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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的数学人生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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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9
10年地下党惊心动魄的岁月,10年大学校长繁忙的工作,而他却始终没有放弃一生钟爱的数学事业。中科院院士谷超豪为您讲述一个丰富多彩的数学人生。
开场白:我们都知道,做数学题的时候,往往要求的答案是惟一的,但是,解题思路,解题方法也许是多种多样的,面对人生这道题目,数学家谷超豪通过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解法。
趁在北京开会的空隙,谷超豪和夫人胡和生去清华大学拜访一位学术上的良师益友。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今年,他回到清华大学定居,谷超豪结识杨振宁还是在很多年前,那时,杨振宁是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回国进行访问。而谷超豪却是复旦大学一名文革期中受管制的教授。
主持人:谷老先生,首先非常感谢你利用这次来北京开数学基金会的机会来到我们演播现场,昨天听说去清华大学拜访了杨振宁先生?
谷超豪:对。
主持人:您和杨先生有很长的学术友谊是吗?那么最早在什么时候认识杨先生?
谷超豪:我认识杨先生,甚至跟他一起工作的话,在1974年。
主持人:那时候您在复旦大学?
谷超豪:那时候在复旦大学,文革期间,我几乎是被管制的。没办法跟杨先生接触,最早跟杨先生接触是1974年,因为杨先生当时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跟他母亲在一起。那时候他做规范场,他是规范场的创造人。他做的是从物理的观念出发,但是做到后来呢,接触到一些数学界人士,那些人士告诉他,规范场跟微分几何有一些关系,杨先生想知道这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主持人:那为什么就选择到您作为一个合作者?
谷超豪:那时候他在上海有点时间,他知道复旦大学的微分几何还是有相当的实力。同时他想国内的基础研究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也破坏得很厉害,所以他一方面希望跟微分几何建立起联系,了解规范场跟微分几何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他想通过这些关系帮助国内搞一些基础研究。所以他提出来要跟复旦大学的数学家们搞这个合作,搞规范场的研究。
复旦大学数学的代表人物是苏步青,在他的学生当中,谷超豪是最强的一个。为了更好地与杨振宁合作,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合作小组,谷超豪任组长。能与国际上高水平的学者合作,对于谷超豪来说,这既是学习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主持人:当年杨先生选择了复旦数学系,他当时对您了解吗?
谷超豪:是这样子,复旦大学接受了,因为杨先生提出来,当时造反派无法反对,他们也调查了一下,谁能够做这个事情,结果发现我是对杨先生有所了解,因为他1972年在国内做过报告。
主持人:您听了?
谷超豪:我没去听,但是我拿到报告的记录,我读过他的报告。
主持人:我想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先生一定相当严谨的。那么在此之前,你们个人并不十分了解,那么他选择到您,他有没有得您的资历或者水准进行过评判或者测试之类的?
谷超豪:当然他开始对我们的水平并不了解,开始我们先请他做报告,做了报告之后,他也提了一些问题,他的报告当中我们当然也提一些问题。
主持人:你们能提出问题?
谷超豪:我们能问问题,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有共同语言。我跟胡和生做了两项研究成果,当天就做了研究成果,第二天跟他讲,他觉得非常高兴。
主持人:他当时什么反应,对您说了什么话?
谷超豪:他当时就说非常好,特别的高兴,他讲过这件事情意想不到,在复旦大学还有人跟他有这么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家谈话,往往比较抽象,但是呢,我跟我的老伴,不光对数学有兴趣,而且也对物理有兴趣,所以我们跟他共同语言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他觉得很高兴。
主持人:跟杨先生的近距离的合作,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谷超豪:一个就是眼界开阔了,第二的话数学还能在重大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出乎杨振宁意外的是,谷超豪带领的合作小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若干科研成果,他们和杨振宁关于规范场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文革中备受打击的谷超豪,没有想到还能在重大问题中发挥大的作用。杨振宁在合作中,对谷超豪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
1926年,谷超豪出生于著名的数学之乡—浙江温州,作为一名小学生,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主持人:您在什么时候就逐渐开始对数学,在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枯燥的这门学科,产生兴趣呢?
