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十六大以来，连续7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积极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发展，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勾画出“三农”政策新框架。今年的一号文件更以“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为基本思路，再续强农惠农大手笔，开启了统筹城乡发展新时代。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民盟中央于
李成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雨森：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
钱克明：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
彭于发：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董恒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张宝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粮食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大幅增长；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我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增产，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获得大幅提高，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更为世人所惊叹。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在理论和政策上不断创新，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三农”工作指导思想和政策体系。
在理论创新方面，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出了“我国总体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和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基本目标。在政策创新方面，坚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本目标；坚持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和保护农业，保持支农惠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逐步形成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政策框架和法律体系；坚持农村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这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的推动下，“三农”发展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还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努力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任重而道远。
资源短缺与确保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人口年自然增长率为5‰左右，每年需要增加粮食400万吨，肉类80万吨，植物油100万吨，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另一方面，耕地资源、水资源等严重短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耕地面积已从原来的19.5亿亩下降到现在的18.26亿亩，直逼18亿亩的红线。同时，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比如大豆进口已近4000万吨，依存度高达70%。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不高。我国现有耕地中低产田占2/3以上，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46%，病险水库3万多座，占水库总量的40%。此外还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
农业小规模生产与市场大流通的矛盾。我国有2.5亿户农民，但组织化程度不高，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并不多。这种小规模的经营方式在物质投入、信息获取、风险抵御、资源配置、产品营销及加工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远不能适应大市场的要求。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1，现在已经扩大到3.33∶1，绝对数相差12000元，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农村要素外流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工农两大产业比较效益不同，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尚未扭转，农村资金、土地、劳动力要素外流等现象直接影响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与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格局的矛盾。在短时期内，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倾向难以根本消除，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局面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另外，还有几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村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农业农村减排任务艰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亟待增强等。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要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业科技研发、转化、推广和服务体系；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形成完善的农业补贴政策框架；确立灵活的农产品贸易调控政策；深化农业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民盟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年我们在“三农”方面提出很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天参加座谈会的都是从事农业、了解农业、热爱农业的委员，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重农爱农强农惠农”。大家谈谈想法，看看我国的农业、农村应当怎样发展，民盟又可以做哪些工作？希望大家不拘一格，畅所欲言。
换一种思维谈“惠农”
