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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西湖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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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06
张光武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是指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成员周谷城，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遗传学家、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名誉主委、现年95高龄的谈家桢，已故《新民晚报》社社长、著名杂文家、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赵超构。这段毛泽东和他的"西湖三友"的佳话，缘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
西湖边上的一个冬夜
1958年1月6日，上海。
时近傍晚，华灯初上。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所在，大门前已是行人渐少车马稀了。
先后不一地，有三位学者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去。他们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和《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林放）。
一个相同的、直接来自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把他们请到了统战部。
匆匆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那里会齐了。简短的寒喧，莫名的心态，他们唯有面面相觑。其时，1957年夏日开始的那场波及全中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过去。他们都是万幸被"保护过关"的人物。
而后，他们被告知将去杭州，并被安排上了车，直驱机场。当他们登上飞机时，紧张的心情渐趋放松，他们所乘坐的，竟是毛泽东主席的专机！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也许，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召见他们。专机平稳地穿行在云海里，他们已无心观赏座舱外的景致，原本放松的心情复又变得激动起来。
下得飞机，一辆轿车又把他们直送刘庄。杭州刘庄，毛泽东的下榻地。
车抵刘庄，已过晚上10点，毛泽东竟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领袖的破格举动，令三位新知旧识大为感动。
"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毛泽东轻轻地为客人们卸去了拘谨和不安。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进入室内，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凡人之所不及，进而引发了三位学者的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1958年1月6日冬夜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毛泽东约见三位党外朋友的那一幕，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之喻为"坐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并与昔之汉文帝夜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相比照，更显现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风范。
又有人将谈、周、赵三人称为毛泽东的"西湖三友"。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中：
谈家桢，著名遗传学家。1909年9月15日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谈家桢三十年代起为创设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他关于异色瓢虫色斑的基因镶嵌遗传和果蝇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遗传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成归国后，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五十年代起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周谷城，著名历史学家（1898－1996）。湖南益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1921年后，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27年后，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译书。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在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领域中均有建树。
赵超构，著名新闻工作者（1910－1992），笔名林放。浙江文成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1934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朝报》编辑，重庆《新民报》主笔，并为报刊写小言论和杂文。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写下长篇报告文学《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一书系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斯诺也因写成此书而声名大振）。1946年任上海《新民报》总主笔。1949年后继续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较早地提倡社会新闻。主持《新民晚报》时，在该报撰写《未晚谈》、《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杂文，笔力雄健，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
从湖南长沙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毛泽东一生，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章士钊、郭沫若、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外，周谷城也是一位。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友谊，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两人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同事时起，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跟毛泽东保持这么长时间友谊的，恐怕鲜有其人了。历史学家的周谷城，自己也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第一师范到农民协会
坐观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从章太炎开始，做学问的人，往往跟革命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因缘。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广，内容太丰富，且留给留给历史学者们慢々地去想，静静地去做，本文不待细说。早年的周谷城，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他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同事时，同是神系华夏，忧心国事，彼此间心有灵墀一点通，相知相交颇深。
其时，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谈古论今，作竟夜长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三卷，就笑着问周谷城："看这个，你不怕惹乱子吗？"周也笑而不语。自此，彼此益发引为知己。
以后，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周谷城在长沙担任了省农民协会的顾问和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师，还做过船山学社的教师。
1927年前后，周谷城深入实际，写出了一些反映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好文章，其中，有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就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写成并在报上发表。之后，周谷城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写了一篇讲稿，在武汉时，他把这篇讲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此文颇加赞许，认为这篇文章花了功夫，最好在报上发表，这就是1927年春，用连载形式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文章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了一个星期，读者反应甚好。邓演达读了周谷城的文章后，大为欣赏，当时，他正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去做地下工作，即力邀周谷城去任秘书，并一再对周谷城说："农民运动有研究，能去最好。"后因周谷城正罹痔疾，未能成行，痊愈后去了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
周谷城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除了1927年至1930年在上海是"译书卖文过日子"外，全部时间都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书，并投身于中共领导的进步师生反帝爱国斗争。
北方来鸿
有一件事，令周谷城终身难忘--
抗战前夕，周谷城在上海教书，住在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一天，他教课回家，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他心情不免忐忑紧张，又有点莫名的兴奋。他急急地关上房门，打开报纸一看，"啊——"他惊呆了。
里面竟是，用复写纸写的，毛泽东寄给他的信！
一别十余年，毛泽东没有忘记他，远在陕北瓦窑堡的毛泽东还一直记着他这个湖南故旧！
这是一封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一致抗日、建立联合阵线的信函。信中提到了李烈钧，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时高举反袁旗帜的江南都督；还提到了大革命时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和方克刚、舒新城、李达、顾颉刚以及周予同等。
看完毛泽东的来信，周谷城找到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李达一起商量了如何发动知识分子，以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
毛泽东的这次来信，坚定了周谷城跟共产党走爱国进步道路的信念。
"一十八年了！"
1945年，抗战胜利。
