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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十年 已海阔天空
厉以宁妙语解读经济与人生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05-20
■采访手记■
坐落在北京城西北的蓝旗营小区，是中国两大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区。楼群中间，有一座被人们称为“院士楼”的五层连栋灰楼，很多北大、清华的著名教授都住在这里。2004年4月30日上午，记者在这里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
今年73岁的厉以宁，神态安详地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四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厉以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他也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盛名之下的他，心态却愈加平和。浅灰色的夹克衫，深灰色的毛衣，深度的近视眼镜，随意中透出自然、超脱的学者本色。与17年前我初次见到的他相比，他的变化似乎并不很大。岁月的痕迹，似乎在眼角的鱼尾纹和两鬓的风霜之外，也留在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奔走的脚步声中，留在他演讲了无数次而今已不那么洪亮但依然顿挫自如的语调里。
记得1987年春天，我作为《瞭望》周刊的实习记者，到北大采访厉以宁。他那时还住在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里，两居室的房子显得有些拥挤。而正值学术与名望都渐入佳境的厉以宁，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那天晚上，他在北大礼堂做了题为“中国经济的繁荣之路”的演讲。多年后回头再看，中国经济正是循着他当年的思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正像他所说的，中国经济是“成长中的经济”，要把眼光放远，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回头看十年，已然海阔天空。
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他的诗风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的典故堆砌。他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年届七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他历届的弟子们从国内外各地纷纷赶来为他祝寿。这一天，他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著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
■我不写反驳性的文章，因为经济学的验证是滞后的
记者：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挫折和荣耀，您对人生有哪些感悟？
厉以宁：我对人生的感悟总结起来，就是两点：第一是遇到挫折不要灰心，要有信心，眼光要看得远，我可以说是历经磨难挫折，但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对前途保持信心；第二是要宽容，设身处地为别人设想，不要过分斤斤计较。对于批评我的文章，我都不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关于“所有制改革”、“股份制”的主张，有很多非议，但是我都不做回应，不写反驳性的文章，因为经济学的验证是滞后的，时间最后会证明我的观点是否正确。
■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记者：回顾您所走过的道路，您觉得最美好的是哪一个阶段？
厉以宁：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后都是好的，最好的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更好。这个时期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被认同了，比如“股份制是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民营经济等。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对北大我有三个最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在北大读书、执教53年，您怎样评价北大？
厉以宁：我1951年进北大，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加上读书的日子，一共是53年。对于北大，我有三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北大的兼容并蓄，正像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院训说的那样“团结、博采、实践、创新”，博采就是兼容并蓄；第二，北大是出思想的地方，它鼓励思考，鼓励探索；第三，在北大从来都是教学相长的，因为教师的知识结构总有局限性，每一代人都受毕业年限的限制，受当时知识结构的限制，老师带学生与师傅带徒弟不同，后者是一对一的，现在一个学生同时向许多老师学习，学生就能够形成新的知识结构，老师向同事和学生学习也总有长进。
■讲座是北大的第二课堂
记者：您的演讲是北大的一道风景，这些年来您先后演讲过多少次？
厉以宁：数不清了。讲座是北大的第二课堂。每次开讲座的时候，人都是坐得满满的，连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最近几年我太忙，讲座少了，不过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除了MBA和EMBA外，其他都是开放的。最近我去日本在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联合举办的论坛上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讲座，也是坐满了人，反响非常热烈。
■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记者：我曾经读过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叫做《好日子：好社会的记事本》，如果把您的人生作为社会的一个记事本，您觉得应该怎样记录？
厉以宁：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好过，我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兴衰。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中又被关在劳改大院，那个时期也正是国家受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我个人也迎来了有生以来最好的时期，所以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下放江西时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记者：您的学术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厉以宁：是从下放江西回来以后。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个非常穷的地方，连劳改犯都不愿意呆。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的穷苦，感到非常震撼：没有想到经济会搞得这么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屏弃了大学时代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
■这些年来我主要是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记者：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学者之一，这些年来您在参与决策、影响决策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厉以宁：这些年来我主要是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股份制的推进，那一段时期不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终于实现了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二是主持《证券法》的起草，我当时担任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三是全国人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我也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四是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我建议政府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证明这些政策起了作用；五是带领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行发展民营经济专题调查组，给中央写报告，积极倡导发展民营经济；六是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还兼任过两届环境经济专家组组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同事们一起承担的。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比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记者：您曾经说过“经济增长质量是关键”，为什么这样说？
