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第四届“北大民盟高教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次论坛以“大学体制”为主题，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民盟北京大学医学部委员会和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主办。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就我国大学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各抒己见，深入研讨。现将发言的部分内容摘编如下。
大学应层次分明、目标各异、各得其所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大年
我国高等教育应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举
我国的上千所大学显然不可能都是精英教育，其中的一部分必然是大众教育。以培养精英为主的高校应分为两部分：一是重点的综合性文理科大学，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综合性的工科大学，如清华大学等；二是重点的单科性大学，如医科大学、地质大学、政法大学、外国语大学等。尽管现在也是这样分类，但问题是国家把专科的重点大学，只作为一流半或二流大学对待。虽然对各类学校的经费投入要区别对待，但是差别不能像现在这样大，长此以往将导致一些名牌学校被人为地削弱了，这对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以唐山铁道学院为例，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文革前），它在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地位绝不亚于清华大学，号称中国的康奈尔大学。如今早已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的这所名校已经降为一流半或二流大学了；在培养冶金，尤其是钢铁人才方面，过去最好的学校是北洋大学，后来北洋大学合并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也曾培养出像徐匡迪、李依依那样的既能当炉长、车间主任，又能当院士的专家；我曾就读的地质大学，当时也是集中了中国北方最好的地质学师资和设备，1980年前当选的中科院地学部院士中就有20多人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教师或毕业生。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国家的农业人才是由农业大学培养出来的，而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重点单科性大学应受到同重点综合性文理科和工科大学一样的重视。
省级重点院校的作用不容忽视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报道中曾提到，广东60%至70%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来自三所学校：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山医学院，由此我认为，每个省都有一所师范学院（大学）、医学院、农学院或是工学院的模式是非常好的。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些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有的省份还有一所省属的综合性大学，由于学生的乡土观念和社会关系，省属高校非常有利于培养本地区的人才。上述两类大学的培养目标和建设目标均不可脱离本地实际，而应侧重于为本省服务。
在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教学内容要以基础技术、技艺为主的学校，其作用尤为重要，必要时国家要有相应的政策扶持。例如，每个省都有一所工学院，其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生在地方就业都很受欢迎；再如，我国现在许多油田的第一线技术人员，多数是江汉石油学院、克拉玛依石油学院和大庆石油学院的毕业生。全国各地的学生没有必要都往名校挤，地方院校的毕业生也有不错的出路，实际上，我国经济在基层层面上的变革主要靠的就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为什么近年来就业市场中非名牌大学毕业生常受冷落呢？这一怪现象值得深思。
我以为，对这类地方院校不应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拔高，硬要立下“争创世界一流”的目标。与其盲目拔高，不如面对实际，服务好地方，更好地在基层发挥作用，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特色。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暂且称之为“安徽现象”。所谓“安徽现象”指的是安徽一些省属院校，甚至是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考上名牌大学或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最后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的顶尖人才。我所在的中科院地质所攻读计算地球化学的学生中，就有不少来自安徽所谓“一般”的大学。据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是安徽农学院的毕业生；我认识的一位中科院院士也是安徽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安徽现象”是不是仅局限于安徽一个省呢？我想不是的，但它说明这些地方院校不仅可以为本省培养人才，还可以培养“二传手”。在排球运动中，扣球手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二传手”的作用更不可缺少。对于国家的人才培养而言，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二传手”型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高职院校要培养实用性、工艺性人才
高职院校的目标是培养实用性、工艺性人才。德国的强盛有诸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有世界一流的工匠；俄罗斯的AK-47自动步枪举世闻名，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最初也只是一个工匠，但他发明的自动步枪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步枪武器之一，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世界枪王”。目前，我国的产品质量普遍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大批真正一流的工匠。过去我们还可以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来培养，但如今这种培养机制已经少之又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现象比以往更加突出。所以我认为政府应尽快给予高职院校有力的经济支持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为工匠是雕虫小技。况且，现在出色的工匠无一不是知识渊博的高级技师。当然市场也证明一名高级的钳工或熟练的车床工人其薪金一点也不比重点大学毕业生少，这个导向是正确的。
我曾在一所大学的二级学院中当过两年所谓的独立董事，最终却发现实际上这类学院认真办且办得好的为数不多。不少学院连一个像样的专职教授都没有，找几个硕士生任教，还向学生大做广告，说可以到母体学校考研究生，甚至可以到国外读学位等等。最后，我只有辞去董事职务。在我眼中，二级学院不仅应有高质量的保证，更应有自己的特色，它们与重点大学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不负责任与浮夸都要不得。
正确处理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兼发展规划部部长 李强
现代大学包括知识性和科层制两方面的特征。知识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科层制是为了保障传授知识的组织特征。无论是大学还是教会等其他组织，存在于现代社会则必然有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这样就必然会形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