董恒宇：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政府服务的主要对象。强农惠农是国家发展、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民富才能国强，民富是因，国强是果。农民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市场忠实的消费者。藏富于民既安全可靠又顺理成章。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农民处于夹缝之中，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危机与希望并存。
强农惠农的“文化自觉”。1997年，
美国爆发的危机波及全球，表面上是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源、生态、环境的危机，即人类的欲望超过了地球可以承载的极限。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唤绿色，我国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即由传统经济方式转为绿色发展方式。既然是“文化转型”，当然还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型——追求低碳生活；思维方式的转型——由线性思维方式转变为复杂性思维方式；资源形态的转型——主要资源能源逐渐由实物转变为可再生以及文化等无形资源。对这些转型包括转型过程中农民等问题的深层次反思，并提出有效解决办法，费老称之为“文化自觉”。
多年来，我们传承民盟前辈们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不少好的建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比如去年，我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中农办、农业部等部门联合组成的调研组，赴内蒙古和甘肃就“保护草原”问题进行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提出有关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方面的6条“惠及三牧”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若能将这些建议落到实处，牧区、牧业、牧民应该获益匪浅。
强农惠农的“两种财富”。碳汇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资源。据全球知名的碳咨询公司预测，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我国是碳排放大国和碳汇资源大国，碳交易市场潜力可观。随着碳交易的扩大，碳金融在世界逐渐兴起，碳汇进一步衍生为新型的金融工具。目前，天津已在申报建立我国首家碳汇银行。内蒙古作为我国的“碳汇大区”，也正在积极着手于大力保护现有资源，发展低碳经济。由内蒙古民盟北方生态研究基金会出资成立的内蒙古首家“碳汇评估研究院”，春节前已对内蒙古兴安盟的碳汇资源进行了初步评估。
农牧民是绿色的守护者和创造者，对他们来说，生态文明的时代充满了机会。农牧民在种田、植树、建设草原、保护湿地、治理沙漠时不仅仅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碳汇财富，而后者的价值更重要、更有潜力、兑现受惠速度更快。如果我们策划的好，与国际接轨快，农牧民在与碳交易机构签订合同之后，每年都可以从碳汇银行或碳汇公司领到相应的资金。
希望在西部。我国西部有15亿亩森林、48亿亩草原（内蒙古13亿亩）、26亿亩沙漠和荒漠化土地。内蒙古和西部一些省（市、自治区）10多年来按照钱学森沙草产业理论，积极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实践证明：西部地区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可以建设成为我国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基地，即沙草林产业基地、碳汇资源基地和生物质能源基地。
钱学森沙草产业的技术路线是“多用阳光，少用水”。内蒙古鄂尔多斯“含水沙漠”10多年的实践验证了这条路线的畅通。首先，种植的半灌木和草长势旺盛，这些本地草木品种适宜当地干旱缺水、寒冷多风的自然环境，成活率很高，覆盖率明显提升，使沙漠绿化、生态恢复；其次，沙漠绿化后，草木碳汇增量每年都在提高，赢得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第三，利用沙漠灌木等植物平茬剩余物可以发电生产清洁能源。因为这些生物质电厂的烟气比较洁净，适宜捕捉二氧化碳生产螺旋藻，形成良好循环；第四，不仅种草、种树的资金都实实在在给到了农牧民手里，而且植物平茬剩余物也从农牧民手中购置，这带动了当地人民的就业和致富；第五，为西部资源的配置找到了新路。以前我们要为资源开发性企业配置一些风能，但在一些地区风能资源并不丰富，往往搞成形象工程。在风电降低成本和太阳能突破核心技术之前，我们把沙漠、荒漠的绿化工程配置给煤电企业和能源资源性企业，企业出资，由农牧民进行绿化。这样，企业在沙漠创造的碳汇可以与自己排放的二氧化碳交易，从而实现自身碳平衡，参与沙漠、荒漠绿化便有了内在动力。
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技术、机制体制、政策层面上都要配套。但最基础的还是对碳汇作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资源的学术理解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行动的自觉源自文化的自觉。
要让惠农落实到百年大计
彭于发：根据国际经验，“三农”要想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农村人口的出路问题，也就是农村人口最后怎么转移，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之路。
我们应该制定出一个百年大计，明确“三农”发展的最终目标，并按照这个目标分阶段、分区域、分步骤确定发展指标；历届政府都能按部就班地按照这个路径图、时间表去做，而不用每届政府都摸着石头过河。
民主党派应该多抓这样的大事。我们参政议政的着眼点在哪里？是为了紧密围绕本届政府经济建设的工作，即所谓的中心任务去提建议，还是超脱出来，从全局性、战略性乃至长期性的角度去提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后者。因此我提出要让惠农落实到百年大计。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以下三点：
借鉴国际上的成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用50—80年时间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0%以上降到平均2%左右。我国人口众多，可能转移起来难度更大，但若是能用100年的时间把这一比例降到5%或10%也是好的。西方国家在100年前就能走过来，我们现在拥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的优势，也一定可以办成。
转变政府职能。可概括为：“转变职能，抓大放小，政策引导，维护秩序”。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小政府能够管秩序，管收税就够了，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而我们国家是政府什么都管，一是管得过宽，管不过来；二是管的过死，很难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事实上，市场经济有自身规律，我们制定百年大计要在制度基本框架下充分尊重这种内在规律，该计划就计划，该放手就放手，不要把它限制过死。
联系国情。虽然有国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毕竟我们的国情不同。农业总体上设施简陋，科技贡献率不高，生产方式落后，与市场的要求尚有距离；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服务机制和体系不健全，水平不高；农村人（包括农民、农民工及其他需要向城市转移的人，我认为这个称呼比农民更为确切）数量众多，现有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应用新技术、新生产方式的能力不高。