厉以宁：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经济增长分粗放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两种。粗放式增长中，原材料消耗率高，因此不能持久。中国当前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集约式增长的道路，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增长哪怕降一两个百分点，但如果能源使用减少了，对环境破坏减少了，从长远看对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不仅如此，而且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着重发展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随着原有优势的逐渐丧失，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保持持久的竞争力。此外，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要缓解就业危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要向高精尖发展，也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把以上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说，经济增长质量要好，提高增长质量比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造成目前物价上涨有四个因素
记者：对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您怎么评价？
厉以宁：我认为造成目前物价上涨有四个因素：一是受国际传递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扬、能源供应紧缺和交通运输紧张等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原材料和能源等进口货物依赖比重很大的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的物价上涨也是必然的；二是受农产品减产因素的影响，根本原因是耕地面积控制不严、保护不利，同时还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三是受结构不协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过程中，原来短缺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短缺，瓶颈制约的因素会更加突出；四是投资需求带动的影响，的确出现了一些盲目建设的现象，导致某些行业、某些地方的“局部过热”，但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一方面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和企业改制，另一方面调整信贷规模和信贷方向，以防止某些局部过热现象的蔓延。根据以上这些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如温总理所说：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而是要实行结构调整。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关键
记者：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您认为金融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厉以宁：目前的金融改革方向是对的，主要问题是既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又要避免出现新的不良资产，还有，国有四大银行改造了，可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迎刃而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业务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上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企业“做大做强”的提法有问题
记者：您在“两会”上再度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呼吁，包括反驳“民营企业原罪说”和“我穷了是因为你富了”，呼吁突破民营企业发展的四大瓶颈———融资难、税负重、政府部门服务“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社会舆论态度不客观等四大瓶颈。这些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现在您对民营企业还有什么要说的？
厉以宁：对于民营企业，我要补充说几句，民营企业一定要守法，依法纳税，依法经营，同时道德上要自律，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现在老说企业要“做大做强”，实际上这个提法有问题，首先应该强调做强。做强才能做大，但也不一定非要做大。如果是做大而不做强，迟早非垮不可。民营企业自身，最关键是要务实，不要追求轰动效应，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收入差别的扩大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
厉以宁：我曾经在演讲的时候说过，收入差别的扩大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内地和沿海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差别。过去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种提法不准确。因为劳动力分两种：高素质的和低素质的。在以往很长的时间内，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一直在领取低工资，这是不正常的。随着外资的进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低工资已经留不住高素质的人才了。所以，收入分配是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贫富差别扩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不运用激励机制，不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就上不去。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是成长中的经济，成长中的经济通常是问题成堆的，可是每隔10年，回头一看，就看出变化来了：2003年和1993年相比，变化多大呀！1993年同1983年相比，又是大变化。所以，成长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我们承认当前中国贫富有差别，地区收入有差别，我们正在设法解决。但不应当夸大，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当前的问题，客观反映情况，这样才叫对社会负责。
■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和关心，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帮助弱势群体改变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处境呢？
厉以宁：低收入者大体分三类：一类是下岗职工，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对农民工，要给他们平等的待遇，保障他们的利益；而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则要保障其土地承包权，按法律办事，严格管理耕地，帮助他们找到致富脱贫的门路。对下岗职工，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这就需要对他们在教育和能力培训方面下大工夫，真正体现对低收入者的关心。事实上，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和关心，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去年10月我开始担任贵州毕节实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记者：听说您最近去了一趟贵州，是去做什么？
厉以宁：今年3月，我去贵州毕节实验区考察，这是个贫困地区，去年10月我开始担任贵州毕节实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帮助当地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名义，帮助当地培训干部。第一批干部最近就到北京，5月中旬正式开课。以后有机会还要经常到毕节去，届时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与我同行。
■文/闵捷
■摄影/王希宝
■厉以宁小传■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因其较早提出并一直坚持将股份制作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被称为“厉股份”。
193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的厉以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他的这一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资本主义的起源》等。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4.5.20 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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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十年 已海阔天空