概而言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可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我认为，前者是主要的，是根源，后者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前者制约。如果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不做重要的调整，大学内部要理清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难度就会很大，而且往往事倍功半。
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涉及教学规划、教育经费下拨、人事管理、教学科研组织、招生考试等方面。这些权力哪些归政府管，哪些归大学管，决定了大学享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指的是校和院系的党和行政部门掌握的权力，目前学术权力大致由各级的教授和学术委员会行使。
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管理体制有诸多批评，尤其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处理不当有强烈批评。大家似乎有一个共识，在大学管理运行中，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认为，这一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外部体制的干预过多，过细。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基本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旧体制，大学受政府的管理比较多。首先是经费管理机制太僵化。大学作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经费管理方式和政府部门大同小异，实行严格的预算制，收支两条线，对大学资金的使用方向及方式规定得很死，给大学的运行造成诸多不便和困难。在科研经费管理中，对经费的用途规定太多，太细。而国外的大学，如果申请到政府的科研经费，学校一般会提取30%或更多的管理费自主使用，用于有关科研设施的建设等。我们政府部门的科研经费一般都不允许学校提取管理费，或仅仅允许提取少量管理费，不少研究经费还禁止发放人员费。其结果是，大学无法通过扩大科研来增加可以自主支配的经费，以便进行必要的科研设施建设或聘用教学科研人员，因此不得不挤占教育经费来支持科研设施的建设。在经费管理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专项经费多，常规拨款太少。专项经费都是由政府各部门、单位指定专项用途，大学不能改变用途。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专项支持形式多样，门类繁多，从实施效果看，过多的专项经费只会强化政府部门对大学的权力，使得大学及教授围着政府部门转，唯唯诺诺，唯恐得不到某些专项。在西方国家，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主要通过整体拨款的方式，将经费使用的权力更多地交给大学，似乎效果更好一些。
其次是政府对大学的编制管理。编制管理是我国独特的制度。一所大学应该聘用多少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其工资待遇多少，都被纳入统一的编制管理范围。编制管理对于大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造成诸多困难，特别是对像北京大学这样希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造成很多困难。我们知道，所谓一流大学，通常都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有先进的实验室与研究所。在国外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教学人员一般是固定的，研究人员的规模往往会超过教师队伍。研究人员聘用的特征是有研究项目就聘用，项目结束后研究人员就流动到其他地方。在我国的大学，由于基本人事制度是编制管理，所以很难建立一些机制灵活的研究所，要么缺乏研究人员，要么以编制管理的方式聘用研究人员，造成流动困难，体制僵化。当然，除研究人员外，如何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构建大学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既需要大学自身的探索，也需要国家在编制管理方面有新的突破。
目前政府对大学的专业和机构设置有着比较严格的管理。譬如，国家制定了统一的专业目录，它的科学性是值得推敲的。此外，政府部门通过教学、科研项目的设立，学位点和重点学科的评定、实验室基地等工程的立项、审批和评估等手段，在大学的学术管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表现失衡。现在大学内部存在行政权力过大的现象。大学内部的诸多学术与资源配置事务，主要由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学术委员会在学科设置、队伍建设、专业设置等重大学术问题上的权力被虚化。还有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转化，一些人凭借行政权力得到学术地位，进而占有学术资源。
尽管目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我对大学体制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基层，大家对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有了愈来愈明确的认识，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中共第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其中提到要实现四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其中政事分开的主要方向是完善事业单位法人化治理的改革。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进行改革，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就会有制度基础。目前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有不少关于现代大学管理体制的讨论。
在进行大学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国外政府对公立大学的几种管理模式，在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方面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英美的政府监督型模式，大学是自治体，政府主要提供经费支持，政府对大学实施预算管理，而非编制管理，大学由董事会或理事会治理；二是欧洲大陆模式，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不少国家长期以来对大学实行政府控制型模式，政府对大学管理颇为严格，有的
我们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也要认真研究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北京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是教授治校，30年代后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在北大曾经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评议会制度，由教授组成，在大学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做出许多重大决定。目前，北京大学正进行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的探索，提出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把它列入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学校还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北京大学章程，制定北京大学发展规划。在上述文件中，都会涉及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积极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管理体制，譬如，是否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引入理事会制度；是否可以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加强学习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日常化；是否可以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落实不同群体民主参与管理的权力；是否可以发挥教授在资源配置和使用中的作用，调整各种专门委员会，特别是规划委员会的构成，增加专家的比重等。
