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8日下午刚上完课，打开手机得知我敬爱的导师陶大镛先生病危抢救的消息，当我心急如焚赶到医院的时候，先生已经不幸离世。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很难概括我当时的心情。

    我是1990年师从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但是在这之前，我就有幸先期得到了先生的指导。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时，先生就语重心长地把学界前辈王亚南先生曾经教导先生的话转赠给了我，这段话就是：“搞学术，决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赶时髦。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力下去，肯定会学有所成。”从此，先生的这段话时时响在我的耳边，成为我坚守教学和研究岗位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在这期间，外界的种种诱惑或干扰并非没有对我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求学治学异常艰辛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偶尔也会产生一些动摇，但是每每想到先生的教导，这种念头便马上会被自责和惭愧所取代，从而又迫使自己静下心来，专心于教学和研究工作。所以，如果说自己这些年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么这也是与先生的教导密不可分的。

    考上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以后，我接受先生的指导就更多了。在整个求学期间，我都得到了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深深教诲。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先生对我的悉心指导至今仍历历在目。可以说，从论文题目的推敲到大纲的拟定，从初稿的形成到全文的修改，处处都渗透着先生的沥沥心血，时时都闪烁着先生的真知灼见。我还清楚地记得，仅为论文题目，我和先生就推敲、讨论了多日，前后反复了三次。我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先生是在极其繁忙而又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来通阅我的论文全稿的。看到原稿上的圈圈点点，特别是其中的抄写错误也被先生一一划出并认真地改过，使我在深感羞愧的同时也充满了对先生的敬佩之情。论文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获得了第10届中国图书奖，我想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先生的悉心指导。

先生治学素以勤奋和严谨著称。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初，历尽艰辛的先生与学界前辈王亚南先生相聚香港，两家同住一房的上下楼，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当时，先生和王亚南先生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只能靠写稿度日。先生习惯于开夜车，而王先生则一向在黎明前奋笔。因此，每当先生刚刚躺下，楼上王先生家的灯便亮了，而在黑夜来临，王先生家的灯刚刚熄灭时，先生又在书桌前挥笔疾书了。真理的种子便在这两家灯火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播撒。

先生这种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也让我受益良多。记得有一次，我给先生送去一部分博士论文的初稿，其中有几处注解出现了“转引自某某文献”的字样，先生见了，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引用第一手材料呢？”我说这些材料国内恐怕很难见到原文。先生又问：“那你查过没有？”我只好如实相告说没有查过，先生马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严厉地说：“你没有查，怎么就能断定没有呢？不行，这部分我先不看，查好了以后再交给我！”后来经过数日的奔波和多处努力，我终于查到了这些材料的原文，先生这才高兴起来，并谆谆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踏实，切忌浮躁和想当然。从此以后，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数据，我都要尽最大努力来找到原始的出处，以使自己的推论和分析臻于严谨和准确。

先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版了《北师大轶事》一书，当时约我写了有关先生的几则小故事，在收集先生的有关材料和写作过程中，让我深受感动。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与先生是至朋好友。1941年初，当他得知先生曾从香港邮购到《资本论》的三卷英译本时，就向先生索阅，并再三保证一定原璧归还。临走时，他借去了第一卷，并约定短期内送还。不料不久便爆发了“皖南事变”，先生与关教授失去了联系。虽经多方打听，但仍无踪影，先生为痛失《资本论》第一卷而闷闷不乐。解放后，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民盟四中全会时，先生又与关教授见面了，一见面，先生便急切地问起那部《资本论》。原来，“皖南事变”发生后，关教授不得不仓促离开渝城，后来又从西安奔赴东北解放区，生活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但不管走到哪里，关教授都把这部《资本论》带在身边。在黑龙江工作期间，关教授又把《资本论》转借给一位老干部，并嘱他妥为保藏。讲述完这段经历之后，关教授向先生深表歉意并答应一定努力找回原书。两年后，关教授从吉林给先生捎来了一份“礼物”，打开一看，里面正是先生朝思暮念的这部巨著。此书一丢十余载，转手几万里，最后终于又回到原藏者手中。先生后来回忆说：“那时的喜悦和激动，实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这本《资本论》的传奇式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在过去的岁月里，每次一提到这一段学术上的‘佳话’，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美好的回忆。”至今，这卷充满传奇色彩的《资本论》还珍藏在先生的书斋里。从这个鲜活的例子中我们不难体味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感情。

先生不仅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非常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当代现实问题。比如早在1989年，先生就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命题。这一观点后来在先生主持的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现代资本主义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挥。该书在理论和历史发展上进行探索的同时，又进一步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上，考察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和方式。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孕育着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生产和管理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准备着日益完备的物质基础；资本的社会化、股份化，垄断组织的大量出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体人民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某些变化，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为社会主义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做了必要的准备；现代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推行和逐步加强，有助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冲破私有制生产关系对它的束缚，从而最终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高度发展，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三大差别”的缩小，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的重要表现形式。论著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形态的考察和探索后得出结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内部，已经孕育着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这一探索，既是先生不拘成说的学术结晶，也是先生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的真实表达。《现代资本主义论》一书后来获得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经济学二等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报道也认为，该成果“把我国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先生的这种信仰和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目前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我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且不说我们的改革将会取得最终的成功（虽然中间坎坷很多，但阳光总在风雨后），就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国家也正在不断地向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转变。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产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演变，即从最早的个人私有制演变为股份制和私人垄断，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垄断和现如今的国际垄断。从这种历史变迁中不难看出，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对个人私有制的一种“积极的扬弃”（马克思语），从而最终将过渡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占有状态。虽然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态也就平和了许多，因为我深知：世界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明天更会好！

    先生对我们学生除了严格要求、关怀备至以外，也非常注意对我们的爱护和提携，为我们积极地创造走上学术之路的条件。

    1991年，我在学习之余翻译了比利时著名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的名著《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先生知道后，马上给北京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写了推荐信，对我的翻译工作作了肯定，并希望北京出版社能出版此书。当得知北京出版社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安排此书的出版时，先生又写信向北师大出版社力荐。在先生的努力下，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得到原作者曼德尔教授的首肯和帮助。此事使我非常感动，这充分体现了先生作为一位学界先辈对我等后学之人的关心和提携，我至今还珍藏着先生的这封推荐信。

总之，无论是在求学期间，还是在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都从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诲，这些教诲既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方面的，也有专业学术研究方面的，还有为人处事方面的，它们都将使我终生受益。

师恩难忘，恩师难寻，我对先生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能够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如今先生离我们远去了，我想以后自己只有更加努力，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多、更大和更好的成绩，才是对先生殷殷培育之恩的最好报答，也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