为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准备举行一次茶话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正在重庆的周谷城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希望通过这次茶话会跟毛泽东见々面，叙々旧。他找到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秘书长张西曼教授。
"可以啊，你早点来，在会场外迎接着就行了。"
张西曼十分支持。进步教授张西曼当时与代表中共方面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吴玉章等过从甚密。
茶话会开始前，周谷城早早地到了，他站在会场外等待着，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
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穿蓝布短装，头戴白色邮帽，手执卫生小棍，向着会场大门走来了。周谷城心头一热，急急地迎上前去，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先开口了，他大声地问：
"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是的。"周谷城觉得声带很紧，他实在太激动。
毛泽东缓々地举起手来，在空中作了一个手势，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一十八年了！"
毛泽东的记性很好。从1927年他俩在武汉挥手作别,到这次重庆会面，正正好好，一十八年。
说这话时，毛泽东动了感情，他的眼眶里分明噙着泪珠，周谷城呢，自然也流了眼泪。
"润之先生，你过去胃出血的毛病可大好了吗？"周谷城还记挂着毛泽东的身体。
毛泽东爽朗一笑，他又恢复了领袖人物特有的幽默风度。
"我这个人啊，生来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周围的人都笑了。
这次见面后，毛泽东又通过徐冰把周谷城约到张治中家里会面，同去的还有叶以群、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及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等。
迎接解放
1946年，周谷城由重庆回到上海，并在上海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1946年6、7月间，张志让教授在重庆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回上海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就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大教联"，并成为这一组织的中坚份子。当时的上海"大教联"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反美反蒋、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周谷城也经常被推荐前去为中小教师及大学生作反帝爱国斗争的报告。之后，他不断受到警告，威胁他不得向学生作报告，等等。他哈哈一笑，把收到的警告信随手捏作一团，扔了，照常参加座谈会，照常在报上发表反帝爱国的言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昆山路的一幢房子里，中共地下组织正式指定深得学生爱戴的陈望道、潘震亚和周谷城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
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数日后，陈毅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与会者数百人。在吴有训和陈望道相继发言后，会议主席周谷城发言。上海刚解放，人心振奋，周谷城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被解放"的意义，陈毅在一边插话说："不是被解放，而是会师。"与会者听了，更为鼓舞。
不久，陈毅就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正式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教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周谷城为常务委员兼教务长。
中南海聆教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谷城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他被安排在由郭沫若担任召集人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组内共12人，为郭沫若、李达、董鲁安、王稼祥、张奚若、丁燮林、吴有训、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和周谷城。这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周谷城自然没有想到，从这次会议以后，他会经常去北京，并成为中南海的常客。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这位湖南故旧。有时，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会想起周谷城，并把周请进中南海，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促膝长谈。谈久了，到了吃饭的时间，就把周谷城留下一起吃饭。毛泽东喜欢游泳，有时，他会邀周谷城一同下池。有一回，毛泽东和周谷城游兴甚浓，踏波击水，直至天黑，上得池来，就在露天游泳池旁的布制凉棚下共进晚餐。以周谷城而言，这实在是终身难忘的优遇了。周谷城在中南海作客时，很少见到江青。只有一次，毛泽东留饭，江青参加了，从头至尾，只在饭桌旁对周谷城说了一声"请坐"，便再没有说过第二句话。周颇感纳闷，也不便多问。又有一次，中共上海市委接到毛泽东的长途电话，要他们用飞机把周谷城送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和周谷城畅谈逻辑问题，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毛泽东又把周谷城和陆定一等人留下来吃了晚饭。
其实，毛泽东的性格，也并非全是急风暴雨的一面。有一件事，令周谷城感动不已。周谷城回忆说："大概是1958年的某一天，主席竟以请客的方式约我到中南海——"
那一天，上午9时，周谷城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劈面就问他，在北京的学术界，他跟那些人谈得来？周谷城老老实实地扳了扳手指，回答说，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王名方、胡绳等。毛泽东听了，马上让工作人员把那些人请来吃饭。席间，毛泽东兴致勃々地对大家说："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时才散。
"没有人怪你！"
1958年，毛泽东去上海，打电话约周谷城去他的住处。正谈话间，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进来，其时，周谷城并不认识他，见他向自己打招呼，就站起来跟他握手。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站起来了，也站起来，笑着对许建国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周谷城先生，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建国连声说："是，是。"
周谷城被触动了心事，忽然变得羞愧，他嗫嚅着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众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周谷城说，"那时我怕死，往上海溜，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
"没有跟主席上井岗山，同主席有天渊之别。"谈起这段往事，周谷城本人是一直引以为憾的。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他连连摇手，大声制止说："没有人怪你！"
毛泽东说过，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他还曾建议党内同志多交点党外朋友，他说："我这个人就有不少右派朋友。"
对党外朋友，毛泽东一直抱着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直至"文化革命"。
周谷城说，过去他和毛泽东谈天，经常说到两句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礼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勿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勿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一个人如果老是紧张下去，那当然吃不消；但也不能过于松弛，如果一天到晚什么事情都不做，做懒汉到底，那便完全没有生气。
毛泽东说，他也是讲一张一弛的。毛泽东跟周谷城的聚会，应该是日理万机之余的一种惬意的松弛。
《五一节晋见毛泽东》的前前后后
1961年，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在锦江饭店约见了陈望道、金仲华、周谷城、沈体兰、沈克非和周信芳等人。宾主围坐在一张小圆桌前，海阔天空，话题不拘，娓娓谈来，极尽兴致。
是夜，一阵电话铃声，把已经拥被入睡的周谷城从床上唤起。打来电话的是解放日报的一位记者。
"写一首诗，或者，一首词，如何？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表示对主席的欢迎。"
"不行，实在写不出。"周谷城推托着。
"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记者会磨。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记者无意挂电话，还是坚持。
推来推去，周谷城却不过。披衣起床，打起精神，写了一首，倒还满意。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深身体会，情从中来。也只有周谷城能写的了。
题目是，《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显得很高兴，又给周谷城去了电话，约他再去。
5月3日，下午3时，周谷城准时到了毛泽东的下榻处。
周谷城脚刚跨进客厅，正在看报的毛泽东站起身来，迎头就说：
"词一首，我看到了。怕是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笑了，连忙分辩：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毛泽东还是不信：
"总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连连摆手：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他重复着那晚对记者说过的话。
毛泽东莞尔一笑，风趣地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周谷城也让逗笑了。
周谷城告诉毛泽东：
"平时，我偶而也写上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毛泽东总是突发奇言，令人发噱，却又耐人寻味。
"附庸风雅者，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而不发，过得去吗？"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又据，离、牢同声。"周谷城也开始"淘浆糊"。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毛泽东很快活，跟老朋友在一起说笑，他显得松弛，更见潇洒。
"离骚或许就是牢骚。而牢骚呢，或许就是罗嗦。牢、罗同声，骚、嗦同声。念罗嗦，或许就是发牢骚。"周谷城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像是回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跟坐在对面的这位老朋友，无拘无束，尽情尽兴。毛泽东呢，也同样的开心，同样的放松，露出人们在新闻片和画报上熟见的伟人畅怀的笑。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々注意才是。"周谷城对此显得深有体会。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道？"毛泽东连连点头。