厉以宁妙语解读经济与人生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05-20
■采访手记■
坐落在北京城西北的蓝旗营小区，是中国两大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区。楼群中间，有一座被人们称为“院士楼”的五层连栋灰楼，很多北大、清华的著名教授都住在这里。2004年4月30日上午，记者在这里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
今年73岁的厉以宁，神态安详地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四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厉以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他也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盛名之下的他，心态却愈加平和。浅灰色的夹克衫，深灰色的毛衣，深度的近视眼镜，随意中透出自然、超脱的学者本色。与17年前我初次见到的他相比，他的变化似乎并不很大。岁月的痕迹，似乎在眼角的鱼尾纹和两鬓的风霜之外，也留在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奔走的脚步声中，留在他演讲了无数次而今已不那么洪亮但依然顿挫自如的语调里。
记得1987年春天，我作为《瞭望》周刊的实习记者，到北大采访厉以宁。他那时还住在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里，两居室的房子显得有些拥挤。而正值学术与名望都渐入佳境的厉以宁，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那天晚上，他在北大礼堂做了题为“中国经济的繁荣之路”的演讲。多年后回头再看，中国经济正是循着他当年的思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正像他所说的，中国经济是“成长中的经济”，要把眼光放远，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回头看十年，已然海阔天空。
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他的诗风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的典故堆砌。他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年届七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他历届的弟子们从国内外各地纷纷赶来为他祝寿。这一天，他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著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
■我不写反驳性的文章，因为经济学的验证是滞后的
记者：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挫折和荣耀，您对人生有哪些感悟？
厉以宁：我对人生的感悟总结起来，就是两点：第一是遇到挫折不要灰心，要有信心，眼光要看得远，我可以说是历经磨难挫折，但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对前途保持信心；第二是要宽容，设身处地为别人设想，不要过分斤斤计较。对于批评我的文章，我都不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关于“所有制改革”、“股份制”的主张，有很多非议，但是我都不做回应，不写反驳性的文章，因为经济学的验证是滞后的，时间最后会证明我的观点是否正确。
■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记者：回顾您所走过的道路，您觉得最美好的是哪一个阶段？
厉以宁：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后都是好的，最好的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更好。这个时期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被认同了，比如“股份制是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民营经济等。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对北大我有三个最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在北大读书、执教53年，您怎样评价北大？
厉以宁：我1951年进北大，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加上读书的日子，一共是53年。对于北大，我有三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北大的兼容并蓄，正像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院训说的那样“团结、博采、实践、创新”，博采就是兼容并蓄；第二，北大是出思想的地方，它鼓励思考，鼓励探索；第三，在北大从来都是教学相长的，因为教师的知识结构总有局限性，每一代人都受毕业年限的限制，受当时知识结构的限制，老师带学生与师傅带徒弟不同，后者是一对一的，现在一个学生同时向许多老师学习，学生就能够形成新的知识结构，老师向同事和学生学习也总有长进。
■讲座是北大的第二课堂
记者：您的演讲是北大的一道风景，这些年来您先后演讲过多少次？
厉以宁：数不清了。讲座是北大的第二课堂。每次开讲座的时候，人都是坐得满满的，连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最近几年我太忙，讲座少了，不过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除了MBA和EMBA外，其他都是开放的。最近我去日本在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联合举办的论坛上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讲座，也是坐满了人，反响非常热烈。
■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记者：我曾经读过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叫做《好日子：好社会的记事本》，如果把您的人生作为社会的一个记事本，您觉得应该怎样记录？
厉以宁：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好过，我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兴衰。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中又被关在劳改大院，那个时期也正是国家受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我个人也迎来了有生以来最好的时期，所以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下放江西时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记者：您的学术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厉以宁：是从下放江西回来以后。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个非常穷的地方，连劳改犯都不愿意呆。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的穷苦，感到非常震撼：没有想到经济会搞得这么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屏弃了大学时代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
■这些年来我主要是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记者：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学者之一，这些年来您在参与决策、影响决策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厉以宁：这些年来我主要是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股份制的推进，那一段时期不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终于实现了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二是主持《证券法》的起草，我当时担任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三是全国人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我也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四是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我建议政府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证明这些政策起了作用；五是带领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行发展民营经济专题调查组，给中央写报告，积极倡导发展民营经济；六是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还兼任过两届环境经济专家组组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同事们一起承担的。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比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记者：您曾经说过“经济增长质量是关键”，为什么这样说？