谷超豪: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教我们除法,除法有除不尽的情况。比如说一跟三除,那是0.3333…那是一直除下去,除不进的.
谷超豪:因此我感觉到,数学里面有非常奥秘的东西,做不到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你除的话,除不尽,但你可以想象.当时我已经知道了,任何的分数都可以变成循环小数,那么循环小数又可以变成分数,我觉得这里面很奥妙,这是新的东西。
主持人:这是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在数学课上有没有一件特别令人难忘的事情?
谷超豪:到了六年级的时候,要做应用问题,算术上的应用问题很难的,我不知道现在学不学?鸡兔同笼,童子分桃,各种各样的。怪里怪气的应用问题,这些问题排一个式子不大容易的,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办法。那么大家都觉得比较难,那么好多同学都背公式。但是我感觉到,数学这个事情不是背公式的事儿,应该是思考,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去做。正好巧,我哥哥在读初中,他抽屉里面有中学的教科书,有代数教科书,我就把代数教科书拿出来看。
主持人:当时能看懂吗?
谷超豪:我觉得并不难懂,出来一个未知数X,这个未知数X把这个算术式子列出来了,就解出来了,所以不要记公式,那些问题都可以用代数方法求解,我看到非常高兴,在课堂上我还跟老师讲了,老师非常称赞.
主持人:据说有一次在上课的过程中,有一个几何老师给你出了一道题是吧?
谷超豪:他说一个四边形,每边都是一,面积是不是一。
主持人:你怎么回答?
谷超豪:许多同学都肯定的回答,我说不,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每个四边形每边都是一,你可以把它压扁,变成一条线的,面积差不多没有了。我说不是,面积不是一。可以是一,也可以比一小很多。
主持人:老师和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谷超豪:老师非常称赞,他说对对,只有他一个人说的对。这种想法很好。
谷超豪13岁那年的经历,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日本军队的飞机出现在温州的上空,并持续不断地对市区展开猛烈的轰炸。
谷超豪:就在38年这一年,我们温州中学的校舍被炸掉了。
主持人:全部被炸掉了?
谷超豪:全部被炸掉了。
主持人:当时有学生和老师伤亡吗?
谷超豪:还好,因为轰炸是一个时期的,有个时期每天来炸,所以我们每天就疏散了,学校就不上课了,白天所有的城里人都跑到乡下去,晚上再回来,所以整个城市完全是瘫痪了。
主持人:所以您也亲眼看到母校变成一片瓦砾。
谷超豪:一片瓦砾。也亲眼看到过被炸死人的尸体,所以当时心里面非常痛苦。
主持人:那是不是说这段经历也让您后来从事革命活动。
谷超豪:对当时有一个非常气愤的现象,日本一架飞机,每天从瓯江口起飞,飞到温州,一个飞机只能带四颗炸弹,四颗炸弹丢完了以后就回去,一天来回个四趟五趟,这样子整个城市被瘫痪,当时国民党丝毫没有抵抗能力了。对这种落后的东西呀,居然是毫无对策。。
主持人:束手无策。
谷超豪:束手无策。
主持人:那您当时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用您的数学?
谷超豪:感觉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再加上我当时小学的时候看到孙中山先生讲的一句话,就是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
主持人:做大事不是大官。
谷超豪:什么是大事呢,我想像孙中山这样子,以救国救民为重任。在当时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这是大事儿。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小学学到的自然科学的知识,知道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世界,能够改造世界,能改变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事就是两个,一个是革命者,救国救民,一个是做科学家改变世界。
主持人:当你明确了这个想法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是个小学生?
谷超豪:小学生。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浙江大学的形势也日趋紧张,1947年,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进步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
谷超豪:这时我站在前列,当时大家都很气愤,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进行游行抗议,当时于子三的尸体,我们学生会一定要派人去见,他是在国民党手里的。那么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也要亲眼看。这些事情对我们是个考验,就是白色恐怖之下,你敢不敢站出来。当时没想到敢不敢的问题,理所当然,去找反动派交涉,去跟学校里面联系我都去了。
主持人:而且据说在浙大,您还被学生们选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是吧。
谷超豪:对。
主持人:而且这次竞选也是很动人心魄的是吧?