"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当智慧超过需要时，便有风趣；当智慧赶不上需要时，就不仅不风趣，而且要丢丑了。"充分放松的周谷城在领袖面前自然地展示着他那固有的睿智。
灯上夜阑，主客谈兴未尽。周谷城提到了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
"邓演达，你是应该认识的——"毛泽东显得很有兴趣，要把谈话进行下去。
"是的，我认识。"
"邓演达先生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毛泽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他一定是想到了过去，想到了往事。
当晚，毛泽东与周谷城熟不拘礼地共进了晚餐。就像当年在长沙，在"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那些日子里。
周谷城离去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上了汽车。像真正的老朋友那样。
"老朋友啦，谈先生！"
双龙抢珠
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对毛泽东进行汇报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谈家桢。
"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前苏联老大哥李森科说"不"的遗传学家，这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谈家桢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竟因他而引出了一起"双龙抢珠"的插曲。
原来，在这次会议前，童第周就跟谈家桢谈起，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扩大改建成一个趋于完善的遗传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已考虑请谈家桢来担任，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则执意不肯放走谈家桢。
于是，在宣传会议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出，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主持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工作。郭沫若的理由自是铠然动人，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大学理应要输送优秀人才。他回溯半年前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十分动情地谈到，时不我待，遗传学在中国应当加快发展，而成立遗传研究所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谈家桢是理想中人选，应该顾全大局。郭老是博古通今的大文豪，思敏言健，自不待言，一路说来，面面俱到，点水不漏。
不料，素以作风务实、坚持原则著称的杨秀峰，更是针锋相对称，据理力争。
这次会上，杨秀峰提出不放人的理由也是振々有词，满座为之色动。杨秀峰认为，国家培养一个优秀大学生已是极不容易，更别说大学里的名教授！没有名教授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来，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多年来，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出去了，长年下去，高校发展就成问题！光说不够，杨秀锋干脆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取出来当众宣读，历数建国以来科学院从高校挖去了多少人才，谓"让事实说话"。
郭沫若听不下去，忙忙站起身来，朗声说道，科学院要办就要人，高校就要支援。理属天经地义。没有人才如何办好科学院？要不，科学院就归高教部领导吧！
一时间，二老各执一词，旗鼓相当。有趣的是，这二老的听力均属不佳，俗谓"耳聋"。耳聋之人，总怕别人听不清自己说话，愈是如此，愈是益发提高嗓门，再加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尤其是在激动状态之中，那辩论之声更现抑扬顿挫，动情之至、效果自进入极佳境界。于是，满堂之中，虽屏息静听，却无不睹其状而发噱，无不闻其言而动容，无不为二老为国家进步、科学教育事业之发展急争人才之精神而感喟不已。时人有感于此，将之戏称为"双龙（聋）抢珠"。
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就在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谈家桢等人。是晚，当谈家桢等人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々握手交谈。这时，谈家桢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微笑着，同他紧紧握手。这时，站在一边的陆定一连忙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更加兴奋起来，用力地、不住摇撼着谈家桢的手，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对谈家桢说：
"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毛泽东显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了。
对于谈家桢来说，毛泽东这简短的一句话语，已令他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毛泽东请客人们坐下，谈话开始了。他询问着各方面的情况，倾听着大家的意见。接着，他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起谈家桢，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多有些什么意见？
从青岛会议，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的心里亮堂了不少，思想也解放了不少，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更令生来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顾虑全消，于是，他侃々陈述着，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他兴奋地介绍着，在那次会议以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十分高兴。显然，毛泽东十分重视谈家桢的介绍，十分中意谈家桢的性格和为人，而后，毛泽东讲话了：
"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沉思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
"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毛泽东这一席话，使谈家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
当晚，陪同接见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杨秀峰立刻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望望老朋友郭沫若，又望望老部下杨秀峰，忍俊不禁地笑了，他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还是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用一条"三八线"，给这场"二龙（抢）珠"的佳话划上了终止线。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毛泽东的幽默诙谐，也给科学家谈家桢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
谈家桢的三条"辫子"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谈家桢毫无顾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
亲身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加之在大会期间受到毛泽东在接见时的一番勉励。谈家桢是信心十足，也勇气十足的。于是，这个向以正直闻名的科学家在思想上顾虑全消，直言不韪地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谈家桢认为，把包含文、理、法、工、农、医等科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成了各自独立的院校，显见对培养学生不利，对工、农、医学发展不利。他指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课师资有着很强的优势，拆散以后的院校，基础课相对薄弱许多。
二是关于学习苏联问题。谈家桢认为，由于全盘学习前苏联，致使中国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前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反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三是关于科学院机构建设问题。谈家桢认为，从欧美各国国家科学院情况来看，国家科学院通常只起到全国性科研工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但在中国，科学院机构庞大，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规定研究院搞研究，大学管教书，这不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他提出，大学要办研究所，让科研和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和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放到今天来看，谈家桢提出上述三个问题，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乃出自肺腑之言。这三个问题，这三条意见，其实条条紧扣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后接见谈家桢等人时的讲话精神。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还是粗中有细的。
然而，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学习前苏联"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尽管，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在开始检查这方面存在的弊利，并对"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界造成的影响予以关注和重视。但中国的问题通常总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于是，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成了他的三根"辫子"。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那个主要负责人，已经把谈家桢划定为"内定右派"。负责上海教育卫生工作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也接二连三地找谈家桢"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恰在此时，1957年夏，毛泽东本人已决定开展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
同一天，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电发各地。
于是，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
两个月后，1957年8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人代会的一次讲话中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投入斗争人数已达数十万，右派分子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来......"