大学制度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叶赋桂
大学制度的问题
频繁的改革导致制度紊乱。制度是以一定时间的延续和稳定为前提的，但我国的大学制度年年月月都在改革，如何能发展出一个良好的制度呢？即使建立良好的制度，又如何保持呢？目前大学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改革过于频繁，导致大学制度紊乱，学术秩序被破坏，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大学制度和学术秩序。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就不可能正常发展，一所大学如果没有秩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无法安心问学，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就难以提升。更重要的是没有稳定的制度和秩序，大学就无法培养一种学术气质，这也是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最本质的差距。我国大学中多浮躁和功利，缺乏全身心追求学术、探究学问的精神。近代以来，大学中那些声望最高的不是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而是像梁启超、胡适这样在社会上有声名的人。现在的大学制度，从研究生招生到教师学术评价，从人才引进到资源分配，各方面都挤压沉潜于学术的人。
行政化和官僚化。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但一般都把行政化、官僚化的原因归咎于政府和官员。不错，政府和官员当然是源头，但教授和学者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尤其是名教授、大学者大都去追求做官，自然影响风气。从另一角度说，名教授、大学者做官也有积极的一面，但现实中大多数做了官的教授学者们并没有转移和净化官场的风气，反倒把官场的习气带到大学和学界。
教授权力过大，影响青年教师成长的制度环境。大学教师作为自由工作者，主要凭借个人的天赋、才学和努力，自由探索，自由成长。但目前我国的大学制度很难使青年教师自由成长，有些教授甚至成了青年教师成长的主要制度性阻力。教授通过评估、聘任等权力控制着青年教师的成长，通过课题团队等方式抑制了青年教师的学术探索。教授剥削青年教师的学术劳动，占有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已很普遍。在一些学校，教授、学术委员会阻止院系和学校发展新学科、新方向，一个学术权威之下的其他领域和方向及其学者都无法成长。
对大学制度研究不够，认识不清。我国的很多教育改革都是从印象和感觉出发，既缺乏认真的研究，又过于急躁；同时，总觉得西方的大学体制一切都好，不究本源，不问国情，对中国传统和本土教育制度的精华完全弃之如敝屣。结果是改革后的大学制度成为“四不像”，与大学的实质相去甚远。近年来的学院制改革、后勤社会化改革以及关于大学人事制度的争论恰恰反映出我们对大学制度认识的浅薄甚至无知。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已感到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缺陷和荒谬，胡适、陈衡哲、任鸿隽等人就为书院之废叹息不已，著名教育学家舒新城指出：“中国新教育制度之采用，更完全为外力所逼成。中国旧日的科举制与书院制，其方法诚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制度的本身却不至于坏到不能存在。”今天，我们的改革者和学者们却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诚可叹矣！
大学制度的本原
大学的本质是制度。大学是一种制度的机构，而不是理念的产物。人类进行知识传授和开发理智的机构在许多民族的早期就已经产生，如中国五帝时的成均、虞舜时的庠、夏时的序等；古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也有学校，但都不是大学，也没有发展成大学。但中世纪却发展出大学，这正由于中世纪特殊的制度建构的力量和机制，能够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来实现理念生活，这也是后来西方大学制度之所以如此的根基和关键所在。
所以大学制度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而理念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今天，我们的大学校长和学者都喜欢把大学理念挂在嘴边，其实并没有真正懂得大学之实质。
我国大学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不要完全移植西方和美国的大学制度，因为我国没有西方罗马法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基础，也不能通过立法建设起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因为我国缺乏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首先需要把西方大学制度的本质研究透彻，即大学是进行理智生活的制度和机构，然后，根据理智生活的规律和要求，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的经验，根据现在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设计出符合教育规律、学术生活和社会需要的大学制度。
大学不是自治的，而是外部控制的。目前，大学自治的呼声甚嚣尘上，其实这不过是对大学无知者的乱谈。大学自治在高等教育史的绝大多数时期是神话，而不是事实。中世纪在大学兴起之初的很短时间内是自治的，但很快就为教会和王权所控制；近代以来，大学成为民族国家的机构，经费由国家支持、校长和教师由政府任命，自治越来越变成理想而不是现实。至于学者们一再引以为据的美国，教师的地位一直非常低下，大学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由教会控制，后来公立大学受制于州政府或主要由政府人员组成的董事会，私立大学为董事会操纵。美国大学的进步和活力也恰恰在于这种外部控制，使得大学紧跟社会的需要，不断满足外部的要求。
现代大学自治虽不存在，但大学由外部控制并不意味着外部可以随意干涉大学的运行，也不意味着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没有分际，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可以混为一谈。美国和西方大学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和惯例来保证这种分际，使得外部对大学的控制保持在特定的领域和一定的程度，任何一方逾越就会有学者和各种机构来调解和维护。
因此，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重点和核心不是所谓的大学自治，而在于理清外部与大学的关系、政治与学术的分野、大学与社会的疏密。
大学的自治在于学术自治和院系自治。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总是受外部控制的，不存在自治。但大学内部应是自治的，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即学术自治和院系自治。学术自治指的是大学的学术事务，如课程教学、论文评审、学术授予、教师聘任等，都由学者决定，不论是学校官员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干涉，更不能直接管理和控制。院系自治指的是大学中的学院特别是学系的事务基本由学者决定。但现实情况是，院系完