谷超豪:是这样子,于子三被害以后,抗议运动里面,国民党还想把学生会的领导权夺过去,当时就竞选,进步势力推举一些候选人,希望这些候选人来压倒三青团。我也被提出来了,我的同学有的半开玩笑,也是真心的叫做科学加民主,等于谷超豪。
主持人:这个标语很有意思。
谷超豪:写的很生动,那么我很快就当选了。
浙江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谷超豪留校成为了一名助教,解放前夕,他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尽一切可能,保全杭州市的科研机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主持人:那么在解放前,您还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也是比较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策反雷达所,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段经历?
谷超豪:雷达所是国民党在杭州比较重要的机构,是从南京迁到杭州的,南京地下党也做了工作。当时一个由浙大毕业的同学,他在里面是进步分子,他就找到了我,找到了我,就希望地下党能够领导他,保全这个所。
主持人:你已经代表进步的力量?
谷超豪:我代表了地下党的,后来呢我就向地下党汇报了,我就花了比较多的力量来研究这个雷达所的问题,那个跟我联系的同志我也发展成为地下党员。在里面呢,把所长,所长也是个科学家争取过来,把国民党反动的党代表孤立起来。当时要他们再撤退的时候,他们不肯再撤。
主持人:全都不走了。
谷超豪:那个党代表,一个人跑掉了,所长给争取过来了。到解放的时候,他们完完整整的争取接管了。
主持人:就留在了杭州。那后来这个雷达所后来在解放初期是…
谷超豪:后来明确,比较后的事情,他们是属于起义行为,当时雷达还是很先进的工具吧,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所以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队伍归空军领导,后来被调到抗美援朝前线去,在抗美援朝里面立下很多功劳,因为雷达比苏联先进。
主持人:那么在整个浙大求学期间,尽管您学的是数学,好像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方面的事业,革命的事业中,那您还有时间搞您的数学吗?
谷超豪:有有有,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精力非常旺盛,我数学非常爱好,我数学仍然学的很好,特别是到第三年,第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苏步青教授、陈建功教授到了杭州,我都见到了他们。当时我的思想是这样子,因为数学我太爱好的,有用没用当时还不好说。当时我就念好书,所以他们两个老师的课程,都非常认真去听的,同时他们课程里面还有一个叫数学研究,特别的课程,不及格不得毕业的,在教学计划里没有的。
主持人:那年的成绩呢?
谷超豪:是念他们布置的书跟论文,自己在他们面前报告,报告你得回答提问。当时苏先生跟陈先生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几何的一个是函数论的,当时一般的,一个学生只能选一门,我到了四年级以后,他们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两位先生都喜欢培养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于是两位先生建议,这一届这两个人可以两面都选,也可以选几何也可以选函数论。
能在两位数学大师门下学习,对谷超豪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1957年,他前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学习,只有了1年多的时间写成的论文,让他跳过副博士,直接得到莫斯科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这位31岁的中国进修生被认为继二十世纪大数学家艾里.嘉当之后,第一位在无限变换拟群这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人,谷超豪的数学之路也越来越辉煌。
胡和生,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数学领域惟一的一位女院士,她和谷超豪的办公室紧挨着这为他们能随时讨论数学问题提供了方便,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谷超豪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主持人:谷先生我知道数学成就了您的学术之梦,但是我们好像也知道,数学成就了您的爱情之梦。
谷超豪:是这样子,有一天我在数学系办公室里,我们数学系的有一位女研究生叫胡和生,她来找我了,她说苏先生布置了她一篇论文,她念了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没有弄清楚,她找别的教师,他们也不大清楚,那么我能不帮她看一看,我说好啊。
主持人:这是第一次见面?
谷超豪:第一次见面。我说论文呢,她说论文在宿舍里面,她说我到宿舍去拿去,宿舍离我的办公室还比较远,至少有十多分钟的路,那么当时是秋天了,但天气还很热,那她就说我回去拿去,她就回去拿了,气喘吁吁的拿了回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还不错,对学术还是
主持人:很专业。
谷超豪:很有志气,就去把文章拿来的,拿来以后,我回去看了一看,看了看以后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就再共同讨论一下,把内容懂了,这是我们共同讨论数学的开始,她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
主持人:数学让你们走在一起了?