在这"一批一批"中，包括了与谈家桢一起去怀仁堂参加会议的上海文艺界三名代表：石挥、吴永刚和吴茵，另一名赵丹除外。
谈家桢忧心忡忡，度日如年。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罩在自己头顶上的那块乌云。
三条意见成了他的三条"辫子"。
毛泽东剪掉了"辫子"
1957年7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一百天前，他也来过一次上海，那一次，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是来上海点火的。"而这一次，他是来号召上海人民"反右派"的。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上海一批"右派分子"的名。
就在那段时间。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让他到南京西路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去开会。毛泽东在那里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那天，毛泽东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谈家桢，亲切地跟他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
而后，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风趣口吻，向着谈家桢，也向着身边的陪同人员，似乎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这正是为中国领袖的毛泽东，一举手，一投足，轻描淡写间的一句话语，却是一言千钧，救出了一个谈家桢！
时隔近半个世纪，谈家桢每々忆起毛泽东和他的那次会议，忆起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一段话，仍是字々在耳，道来如数家珍。他说，当时的他，听了毛泽东说的那一段话，立时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事实也正如此，正是因了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一段话，因了毛泽东当时那样的表情，因三根"辫子"而招来的"内定右派问题"便随之烟消云散，解了谈家桢的"灭顶之厄"。
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时，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这次见面，距1957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约见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三位朋友，已过去了一年又九个月。
毛泽东是在上海锦江饭店毛泽东的下榻地接见谈家桢的。
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以及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和杨西光等。
一见面，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
"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爽快地答道。他又补充说：
"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对着谈家桢说：
"我支持你！"
这时，负责上海科教工作的杨西光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大搞特搞起来。"
接着，杨西光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发展的计划，告诉毛泽东，准备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立遗传学研究所。
毛泽东听了，愈发高兴起来，连々点头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又一次地，当着谈家桢的面，也当着上海党政负责人的面，公开表了态——
他支持谈家桢，支持谈家桢搞遗传学研究。
历史地看，四十多年前，因遗传学而引发的那场大是非，几至令中国刚刚起步的这一学科夭折于襁褓之中。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出面表态和公正支持，才使其时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渐而蔚成四十年后中国生命科学的辉煌大观局面；正是有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扶持和引领，才有今日中国生命科学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史册上！
从那篇中国的《西行漫记》开始的故事
与周谷城相比，赵超构与毛泽东的相识时间显得晚些，从年龄上看，他也比毛泽东小上了将近二十岁。
如同赵超构给世人的印象是从文字开始，又因文字而展开，他和毛泽东从相识到相知，也是由文字而结下的缘份——
中国的《西行漫记》
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赵超构曾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被称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的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赵超构还有一点跟斯诺是相像的，他也是一位记者，一位大名鼎々的记者。他就是五十年代起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众所周知的杂文大家林放。"林放"是赵超构的笔名。
不过，写《西行漫记》时的赵超构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记者，其时，他正任重庆《新民报》的主笔。
1944年5月,有一个中外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赵超构就以《新民报》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记者团。
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但延安军民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他们，这是令赵超构十分感动的。
到达延安后的一天早上，毛泽东给记者团的每一位记者发去了请柬，内容是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跟大家见面。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下午四时，大家如约而去。
到达见面会々场没有多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走进来了。自那以后，赵超构的双眼就几乎没有离开毛泽东。那一天，毛泽东从传说里走进了现实中，对于赵超构来说，实在是印象至深。
在他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位"身材颀长，并不奇伟"的男子。穿着也简单甚而不加修饰，"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是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然而，毛泽东的感人魅力，毛泽东的真正精神风采所在，赵超构是抓住了。"谈话时，依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于是，赵超构心悦诚服地写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他进而又写道："听取谈话时，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黑的头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那一天，毛泽东谈了很多，内容广及国际国内，博大而精采。赵超构十分兴奋，手不停笔，作了详细的记录。
当晚，毛泽东设便餐招待了记者们。餐毕，还安排了一个节目，请大家观看平剧（即今京剧）。内容有《打渔杀家》等毛泽东喜爱的折子戏。
十分幸运的，赵超构的座位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右侧，这使他有机会进一步仔细地端详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的风采。
许是因为用餐时喝了几杯酒，许是因为当晚的演出内容很对他的胃口，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他不时地向周围的人敬烟让茶，随意地交谈，当节目看到精采处时，这位领袖还不时地放声大笑起来。这情绪自然也感染了一同观剧的记者们，谈话便愈发变得无拘束起来。
好多年以后，赵超构还清楚地记得，那晚，毛泽东跟他谈起了张恨水。张恨水是三、四十年代享誉海内的通俗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等，当时有鸳鸯蝴蝶派小说鼻祖之称，其实，他的包括《啼笑姻缘》等在内的许多作品对旧社会的黑暗多有暴露和鞭挞。其时，赵超构和张恨水是《新民报》的同事，两人过从甚密。赵超构万々没有想到，毛泽东对张恨水的许多作品都很熟悉。他还记得，当谈及张恨水的新作《水浒新传》时，毛泽东赞誉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赵超构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提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先在《新民报》上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延安一月》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客观公正地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用事实驳斥了反动派对中共和边区的种种造谣污蔑，为魑魅魍魉横行的黑暗世界打开了一扇透露光明的窗户，使许多大后方的同胞呼吸到迫切需要的新鲜空气，看到了另一个充满阳光、弥漫活力的天地。毛泽东和周恩来读了这本书后，称赞它是"中国的《西行漫记》"。
"你善于用曲笔"
赵超构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5年8月，众所周知的"重庆谈判"之时。其时，毛泽东甫从延安飞抵重庆，紧锣密鼓，针锋相对，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展开斗争；同时，还要约见各界民主人士，日程安派十分紧凑。令赵超构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在百忙中居然挤出时间，把他请到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叙谈。
