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好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出了问题，大多数因为租用的校址要被拆迁而被迫搬迁，一时又找不到地方，好不容易艰难办起来的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着倒闭，说是让农民工的子女转学，但大多数人是面临着失学。

北京城里怪事很多，由于公办幼儿园数量少，城里人的孩子入托成了问题，私立幼儿园价钱有的已经贵过了大学的学费，便可见城里人愤愤不平的吵闹，乃至闹到报端，一起跟着呼吁，希望政府加大投入，让城里人的孩子入托不再成为令人头疼的难题。城里人似乎很少关注，其实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比他们的孩子入托还要严重。但是，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对比，即使存在这样的对比，也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农民工子女上学的要求，并没有城里人的孩子非要找一个有双语教学的幼儿园那样的高，他们只是希望在城乡结合部，哪怕是在农村，有一个有几间普通教室和几个能给他们上课的老师的学校即可。可是，如今这样的学校都难以普遍地建立，以满足大量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而且，已经建立的学校又常常面临着倒闭的可能。

我们对这样的问题重视不够，起码还没有像城里人孩子入托一样得到重视。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城里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解决，一时怎么可能将农民工子女的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呢？即使排队，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也是排在后面的。虽纸面上常常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毕竟手心手背有区别，一畦萝卜一畦菜，自己的孩子自己爱，农民工子女不是城里人自己的孩子。只是自己的孩子是手心里宝，农民工的孩子就得是荒地上的草吗？

其实，说穿了，是我们还未认识到，农民工子女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还把他们的问题看成是局外的事情，似乎离自己还很远，和我们并没有切实利害关系。我们忘记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唇亡齿寒。之所以这样来说，是想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和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确实是唇齿之间的关系。

农民工，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名词，可以说是伴随新时期共生的一个新的阶层。这个偏正词组，非常有意思，让他们一脚踩着两条河流，却又哪一头都靠不上。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他们早就脱离了土地而进入了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孩子就出生在城市，按理说，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城市有机的一分子。

可是，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使得他们又不是新一代的城市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尴尬和焦虑的位置上。我们对他们司空见惯，甚至不以为然，乃至鄙夷不屑。尽管我们享受着他们为城市建设所创造的成果，比如他们为我们建立的楼房，为我们开拓的马路，为我们搭建的立交桥，为我们建设的机场和体育馆所，为我们服务的第三产业诸如饮食家政环境卫生等等一切，但我们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命中就该低人一等，就该干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最脏最累的活儿，就该拿比城里人少的薪金报酬，就该没有城里人的医疗报销和养老保险，甚至游览公园的优待。当然，他们的子女上学的问题，就更不会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样下去，早晚会成为我们难以下咽的恶果，成为积重难返的城市之痛。因为人为的不平等，必定会有一天报复我们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农民工，农民工付出了血汗代价，我们不能被忘恩负义，视而不见。城市里出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在本质上还是农民，或者没有完全脱胎于农民，他们对于城市还是隔膜的，或者说对城市还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他们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农村去的。但是，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出生在城市里并一天天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于农村的印象和归属感，没有他们的父母那样的强，城市生活的影响和诱惑，又会使他们不可能如他们的父母一样只是把城市当成打工的漂泊之地，他们更愿意成为城里人，这从他们的打扮、饮食和爱好，已经越发显示出他们趋光性一般向城市靠拢的天性。但是，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首当其冲的，城市户口便如一道石门，令他们无法打开真正能够通往城市的道路。他们成为中国城市中第一代边缘人，他们是无根的一代。

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城乡结合部，比如在北京的肖村桥和西红门附近，那里已经成为了贫民窟。我曾经特意去过那里一次，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拥挤的房屋，发臭的小河，垃圾四散，污水横流，但炊烟缭绕，生机盎然，室外摆着的破旧台球案子，低矮屋子里壅塞着的简陋网吧，是他们的娱乐生活。这里和灯红酒绿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区不过一箭之遥，却分明是两重天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于一箭之遥的城市，有着天然的隔膜和抵触，乃至敌视。一旦生活境遇发生了变化，或者遇到风吹草动，这里便不可能站在城市的一面，他们便会理所当然地敌视城里人，站在城里人的对立面。

这样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2005年在法国巴黎城乡结合部发生的持续10天的骚乱，就已经为我们提前上了一课，那些烧毁汽车和房屋、打砸抢店铺的人，大多是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几乎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非洲移民，成为了法国的劳工，和我们的农民工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居住在廉租房里，辛苦劳作，生儿育女。30多年过去了，如今，那些移民的后代都长大了，由于教育的缺失、社会的歧视、机会的不均，以及种种历史遗留和衍生的问题，使得他们集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区，便容易造成这样的事端。

这确实应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教育的投入实在太少。我们过于强调经济发展的硬道理，忽略了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没有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城里孩子的教育一样一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是听其自然发展，很少的农民工学校，可怜巴巴的散落在城市的边缘，任其自生自灭，时刻面临着资金、校舍、师资等问题的困扰，确实境遇艰难。即使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出于好心的企业资助，或农民工的自救。

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得不到解决，进而不能够通过教育，给予他们更多的平等机会，解决他们生存的出路问题，让他们渐渐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人，起码让他们当中一部分奋发图强的杰出的人，如电影《贫民窟里百万富翁》一样，也能够成为城里优秀人才，从而让其他人看到希望，有个努力的盼头，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对立面，成为一种隐患。四年之前巴黎非洲移民后代的骚乱，应该值得警惕。唇亡齿寒，便不再仅仅是一句成语。

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参加北京论坛时说：“如果向贵国领导人提建议，我会建议他关注农民工。”他特别指出农民工的下一代教育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因为还没有实现完全公平。他的这番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首先迫切需要做的，是政府必须制定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长远发展的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把这一问题纳入到国民教育的整个系统之中，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和城市人的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和待遇，不得以种种方式歧视、拒绝或变相拒绝农民工子女上学、转学和考学。同时，政府应该加大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校舍、资金和师资等问题，并实施农民工子女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所有这些投入，实际上花费的是我们所有纳税人的税收，这里不仅有城里人的一部分，也有农民工自己的一部分。这样做，不仅是理所应该的，也是切实必须的；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