谷超豪:相互都有很好的印象,也可以说是我们爱情的开始。
主持人:数学缘就让你们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对吧?作为数学家我非常好奇的是,两个数学家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
谷超豪:我们感觉到做研究的话,一定要有时间,时间是第一宝贵的东西,我们把时间应该用在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结婚也不断的推迟。我们到1957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呢,我们认为生活也应力求简朴,我们家庭里面请了一个钟点工。
主持人:那时候就请钟点工?
谷超豪: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是这个,胡和生总想弄点好的东西给我吃,后来我说这个太花时间了,因为钟点工不能做,做好的都是自己要动手的,我说不行,就挤出这个时间来搞学问来吧.
主持人:我常常想,比如说遇到像您的家庭,很多人都会想,总要牺牲一个人,来保另外一个人,以使另外一个人有更大的精力来做更大的贡献,那么但是从您的家庭来说,我觉得又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你们在学术上齐头并进,现在你们两个都是院士,你们当时没有想过吗,牺牲谁来保谁, 你们没有这样想过吗?
谷超豪:我们没有这样想过,我们两个人都希望在事业上能够做得很好,惟一的办法就是尽量的节省时间,同时有些家务事我可以代你做的也可以代你做掉,你可以代我做的也可以代我做掉。我们想出来是叫二保二。不能是二保一的,我想我们是二保二。
主持人:太太是一个数学家,那么她得您本身的研究,有什么样的一个积极的一种作用?
谷超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相互支持,并且最好的一点,我做的工作可以讲给她听她能够理解,她做的工作可以讲给我听,我也可以理解。
主持人:你们从事是一方面的工作吗?
谷超豪:方向比较接近,但是做的问题不一样。可以相互理解,这一点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的,合作在隔行也会形成,但是同行的话,就是……
主持人:共同语言更多一些?
谷超豪:对于我追寻的目标,她都是很赞成、支持的。对她的目标我也很赞成支持。比如她也很容易理解,我的社会工作,比如说我做校长这一类事情,她当然希望我能够更多时间做数学,更多时间在一起。但是在工作的需要、任务的需要,比如说我到科大做校长,后来我到温州大学去做校长,但她也支持,她也理解这个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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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的数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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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我们都知道,做数学题的时候,往往要求的答案是惟一的,但是,解题思路,解题方法也许是多种多样的,面对人生这道题目,数学家谷超豪通过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解法。
趁在北京开会的空隙,谷超豪和夫人胡和生去清华大学拜访一位学术上的良师益友。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今年,他回到清华大学定居,谷超豪结识杨振宁还是在很多年前,那时,杨振宁是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回国进行访问。而谷超豪却是复旦大学一名文革期中受管制的教授。
主持人:谷老先生,首先非常感谢你利用这次来北京开数学基金会的机会来到我们演播现场,昨天听说去清华大学拜访了杨振宁先生?
谷超豪:对。
主持人:您和杨先生有很长的学术友谊是吗?那么最早在什么时候认识杨先生?
谷超豪:我认识杨先生,甚至跟他一起工作的话,在1974年。
主持人:那时候您在复旦大学?
谷超豪:那时候在复旦大学,文革期间,我几乎是被管制的。没办法跟杨先生接触,最早跟杨先生接触是1974年,因为杨先生当时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跟他母亲在一起。那时候他做规范场,他是规范场的创造人。他做的是从物理的观念出发,但是做到后来呢,接触到一些数学界人士,那些人士告诉他,规范场跟微分几何有一些关系,杨先生想知道这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主持人:那为什么就选择到您作为一个合作者?
谷超豪:那时候他在上海有点时间,他知道复旦大学的微分几何还是有相当的实力。同时他想国内的基础研究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也破坏得很厉害,所以他一方面希望跟微分几何建立起联系,了解规范场跟微分几何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他想通过这些关系帮助国内搞一些基础研究。所以他提出来要跟复旦大学的数学家们搞这个合作,搞规范场的研究。
复旦大学数学的代表人物是苏步青,在他的学生当中,谷超豪是最强的一个。为了更好地与杨振宁合作,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合作小组,谷超豪任组长。能与国际上高水平的学者合作,对于谷超豪来说,这既是学习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主持人:当年杨先生选择了复旦数学系,他当时对您了解吗?