那是一个夏末秋初的上午，三十五岁的赵超构与这位比自己年龄大出许多的中共领袖作了一次倾心交谈。
赵超构先说：
"你这次来重庆，许多人都替你的安全担心。"
他表示了真切的关心。
毛泽东习惯地朗声一笑：
"蒋介石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他的。不过，我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是有备而来的。"
一席开场白，令赵超构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那种"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超人魅力，原先的顾虑顿时消除不少。
毛泽东用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为年轻的记者朋友娓々地讲述着当前的全国形势，讲述着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毛泽东深入浅出地向赵超构分析说，如果没有美国人为蒋介石运送军队和枪炮，有许多"沦陷区"本该是由人民收复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赵超构听了连连点头。
毛泽东又谈到，"看到你写的《延安一月》了。你善于用曲笔，我看你是个自由主义者。"
听了毛泽东真诚的话语，赵超构不由脸红了起来。
毛泽东显然十分关心重庆方面的情况，向赵超构提起了这个话题。
赵超构说：
"我跟重庆上层的人物接触很少，但与中下层的公教人员来往还比较多。"
他据实以告。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很仔细地向赵超构询问了这些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并表示希望了解他们对当前的国事，对蒋介石政权，对国、共谈判的看法，赵超构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为具言之。
赵超构谈完后，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而后，深々地吸了口烟，缓々地说：
"死跟着蒋介石的人毕竟还只是少数，有的人对现状不满，但对美、蒋还是抱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赵超构赞同地点了点头。
谈至掌灯时分，周恩来急々地走了进来，毛泽东便邀赵超构共进晚餐。餐后，毛泽东起身跟赵超构作别，在周恩来陪同下，坐车进城去了。
几天以后，在孙科为毛泽东举行的茶话会上，赵超构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要‘软中有硬’"
赵超构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已是建国以后。
那是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离开两人上一次聚会，已经过去整整十二年了。
其时，赵超构正担任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和金仲华、徐铸城等作为上海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讲话，即有名的《在中国共产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在同年3月18日给儿子傅聪的家信中曾谈及自己聆听毛泽东这次讲话后的感受："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毛泽东）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情.....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贯通了的人。"
3月1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接见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座谈，赵超构也参加了。会上，有人谈及赵超构对当时办报方针的设想，原来，建国以后，在如何使新民晚报适应读者需要，如何挖掘晚报特性的摸索中，赵超构曾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和"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以求使晚报寻得适合群众的口味和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听到这里，毛泽东说话了：
"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
又说：
"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毛泽东对赵超构的办报方针，既有肯定，也有不赞同的地方。
此前两天，3月8日，在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刚々谈到了鲁迅，毛泽东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是推崇鲁迅的杂文的，主要就在于鲁迅杂文的"硬"，以及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就在50年代后期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曾经谈到，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应照毛泽东青年时期写的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确实具有与鲁迅杂文相似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1957年夏，反右斗争在全国拉开序幕。这一年6月，赵超构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同一天，由毛泽东亲笔写下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6月10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新的文件，题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文汇报的总编辑正是赵超构的好友徐铸城，他们同是民盟成员，徐是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他是副部长；3月份，他们刚刚一起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6月30日上午，赵超构突然接到邀请，毛泽东约他到中南海去谈谈。正处在紧张惶惑之中的赵超构，走进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时，一颗心还是七上八下的。
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上接见了赵超构，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
毛泽东一见赵超构，立刻亲切地跟他打招呼，神情一如既往。这实在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暗示，赵超构顿时领会了：毛泽东愿意对他的言论既往不咎！想到自己过去确有几篇文章写得言论过激，赵超构一时有点难以自容的味道，刚说了一句"向主席请罪——"立时语不成声起来。
毛泽东宽宥地挥挥手，继续和颜悦色地慰解着他。
就象当年在延安时那样，毛泽东如同跟老朋友交谈，耐心地讲述着，譬解着，告诉赵超构，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又从《文汇报》的方向一直谈到了"章罗联盟"。
此时的赵超构，觉得毛泽东字字句句都是语重心长。他只是不住地点头。
"我最好还是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想了半天，他迸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不，"毛泽东对着他，也是对着刘述周，十分肯定地说道："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听了这话，赵超构愈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含笑望着他，用惯常的风趣口吻问：
"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此刻的赵超构，觉得自己有一千个不是。
毛泽东轻轻摇摇头：
"只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看到赵超构的窘状，毛泽东宽厚地笑着，谈论起赵超构的文章来。毛泽东分析说，赵超构写过不少好文章，但有些文章也有错误之处；希望他改掉错误，继续工作，努力改造。
停了半晌，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象是在对赵超构说，也象是在对自己说。
这一天，毛泽东又把赵超构留下共进午餐，菜肴十分简单，其中有一道湖南特色辣子菜。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不辣不革命。"
从中南海游泳池出来，赵超构似乎弄明白了，又似乎还弄不明白，他只是恍惚地感到，眼下，自己是被解脱了。
在毛泽东的亲自保护下，赵超构安然度过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
毛泽东6月3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对赵超构的谈话，就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基本内容，这篇社论也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从这篇社论始，反右斗争全面展开。
"宋高宗的哥哥"
这一年里，赵超构三次见到了毛泽东。
赵超构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已是1957年的金秋。
9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邀请赵超构去和他会面。
同时被毛泽东邀见的还有舒新城和束世徵。
毛泽东一看见赵超构走过来，就十分风趣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包括赵超构在内，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而后，毛泽东对赵超构说：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两篇检查。"
又问：
"你当时检查的心情怎样？"
赵超构如实回答说：
"感到很紧张，有整两个星期睡不着觉。"
毛泽东专注地盯着赵超构看，而后笑了起来：
"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毛泽冬环视了一下四周的人，不紧不慢地说：