现在农村的留守人口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被形象地称为“三八、六一、九九”，真正的青壮年很少务农。而且，农村的教育问题也很严重，孩子们没有兴趣学习，初中不毕业的人很多，新时期“读书无用论”抬头；中小学教师主要精力也不在教学，多数热衷于炒股、经商等等。这不仅影响当代劳动力，还波及未来劳动力。
如今，通过现代发达的传媒和信息工具，人们接受的信息更多、更快、更广。受其影响2亿多新一代农村人思想活跃，胃口吊得很高。他们绝不像老一代农民那样，有几亩地就很快乐和满足，而是更愿意与城市人，甚至是与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富人生活相比。尤其对年轻人颇具诱惑力。所以我们制定政策时不能仅满足于现在的标准，要有前瞻性和高标准，不仅着眼当下，更要根据目前的情况和动向，预计一百年后“三农”的发展形势。
我还想说一些具体问题：一是给农民工摘帽子。百年大计的蓝图要给这一群体以相对的幸福感和尊严感，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踏实。二是改变现行直补政策，将补贴与价格挂钩。目前通用的直补政策虽然可行，但各个环节产生的成本太高，如果可以将补贴与价格挂钩，在卖粮时按照销量直接给到农民手里，既降低成本，又科学，比按面积补贴更为合理。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要有长期性，最好二三十年都不落后，不要总搞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四是“三农”发展要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县、乡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要只是把重视和支持“三农”发展放在口头上和文件里，要真正落到行动。五是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及相关推广单位要真正服务于农业，不要把他们与科学院和所谓的世界级一流综合大学同样对待。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钱克明：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其中关键是强农惠农政策的制定。
建立消费者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现在美国的农业有两个特点：一是经营规模大，二是政府补贴多。据我们估算，美国一个三口之家的棉花种植农场主，一年大概能接受10万美元的补贴；韩国和日本的农户经营规模虽然小，但在补贴方面除了有政府转移支付外，还有消费者转移支付，即通过高价格实现对农民的补贴。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国际惯例。通过这种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属于小规模农户经营，但政府转移支付力度远远不够，从支持政策全面性角度来看，尚未建立完善的消费者转移支付体系。
建立农产品生产价格与农业生产成本以及城镇低保户低保水平的联动机制，让农产品价格实现合理的逐步上升。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偏低，农民生产效益下降趋势明显，不能真实反映耕地和淡水等资源的稀缺程度，远远低于人均农业资源禀赋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虽然我国粮食连续6年增产，但是粮食的每亩纯收益却在一直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成本却在快速上升。从未来10年看，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在于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因素，而在于价格。粮食价格问题解决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现在多数是提出建立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联动价格，这远远不够。因为生产资料有时不涨价，但人工成本却在刚性增长，因此，完整地说，应该将农业生产资料改为农业生产成本，这既包括了生产资料的物质投入，又包括了劳动的投入。同时，随着价格上涨，还应该适当提高低保户的低保水平，不要将城市弱势群体和农村弱势群体对立起来，否则现在一讲就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后城市居民怎么办，事实上这里的城市居民主要指城市低保户。我认为完全可以超越这个矛盾，只要相应提高低保水平就可以，而且这样执行成本很低，影响也不会很大。
再来谈谈如何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为了提高产量，我们一直以来都提倡发展密集型农业，结果造成农药多、化肥多、用水多、效益低的“三多一低”的局面，使得农村面源污染严重。这次海南的毒豇豆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无法以现在发展中国家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方式来满足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因此必须要转变生产方式，如果始终是粗放型增长，这个体系迟早要出问题。比如乳制品行业，我一直觉得扩张太快，结果“三聚氰胺事件”差点给全行业带来灭顶之灾。
我们要从粗放型增长向科技轨道转变，可以适当引进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理念和先进技术。既然是适当，就不能完全照搬，那些昂贵的富人俱乐部的游戏我们玩不起，但从长远看这又是一条必经之路，我们要将农业循环经济，沼气的发展、畜牧粪便的处理，提高化肥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等，作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慢慢走下去。
最关键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李成贵：近六七年来，农村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取得不少成绩，但和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差距依然在不断扩大，而且这还不是真实差距，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城市居民收入则可能被低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但我们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整个政策体系需要有新思路，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目前实行的“三农”政策，无论是“三个优先”还是总量不断优化，比例持续提高，都是针对农业补贴、社会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镇化上强调的不够。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很慢，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广大农民为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但没有同步城市化，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二元体制。厉以
所以我提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发展大格局之下，既要着眼于农村内部、资源增量化的新农村建设，又要着眼于农村之外、农业人口减量化的城镇化，树立城镇化长期发展战略，用城镇化带动新农村建设，双轨运行，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持久动力。正如