大学制度改革的设想和建议
学术自治和院系自治。大学制度改革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院系自治，发展学术组织，进行专业评价。大学院系要变成一个相对纯粹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单位，尽量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学生逐渐实现自己组织，自己管理，教授负责学术事务。但院长要由学校选派和招聘。
国家的学术组织要完善起来，改造现有的各种学会，排斥官员、官腔，进行纯粹的学术研讨，打造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在教师聘任、学术评定等方面，只进行学术的专业评价，努力提高整个社会和学术的专业性。
学术和院系自治的根本就在于专业化，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学术自主、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我国的学术水平和大学才能发展。
为青年教师提供自由成长的环境。大学制度若能给青年教师以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则必然是未来的制度，否则就是将要被取代的制度；大学若能让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则一定能迈向一流，否则会不断沉沦。美国大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创造了系的制度，在系里人人平等竞争，不受一个教授的专制和剥削，青年人得以脱颖而出。
目前在我国重点大学里，青年教师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需要对我们的人事制度进行全面检讨。我认为，大学不应只引进那些已有成就的人才，而应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最有学术潜力和创造性的青年身上。教育的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大学的竞争是对未来的竞争，因此不要引进现有的人才，而要网罗未来的人才。
汲取中西大学制度的精髓，创建新的大学制度。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欧美的大学制度，弄清其优劣和演变过程，汲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我们的传统和现实，只有植根于中国土壤中的大学制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相信，以中国人的心性和智慧，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成就，只要我国的大学和我们的学者沉下心来，专心问学，一定能够创造出引领未来的大学制度。
大学体制与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 刘学
从管理的角度看，体制的核心是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关系。大学体制牵涉的问题很多，要解决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一个具备条件的人，之所以愿意当校长，不是为了获得校长的权力和威望，也不是为了校长头衔所带来的资源和机会，而是为了真真正正地尽校长应尽的责任。这其中包含了三个问题，即：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怎样才能遴选出具备条件的校长？选出一个具备条件的校长后，怎样才能让校长真正做到尽职尽责？
大学的主要使命是知识的发现和生产、人才的培养以及通过生产知识、培养人才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大学使命的共性决定了大学校长的标准在某些方面也同样具有共性，但是个性化的标准更为重要。
一是由于各个大学本身的资源、环境特点和特长都不同，不同的大学其使命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是因为不同的大学面临的核心挑战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文化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我认为这种差异的根源来自于它们学科基础的不同。北大早期的学科主要属于文史哲类，要想在这类学科领域上获得成功，需要学者对本学科有浓厚的兴趣、高度的痴迷和持久的责任感，需要学者思想的独立、个性的自由和超越常规的思维。只有具备这些特点的人，才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和影响力。漫长的竞争和择优过程，造就了具有北大特色的文化，即强烈的使命感，追求自由的精神，独立的行为和张扬的个性以及非凡的个人创造力。而清华大学是一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工科的绝大多数任务需要其从事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合作和协调，这造就了清华不同于北大的文化，即合作意识、遵守规则、集体执行力和集体创造力。而步入现代，作为中国两所最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北大自然要在工科、商学等方面有所发展，清华则要在文学等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它们各自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领导一所大学应对这些挑战的校长们，也必须相应地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
三是由于同一所大学在成长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也面临许多不同的问题。例如正在创建过程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自然和一个存续多年的大学校长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有着根本的不同。
关于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学校选举与政府任命结合制，如欧洲、日本等；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自主遴选制，如美国等；以及政府任命制，如中国等。
如前所述，大学校长虽然具有某些共同的标准，但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大学校长，才能够帮助“特定”的大学应对其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所以，要想筛选出一个真正合格的校长，我认为应该是内外结合的。学校内部的教授团队，对学校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因此，他们在校长的选拔方面应该具有发言权；而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政府的任命对校长的合法性成立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应该内外结合。
当我们选拔出一个合适的校长之后，又应该如何保证校长真正履行职责呢？决定一个组织运行的关键因素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权力分配、激励政策和业绩评估。这三个方面不平衡、不协调，组织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在权力方面，目前我国的大学校长还缺乏一些应该拥有的权力，如创立或取消某些学科；但在一些方面的权力又过大，没有约束。在激励政策方面，现在对大学校长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在业绩评估方面，应对大学校长进行定期考核，看其是否达到最初选拔时制定的目标，这种考核需要由社会上独立的审计机构来做，在进行考核制度设计的时候，应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若把大学校长都当成是在道德方面绝对完善的人，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就不具备防范非道德行为发生的功能；但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应对大学校长保持应有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