"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的人觉得自我批评很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犯了错误，吸取教训，改过来就好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的一段话，是毛泽东进行了精心修改的：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污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赵超构，毛泽东显然是把他当作了一个安定和争取、团结的典型。
《新民晚报》办得好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又一次接见赵超构。毛泽东对赵超构说：
"《新民晚报》办得好。发行多少？"
赵超构回答说：
"三十万份。"
毛泽东高兴起来，不住地称赞：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特色，别具一格，读者喜欢看。"
毛泽东一直注意和关心着赵超构和《新民晚报》。
"这也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还是回到1958年1月6日的那个冬夜。
是夜，皓月当空，夜景如画。主人毛泽东意趣盎然，谈兴甚浓。据赵超构后来回忆："在我看来，主席对生物、遗传问题以及逻辑问题等，都相当在行。"但见他谈笑自若，旁征博引，气度恢宏，妙趣横生，令客人们不时发出轻松的笑声。
那一晚，毛泽东谈到了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他说：
"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你们一定都读过吧？"
随后，他风趣地说：
"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先笑了起来，他说：
"登徒子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
大家也都笑了。
毛泽东又说，宋玉却说登徒子"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毛泽东反复地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呆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他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己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又说："譬如我，我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坐在身边的三位朋友，接着又说：
"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参观参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够对比出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
毛泽东问赵超构：
"你是哪里人？"
"温州。"
"好，就到那里去。"
后来，也就是那一年的五、六月间，赵超构去了温州，在温州附近各县参观了两个月，回到上海后，在《新民晚报》一连载形式发表了《吾自故乡来》，对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进行了由衷的歌颂。
毛泽东见大家还未脱拘谨，就笑着问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毛泽东之于周谷城，已是熟不拘礼。
周谷城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点局促紧张，"是姓关吗？"
毛泽东笑了，指定周谷城说：
"你错了。"
于是，他一五一十，有鼻子有眼地，把关公为逃脱官府缉拿，逃经一城，守将问其姓名，关公情急生智，指"关"为姓的传说如数家珍般地细々道来。
大家听得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开心地笑了。
毛泽东又问谈家桢：
"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毛泽东讲话时，总习惯把身子凑近对方，给人一种亲近感。
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的关切的询问下，谈家桢感动了，郁积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汨汨地涌了出来。是的，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复旦大学又可以开设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这门课了，但在许多人眼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仍然是一种不能给予信任的学说，唯有米丘林学说才是"正宗"。而让谈家桢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礼遇"性的照顾，他很想说——
"多亏您的关心，才......"
可他毕竟没有说出口。
"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他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时间不知不觉得过去，谈话已经进行到深夜12点了。主人的谈兴更浓，客人们也谈得尽兴。为了迎候客人，好客的主人当晚刚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于是，这一夜，特地多准备了几个菜，斟上了几杯酒，主人陪着客人，大家边吃边谈，分明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用完饭后，又继续谈下去，一直到凌晨三点，谁也没有一点困意。最后，还是毛泽东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开口说道：
"已经三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庭园出来，有一段将近四百米的曲径小道，毛泽东执意地，一定要亲自把客人们送到门口。
此时，正是满湖月色，毛泽东咪々地笑着，用手指指月亮，不乏诗意地说：
"今晚的聚会，也可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正说着，已走到了门口，就拱手请客人们上车。
大家说："主席请转！"
毛泽东说："你们先上车。"
三位客人都说："主席不转去，我们怎好上车？"
"你们不上车，我就不转去。"毛泽东显得固执。
客人们无奈，只得先坐上车，与毛泽东告别。
第二天一早，8点左右，大家还未起床，忽听得毛泽东的声音在窗外响了起来：
"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华同志要请你们吃饭。"
中午，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杭州饭店设宴，招待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学者朋友。出席作陪的还有盛华和浙江省的几位领导。
席间，毛泽东依旧兴致勃勃，侃侃而谈，还不时地向坐在他身边的谈家桢询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并将之引伸为整个饭桌的话题。
江华举杯祝酒之后不久，赵超构显得心事重々地站起身来，举着酒杯说：
"我今天借花献佛，用主人的酒祝大家健康！"
原来，赵超构在57年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曾对浙江省领导作过不利的报道，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向主人表示一点歉意。"不许可！不许可！"毛泽东看出了赵超构的用意。他对自己的客人可谓知之甚深。
"我不赞成这样。"毛泽东继续制止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酣谈中，一位工作人员走近毛泽东的身边说："主席，去南宁的时间已到。"
毛泽东站起身来，对三位客人说："你们是否跟我一起去南宁啊？"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在那次由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科技革命上去。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又讲述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的内容，那次讲话也是从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
至于那次被毛泽东称为"西湖佳话"的聚会，则在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自己呢，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他显然也十分珍惜与这三位党外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段历史，无疑将成为后人研究毛泽东的不可多得的佐证。
谈家桢和赵超构都是民盟成员，周谷城是民盟成员，也是农工民主党成员。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他们都得以平稳过关。
曲终人去情未了
文革浩劫临头，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也包括周谷城。
周谷城自然没有想到，在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大风暴到来的前一年，他和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会晤，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1965年，上海西郊。一幢典雅的西式别墅，这是后来为人们津々乐道的毛泽东到上海后的又一个下榻地。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
那次，毛泽东一见到周谷城，就笑逐颜开地欢迎说：
"又碰到了。"
正在酝酿着那场巨大政治风暴的毛泽东还一直记挂着老朋友。
酒逢知己，千杯恨少。周谷城记忆犹新，那次天马行空、无所拘羁的谈话广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充分显示了两位功力深厚的学者宽阔的知识面和过人的精湛见解。
毛泽东想到了远在台湾的那位"五四"学者。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他显得不无遗憾。
"他写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便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补充说。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毛泽东首先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的一些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的。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时，又在杨怀中先生的介绍下，专程访问过胡适、蔡元培、陶孟和等人。