谷超豪:是这样子,复旦大学接受了,因为杨先生提出来,当时造反派无法反对,他们也调查了一下,谁能够做这个事情,结果发现我是对杨先生有所了解,因为他1972年在国内做过报告。
主持人:您听了?
谷超豪:我没去听,但是我拿到报告的记录,我读过他的报告。
主持人:我想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先生一定相当严谨的。那么在此之前,你们个人并不十分了解,那么他选择到您,他有没有得您的资历或者水准进行过评判或者测试之类的?
谷超豪:当然他开始对我们的水平并不了解,开始我们先请他做报告,做了报告之后,他也提了一些问题,他的报告当中我们当然也提一些问题。
主持人:你们能提出问题?
谷超豪:我们能问问题,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有共同语言。我跟胡和生做了两项研究成果,当天就做了研究成果,第二天跟他讲,他觉得非常高兴。
主持人:他当时什么反应,对您说了什么话?
谷超豪:他当时就说非常好,特别的高兴,他讲过这件事情意想不到,在复旦大学还有人跟他有这么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家谈话,往往比较抽象,但是呢,我跟我的老伴,不光对数学有兴趣,而且也对物理有兴趣,所以我们跟他共同语言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他觉得很高兴。
主持人:跟杨先生的近距离的合作,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谷超豪:一个就是眼界开阔了,第二的话数学还能在重大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出乎杨振宁意外的是,谷超豪带领的合作小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若干科研成果,他们和杨振宁关于规范场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文革中备受打击的谷超豪,没有想到还能在重大问题中发挥大的作用。杨振宁在合作中,对谷超豪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
1926年,谷超豪出生于著名的数学之乡—浙江温州,作为一名小学生,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主持人:您在什么时候就逐渐开始对数学,在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枯燥的这门学科,产生兴趣呢?
谷超豪: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教我们除法,除法有除不尽的情况。比如说一跟三除,那是0.3333…那是一直除下去,除不进的.
谷超豪:因此我感觉到,数学里面有非常奥秘的东西,做不到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你除的话,除不尽,但你可以想象.当时我已经知道了,任何的分数都可以变成循环小数,那么循环小数又可以变成分数,我觉得这里面很奥妙,这是新的东西。
主持人:这是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在数学课上有没有一件特别令人难忘的事情?
谷超豪:到了六年级的时候,要做应用问题,算术上的应用问题很难的,我不知道现在学不学?鸡兔同笼,童子分桃,各种各样的。怪里怪气的应用问题,这些问题排一个式子不大容易的,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办法。那么大家都觉得比较难,那么好多同学都背公式。但是我感觉到,数学这个事情不是背公式的事儿,应该是思考,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去做。正好巧,我哥哥在读初中,他抽屉里面有中学的教科书,有代数教科书,我就把代数教科书拿出来看。
主持人:当时能看懂吗?
谷超豪:我觉得并不难懂,出来一个未知数X,这个未知数X把这个算术式子列出来了,就解出来了,所以不要记公式,那些问题都可以用代数方法求解,我看到非常高兴,在课堂上我还跟老师讲了,老师非常称赞.
主持人:据说有一次在上课的过程中,有一个几何老师给你出了一道题是吧?
谷超豪:他说一个四边形,每边都是一,面积是不是一。
主持人:你怎么回答?
谷超豪:许多同学都肯定的回答,我说不,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每个四边形每边都是一,你可以把它压扁,变成一条线的,面积差不多没有了。我说不是,面积不是一。可以是一,也可以比一小很多。
主持人:老师和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谷超豪:老师非常称赞,他说对对,只有他一个人说的对。这种想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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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13岁那年的经历,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日本军队的飞机出现在温州的上空,并持续不断地对市区展开猛烈的轰炸。
谷超豪:就在38年这一年,我们温州中学的校舍被炸掉了。
主持人:全部被炸掉了?
谷超豪:全部被炸掉了。
主持人:当时有学生和老师伤亡吗?