厉以宁：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经济增长分粗放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两种。粗放式增长中，原材料消耗率高，因此不能持久。中国当前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集约式增长的道路，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增长哪怕降一两个百分点，但如果能源使用减少了，对环境破坏减少了，从长远看对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不仅如此，而且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着重发展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随着原有优势的逐渐丧失，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保持持久的竞争力。此外，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要缓解就业危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要向高精尖发展，也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把以上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说，经济增长质量要好，提高增长质量比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造成目前物价上涨有四个因素
记者：对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您怎么评价？
厉以宁：我认为造成目前物价上涨有四个因素：一是受国际传递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扬、能源供应紧缺和交通运输紧张等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原材料和能源等进口货物依赖比重很大的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的物价上涨也是必然的；二是受农产品减产因素的影响，根本原因是耕地面积控制不严、保护不利，同时还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三是受结构不协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过程中，原来短缺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短缺，瓶颈制约的因素会更加突出；四是投资需求带动的影响，的确出现了一些盲目建设的现象，导致某些行业、某些地方的“局部过热”，但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一方面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和企业改制，另一方面调整信贷规模和信贷方向，以防止某些局部过热现象的蔓延。根据以上这些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如温总理所说：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而是要实行结构调整。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关键
记者：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您认为金融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厉以宁：目前的金融改革方向是对的，主要问题是既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又要避免出现新的不良资产，还有，国有四大银行改造了，可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迎刃而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业务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上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企业“做大做强”的提法有问题
记者：您在“两会”上再度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呼吁，包括反驳“民营企业原罪说”和“我穷了是因为你富了”，呼吁突破民营企业发展的四大瓶颈———融资难、税负重、政府部门服务“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社会舆论态度不客观等四大瓶颈。这些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现在您对民营企业还有什么要说的？
厉以宁：对于民营企业，我要补充说几句，民营企业一定要守法，依法纳税，依法经营，同时道德上要自律，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现在老说企业要“做大做强”，实际上这个提法有问题，首先应该强调做强。做强才能做大，但也不一定非要做大。如果是做大而不做强，迟早非垮不可。民营企业自身，最关键是要务实，不要追求轰动效应，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收入差别的扩大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
厉以宁：我曾经在演讲的时候说过，收入差别的扩大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内地和沿海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差别。过去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种提法不准确。因为劳动力分两种：高素质的和低素质的。在以往很长的时间内，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一直在领取低工资，这是不正常的。随着外资的进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低工资已经留不住高素质的人才了。所以，收入分配是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贫富差别扩大会影响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不运用激励机制，不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就上不去。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是成长中的经济，成长中的经济通常是问题成堆的，可是每隔10年，回头一看，就看出变化来了：2003年和1993年相比，变化多大呀！1993年同1983年相比，又是大变化。所以，成长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我们承认当前中国贫富有差别，地区收入有差别，我们正在设法解决。但不应当夸大，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当前的问题，客观反映情况，这样才叫对社会负责。
■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和关心，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帮助弱势群体改变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处境呢？
厉以宁：低收入者大体分三类：一类是下岗职工，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对农民工，要给他们平等的待遇，保障他们的利益；而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则要保障其土地承包权，按法律办事，严格管理耕地，帮助他们找到致富脱贫的门路。对下岗职工，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这就需要对他们在教育和能力培训方面下大工夫，真正体现对低收入者的关心。事实上，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和关心，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去年10月我开始担任贵州毕节实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记者：听说您最近去了一趟贵州，是去做什么？
厉以宁：今年3月，我去贵州毕节实验区考察，这是个贫困地区，去年10月我开始担任贵州毕节实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帮助当地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名义，帮助当地培训干部。第一批干部最近就到北京，5月中旬正式开课。以后有机会还要经常到毕节去，届时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与我同行。
■文/闵捷
■摄影/王希宝
■厉以宁小传■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因其较早提出并一直坚持将股份制作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被称为“厉股份”。
193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的厉以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他的这一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资本主义的起源》等。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4.5.20 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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