毛泽东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每周评论》系陈独秀和胡适在当时所办的一份很有名的杂志。胡适本人也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为《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这篇题为《介绍新出版物》的文章中，还特别推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五四"时期，毛泽东与胡适在向旧势力进攻时是志同道合的。
两年以后，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和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同和支持的。
在暴风骤雨到来的前夕，毛泽东仍忆起了海峡另一边的故人，其情其心也确实耐人寻味。
心事浩茫连广宇。那一天，毛泽东和周谷城谈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伟人遇上一吐为快的对象，愈发谈锋纵横，才思横溢。
话题转到了旧体诗，转到了李商隐，两位朋友对那位才情骄世的唐代诗人都怀有同样的好感，同样的尊重。"老夫聊发少年狂"，周谷城用湖南腔兴奋地吟道：
海外徒闻悲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间虎旅鸣宵柝，
无复鸣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吟至此处，周谷城顿住了，他反来复去地将第五、六句吟了几遍，最后两句，他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他显得有些尴尬。毛泽东大度地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替老友续上了后两句：
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朗声吟着，周谷城跟着哼，一时心情舒畅，超乎寻常。
安史之乱，唐明皇亡命西南，痛失爱妃，这是上面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的意境所在。为平民学者的周谷城不知高低地信口吟来；为领袖学者的毛泽东随口接诵，心无芥蒂，两人之间的相交相知，可见一斑。
孰能知之，这竟是相交半个多世纪的两位老朋友最后一次欢聚。
一年以后，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革命"，把他本人也绑上了一台似乎永远无法使之停转的堂·吉可德的风车。
又过了两年，1968年。周谷城在牛棚里听到了毛泽东熟悉的声音，那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录音。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点名要解放八个教授，他们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周谷城、谈家桢、苏步青和刘大杰。
毛泽东说：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老朋友。
与此同时，另一位老朋友谈家桢也听到了来自北京的毛泽东的声音。
那时的谈家桢，是作为"给出路"的对象，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罗店监督劳动。
那天，谈家桢去农田里锄草。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旁，俯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谈家桢激动万状。这是他等了多少天的一句话。他完全明白，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大的份量，意味着他从此将获得自由！
此时的谈家桢，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他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谈家桢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他那惯常的口吻，似是不经意地，却又是字々落地有声地说了那样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遗憾的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要解放的八位教授中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却未能被抢救下来。由于造反派采取了一贯的阳奉阴违的做法，把毛泽东本人的这个决定作为"内部控制"，不予传达，以至翦伯赞在被告知可以回家的第二日晚上，即与夫人双双自尽，饮恨黄泉！中央为此事追查下来，造反派才将决定对外宣布。
得知自己确实获得解放的消息，谈家桢自是又一番激动，以至失声痛哭。
这一次，又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把周谷城、谈家桢等人从"给出路"的对象划入了可以"接受再教育"行列。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赵超构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七十年代中，参加《辞海》修订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民晚报》复刊，赵超构重新出来主持《新民晚报》工作，并担任新民晚报社々长。
八十年代起，周谷城先后出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谈家桢先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赵超构先后出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和全国记协副主席。
1978年，赵超构重访延安，写下《重访延安·七律》，从中可以看出，他和谈家桢、周谷城一样，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感恩之情。诗云：
枣园灯火明天下，延水波流润万邦。
苦斗当年曾共睹，欢歌今日又观光。
惊看广厦春云展，弥觉洞窑日月长。
俯仰塔山增愧汗，鸿恩大德敢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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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西湖三友"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4-09-06
张光武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是指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成员周谷城，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遗传学家、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名誉主委、现年95高龄的谈家桢，已故《新民晚报》社社长、著名杂文家、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赵超构。这段毛泽东和他的"西湖三友"的佳话，缘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
西湖边上的一个冬夜
1958年1月6日，上海。
时近傍晚，华灯初上。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所在，大门前已是行人渐少车马稀了。
先后不一地，有三位学者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去。他们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和《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林放）。
一个相同的、直接来自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把他们请到了统战部。
匆匆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那里会齐了。简短的寒喧，莫名的心态，他们唯有面面相觑。其时，1957年夏日开始的那场波及全中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过去。他们都是万幸被"保护过关"的人物。
而后，他们被告知将去杭州，并被安排上了车，直驱机场。当他们登上飞机时，紧张的心情渐趋放松，他们所乘坐的，竟是毛泽东主席的专机！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也许，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召见他们。专机平稳地穿行在云海里，他们已无心观赏座舱外的景致，原本放松的心情复又变得激动起来。
下得飞机，一辆轿车又把他们直送刘庄。杭州刘庄，毛泽东的下榻地。
车抵刘庄，已过晚上10点，毛泽东竟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领袖的破格举动，令三位新知旧识大为感动。
"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毛泽东轻轻地为客人们卸去了拘谨和不安。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进入室内，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凡人之所不及，进而引发了三位学者的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1958年1月6日冬夜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毛泽东约见三位党外朋友的那一幕，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之喻为"坐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并与昔之汉文帝夜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相比照，更显现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风范。
又有人将谈、周、赵三人称为毛泽东的"西湖三友"。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中：
