，中央也要掌握“度”，适可而止。

第四，城乡结构协调：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变。

这是大的转型。扩内需，特别是扩消费内需，一个动力源是促进居民消费；另一动力源就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它可以带来很大的社会需求，但要注意：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

城市文明跟乡村文明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不在于高楼大厦，关键在于城市是按照“市民社会”的理念来构建社会结构。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贯彻人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理念都要得以实现。要搞城镇化，公民社会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个范畴早晚要出现。

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区自治”。目前城市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行政系统组织的。真要搞城市化，按照市民社会发展，城市里就没有必要搞多级政府。一个城市可以就搞一级政府，下面是功能区，而不是现在的行政区，功能区下面是社区，然后到居民那一层。深圳已经开始摸索，有的功能区面积可能跟原来行政区差不多，但是没有人大政协这套系统，管委会是派出机构。功能区下面是大社区，是群众自治的组织，其下面还有小区。

根本在于体制的转型：由单向度的经济转轨转向“五环改革”

中国改革的第一个30年已经过去，第二个30年已到来。前30年，中国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改革，我曾说：前30年重点经改，经改重点是国企，国企重点是竞争性领域。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推进竞争性改革，但结果竞争性行业并不如人意，2009年争议大的恰好是竞争性改革问题。未来30年，不仅仅搞经济体制改革，还应有新的追求。

下一个30年，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 “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每个环的中心在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价值先进化、生态文明化。

要把握“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交融一体。同时，要增强改革的动力。这几年来改革动力有一些衰减，这不光是局部问题，也是整个全局的问题。改革动力衰减是很令人忧虑的事情，要解决它，可能要面对权贵资本的矛盾，把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呼唤出来、激发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一场更广阔更深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