谷超豪:还好,因为轰炸是一个时期的,有个时期每天来炸,所以我们每天就疏散了,学校就不上课了,白天所有的城里人都跑到乡下去,晚上再回来,所以整个城市完全是瘫痪了。
主持人:所以您也亲眼看到母校变成一片瓦砾。
谷超豪:一片瓦砾。也亲眼看到过被炸死人的尸体,所以当时心里面非常痛苦。
主持人:那是不是说这段经历也让您后来从事革命活动。
谷超豪:对当时有一个非常气愤的现象,日本一架飞机,每天从瓯江口起飞,飞到温州,一个飞机只能带四颗炸弹,四颗炸弹丢完了以后就回去,一天来回个四趟五趟,这样子整个城市被瘫痪,当时国民党丝毫没有抵抗能力了。对这种落后的东西呀,居然是毫无对策。。
主持人:束手无策。
谷超豪:束手无策。
主持人:那您当时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用您的数学?
谷超豪:感觉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再加上我当时小学的时候看到孙中山先生讲的一句话,就是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
主持人:做大事不是大官。
谷超豪:什么是大事呢,我想像孙中山这样子,以救国救民为重任。在当时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这是大事儿。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小学学到的自然科学的知识,知道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世界,能够改造世界,能改变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事就是两个,一个是革命者,救国救民,一个是做科学家改变世界。
主持人:当你明确了这个想法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是个小学生?
谷超豪:小学生。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浙江大学的形势也日趋紧张,1947年,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进步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
谷超豪:这时我站在前列,当时大家都很气愤,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进行游行抗议,当时于子三的尸体,我们学生会一定要派人去见,他是在国民党手里的。那么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也要亲眼看。这些事情对我们是个考验,就是白色恐怖之下,你敢不敢站出来。当时没想到敢不敢的问题,理所当然,去找反动派交涉,去跟学校里面联系我都去了。
主持人:而且据说在浙大,您还被学生们选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是吧。
谷超豪:对。
主持人:而且这次竞选也是很动人心魄的是吧?
谷超豪:是这样子,于子三被害以后,抗议运动里面,国民党还想把学生会的领导权夺过去,当时就竞选,进步势力推举一些候选人,希望这些候选人来压倒三青团。我也被提出来了,我的同学有的半开玩笑,也是真心的叫做科学加民主,等于谷超豪。
主持人:这个标语很有意思。
谷超豪:写的很生动,那么我很快就当选了。
浙江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谷超豪留校成为了一名助教,解放前夕,他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尽一切可能,保全杭州市的科研机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主持人:那么在解放前,您还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也是比较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策反雷达所,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段经历?
谷超豪:雷达所是国民党在杭州比较重要的机构,是从南京迁到杭州的,南京地下党也做了工作。当时一个由浙大毕业的同学,他在里面是进步分子,他就找到了我,找到了我,就希望地下党能够领导他,保全这个所。
主持人:你已经代表进步的力量?
谷超豪:我代表了地下党的,后来呢我就向地下党汇报了,我就花了比较多的力量来研究这个雷达所的问题,那个跟我联系的同志我也发展成为地下党员。在里面呢,把所长,所长也是个科学家争取过来,把国民党反动的党代表孤立起来。当时要他们再撤退的时候,他们不肯再撤。
主持人:全都不走了。
谷超豪:那个党代表,一个人跑掉了,所长给争取过来了。到解放的时候,他们完完整整的争取接管了。
主持人:就留在了杭州。那后来这个雷达所后来在解放初期是…
谷超豪:后来明确,比较后的事情,他们是属于起义行为,当时雷达还是很先进的工具吧,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所以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队伍归空军领导,后来被调到抗美援朝前线去,在抗美援朝里面立下很多功劳,因为雷达比苏联先进。
主持人:那么在整个浙大求学期间,尽管您学的是数学,好像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方面的事业,革命的事业中,那您还有时间搞您的数学吗?
谷超豪:有有有,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精力非常旺盛,我数学非常爱好,我数学仍然学的很好,特别是到第三年,第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苏步青教授、陈建功教授到了杭州,我都见到了他们。当时我的思想是这样子,因为数学我太爱好的,有用没用当时还不好说。当时我就念好书,所以他们两个老师的课程,都非常认真去听的,同时他们课程里面还有一个叫数学研究,特别的课程,不及格不得毕业的,在教学计划里没有的。
主持人:那年的成绩呢?