农村建设用地属于农民的财产。农村建设用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所获得收入，绝大部分要用在农民身上，而不是变成政府的“第二财政”，由政府拿着搞形象工程。
改革土地制度。我们不能将土地变为私有化，但是可以把土地资产化，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都具有资产属性，将土地这种稀缺资源高效率利用起来。具体而言，就是由政府全方面地支持，分地区地推动土地流转。在东部发达地区，要以市场为主，政府的重点工作是规范；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政府要建立起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建立对农民的利益补偿机制。可以在局部地区试点，由政府通过财政、发行土地债券等的方式，从农民手里购买土地，然后再分给其他的农民。如果政府和农民协同运行的机制能建立起来，城镇化就一定能够往前推进。
此外，还有很多配套措施也要跟上，比如提供加快城镇化的一揽子政策体系，包括给农民工提供购房优惠贷款、抵押，还有将农民宅基地资产化问题等。现在的政策只给出了发展方向，而没有将其具体化。
转变农业经营体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方向，也是我国农业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只是我们现在的解读和落实还不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要重新认识农业的价值。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农业有四大贡献：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但我认为，农业不仅要满足人类胃的需要，还要满足肺的需要（呼吸新鲜空气）、眼的需要（观光）和心灵的需要（体验和文化教育），包括它的碳汇功能也日益提到了桌面上来。因此，发展我国绿色农业，绝对不能实行简单经济实用主义。
钱克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固守住农村的集体土地不动是不行的。人要解放，土地同样需要解放。土地问题亟待破题。
目前，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镇化，把农民工变成市民；另一方面还保留他们的承包权，这是个矛盾。走出来的农民工往往定居在城里，不会再返乡，但却要从替自己种粮的人收取承包费，结果导致种粮的农民反过来补贴城市居民，不仅农村的资金外流，种粮成本也随之提高。我们提倡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但事实上现在还存在以农哺工，以乡补城的现象。如此让农民背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简直是荒谬。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农民转移出来后，应该放弃原有耕地，同时给予一定补偿，这一笔钱应该政府掏，而政府可以从土地转让收益中划出一部分。这方面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由政府出资购买耕地，转移出来的农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安家费补贴，同时再将耕地分给种粮的农民，扩大种植规模，各得其所。这部分资金不需要从政府财政中支出，而是可以通过将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方法实现。
彭于发：这就抓到了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要是研究透了，对于中央制定政策会有很大帮助。我认为不仅要看到克明刚才所说的现象，而且要对比补贴前后的巨大反差。补贴前是你出去打工，为了避免村里找麻烦，你的地我帮你种，你给我钱；现在，国家按地补贴，去城里打工的要求获得这部分钱，结果帮人种地反倒要贴钱。国家本来挺好的政策却没有实现它应有的作用。
农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
赵雨森：农业涵盖面很广，涉及方面很多。我想就几个具体问题谈谈看法。
加大粮食主产区粮食流通仓储与运输建设。黑龙江省有2亿多亩耕地，是我国粮食主产区。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粮食是一季生产，农民手中90%以上的新产余粮必须在每年10月末至次年3月末春播前销售。秋粮接新后农民迫于还贷、安排生产和生活等原因，急需短时间集中出售余粮。如果仓储设施跟不上，铁路运输能力达不到，就会增加农民的变现压力，影响他们的收入。
随着粮食总产量的增加，黑龙江省商品粮输出量还将明显增大，且又远离主销区，迫切需要加大粮食主产区粮食流通仓储与运输建设，建议国家能够继续给予黑龙江省粮食流通仓储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投入支持，以实现有效提升粮食流通能力，提高粮食产业整体竞争力，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积极应对大豆产业危机。大豆是仅次于水稻、玉米、小麦的主要农作物，目前我国大豆70%靠进口，而国内生产大豆的企业70%又控制在外资手中。大豆生产面临很大困难，大豆企业举步维艰。为此建议：设立大豆种植专项基金，增强大豆原始创新技术积累；加大对我国大豆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把大豆作为国家战略资源考虑，给大豆种植以重点扶持；大力扶持国内大豆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发展。
引导和保护奶业健康发展。全国奶业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往的奶业危机大多是以奶农为代表的基地方面陷于困境，而这次危机是奶业产业链条上企业与基地两个重要的环节都陷入了困境。主要表现在：奶农面临奶价的持续下降和奶资拖欠的双重压力，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乳品企业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和三鹿奶粉事件的双重灾难；乳品消费市场严重萎缩，国产奶粉销路不畅，国产乳品出口大幅下降。
面对如此困境，应该根据我国人民的饮食习惯和其改变速度制定奶业发展规划；奶牛养殖权利应法制化，奶牛养殖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加强科学管理，进一步加大对奶牛养殖实施全程质量安全监控，在养殖环节开展标准化导入、开展GAP、HACCP体系认证试点工作；出台原料奶最低保护价格。
张宝文：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从各方面对我国“三农”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对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推进城镇化发展，加快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发展草原低碳经济，国有林场改革等问题都有不少新思路、新想法，使我深受启发。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解决好‘三农’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小康。为此，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和重点部署，继承和发扬民盟的优良传统，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选择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谋长远之计，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贡献。
（冯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