谷超豪:是念他们布置的书跟论文,自己在他们面前报告,报告你得回答提问。当时苏先生跟陈先生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几何的一个是函数论的,当时一般的,一个学生只能选一门,我到了四年级以后,他们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两位先生都喜欢培养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于是两位先生建议,这一届这两个人可以两面都选,也可以选几何也可以选函数论。
能在两位数学大师门下学习,对谷超豪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1957年,他前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学习,只有了1年多的时间写成的论文,让他跳过副博士,直接得到莫斯科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这位31岁的中国进修生被认为继二十世纪大数学家艾里.嘉当之后,第一位在无限变换拟群这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人,谷超豪的数学之路也越来越辉煌。
胡和生,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数学领域惟一的一位女院士,她和谷超豪的办公室紧挨着这为他们能随时讨论数学问题提供了方便,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谷超豪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主持人:谷先生我知道数学成就了您的学术之梦,但是我们好像也知道,数学成就了您的爱情之梦。
谷超豪:是这样子,有一天我在数学系办公室里,我们数学系的有一位女研究生叫胡和生,她来找我了,她说苏先生布置了她一篇论文,她念了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没有弄清楚,她找别的教师,他们也不大清楚,那么我能不帮她看一看,我说好啊。
主持人:这是第一次见面?
谷超豪:第一次见面。我说论文呢,她说论文在宿舍里面,她说我到宿舍去拿去,宿舍离我的办公室还比较远,至少有十多分钟的路,那么当时是秋天了,但天气还很热,那她就说我回去拿去,她就回去拿了,气喘吁吁的拿了回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还不错,对学术还是
主持人:很专业。
谷超豪:很有志气,就去把文章拿来的,拿来以后,我回去看了一看,看了看以后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就再共同讨论一下,把内容懂了,这是我们共同讨论数学的开始,她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
主持人:数学让你们走在一起了?
谷超豪:相互都有很好的印象,也可以说是我们爱情的开始。
主持人:数学缘就让你们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对吧?作为数学家我非常好奇的是,两个数学家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
谷超豪:我们感觉到做研究的话,一定要有时间,时间是第一宝贵的东西,我们把时间应该用在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结婚也不断的推迟。我们到1957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呢,我们认为生活也应力求简朴,我们家庭里面请了一个钟点工。
主持人:那时候就请钟点工?
谷超豪: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是这个,胡和生总想弄点好的东西给我吃,后来我说这个太花时间了,因为钟点工不能做,做好的都是自己要动手的,我说不行,就挤出这个时间来搞学问来吧.
主持人:我常常想,比如说遇到像您的家庭,很多人都会想,总要牺牲一个人,来保另外一个人,以使另外一个人有更大的精力来做更大的贡献,那么但是从您的家庭来说,我觉得又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你们在学术上齐头并进,现在你们两个都是院士,你们当时没有想过吗,牺牲谁来保谁, 你们没有这样想过吗?
谷超豪:我们没有这样想过,我们两个人都希望在事业上能够做得很好,惟一的办法就是尽量的节省时间,同时有些家务事我可以代你做的也可以代你做掉,你可以代我做的也可以代我做掉。我们想出来是叫二保二。不能是二保一的,我想我们是二保二。
主持人:太太是一个数学家,那么她得您本身的研究,有什么样的一个积极的一种作用?
谷超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相互支持,并且最好的一点,我做的工作可以讲给她听她能够理解,她做的工作可以讲给我听,我也可以理解。
主持人:你们从事是一方面的工作吗?
谷超豪:方向比较接近,但是做的问题不一样。可以相互理解,这一点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的,合作在隔行也会形成,但是同行的话,就是……
主持人:共同语言更多一些?
谷超豪:对于我追寻的目标,她都是很赞成、支持的。对她的目标我也很赞成支持。比如她也很容易理解,我的社会工作,比如说我做校长这一类事情,她当然希望我能够更多时间做数学,更多时间在一起。但是在工作的需要、任务的需要,比如说我到科大做校长,后来我到温州大学去做校长,但她也支持,她也理解这个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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