谈家桢，著名遗传学家。1909年9月15日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谈家桢三十年代起为创设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他关于异色瓢虫色斑的基因镶嵌遗传和果蝇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遗传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成归国后，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五十年代起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周谷城，著名历史学家（1898－1996）。湖南益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1921年后，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27年后，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译书。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在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领域中均有建树。
赵超构，著名新闻工作者（1910－1992），笔名林放。浙江文成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1934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朝报》编辑，重庆《新民报》主笔，并为报刊写小言论和杂文。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写下长篇报告文学《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一书系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斯诺也因写成此书而声名大振）。1946年任上海《新民报》总主笔。1949年后继续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较早地提倡社会新闻。主持《新民晚报》时，在该报撰写《未晚谈》、《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杂文，笔力雄健，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
从湖南长沙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毛泽东一生，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章士钊、郭沫若、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外，周谷城也是一位。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友谊，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两人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同事时起，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跟毛泽东保持这么长时间友谊的，恐怕鲜有其人了。历史学家的周谷城，自己也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第一师范到农民协会
坐观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从章太炎开始，做学问的人，往往跟革命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因缘。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广，内容太丰富，且留给留给历史学者们慢々地去想，静静地去做，本文不待细说。早年的周谷城，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他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同事时，同是神系华夏，忧心国事，彼此间心有灵墀一点通，相知相交颇深。
其时，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谈古论今，作竟夜长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三卷，就笑着问周谷城："看这个，你不怕惹乱子吗？"周也笑而不语。自此，彼此益发引为知己。
以后，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周谷城在长沙担任了省农民协会的顾问和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师，还做过船山学社的教师。
1927年前后，周谷城深入实际，写出了一些反映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好文章，其中，有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就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写成并在报上发表。之后，周谷城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写了一篇讲稿，在武汉时，他把这篇讲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此文颇加赞许，认为这篇文章花了功夫，最好在报上发表，这就是1927年春，用连载形式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文章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了一个星期，读者反应甚好。邓演达读了周谷城的文章后，大为欣赏，当时，他正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去做地下工作，即力邀周谷城去任秘书，并一再对周谷城说："农民运动有研究，能去最好。"后因周谷城正罹痔疾，未能成行，痊愈后去了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
周谷城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除了1927年至1930年在上海是"译书卖文过日子"外，全部时间都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书，并投身于中共领导的进步师生反帝爱国斗争。
北方来鸿
有一件事，令周谷城终身难忘--
抗战前夕，周谷城在上海教书，住在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一天，他教课回家，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他心情不免忐忑紧张，又有点莫名的兴奋。他急急地关上房门，打开报纸一看，"啊——"他惊呆了。
里面竟是，用复写纸写的，毛泽东寄给他的信！
一别十余年，毛泽东没有忘记他，远在陕北瓦窑堡的毛泽东还一直记着他这个湖南故旧！
这是一封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一致抗日、建立联合阵线的信函。信中提到了李烈钧，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时高举反袁旗帜的江南都督；还提到了大革命时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和方克刚、舒新城、李达、顾颉刚以及周予同等。
看完毛泽东的来信，周谷城找到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李达一起商量了如何发动知识分子，以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
毛泽东的这次来信，坚定了周谷城跟共产党走爱国进步道路的信念。
"一十八年了！"
1945年，抗战胜利。
为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准备举行一次茶话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正在重庆的周谷城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希望通过这次茶话会跟毛泽东见々面，叙々旧。他找到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秘书长张西曼教授。
"可以啊，你早点来，在会场外迎接着就行了。"
张西曼十分支持。进步教授张西曼当时与代表中共方面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吴玉章等过从甚密。
茶话会开始前，周谷城早早地到了，他站在会场外等待着，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
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穿蓝布短装，头戴白色邮帽，手执卫生小棍，向着会场大门走来了。周谷城心头一热，急急地迎上前去，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先开口了，他大声地问：
"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是的。"周谷城觉得声带很紧，他实在太激动。
毛泽东缓々地举起手来，在空中作了一个手势，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一十八年了！"
毛泽东的记性很好。从1927年他俩在武汉挥手作别,到这次重庆会面，正正好好，一十八年。
说这话时，毛泽东动了感情，他的眼眶里分明噙着泪珠，周谷城呢，自然也流了眼泪。
"润之先生，你过去胃出血的毛病可大好了吗？"周谷城还记挂着毛泽东的身体。
毛泽东爽朗一笑，他又恢复了领袖人物特有的幽默风度。
"我这个人啊，生来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周围的人都笑了。
这次见面后，毛泽东又通过徐冰把周谷城约到张治中家里会面，同去的还有叶以群、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及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等。
迎接解放
1946年，周谷城由重庆回到上海，并在上海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1946年6、7月间，张志让教授在重庆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回上海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就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大教联"，并成为这一组织的中坚份子。当时的上海"大教联"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反美反蒋、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周谷城也经常被推荐前去为中小教师及大学生作反帝爱国斗争的报告。之后，他不断受到警告，威胁他不得向学生作报告，等等。他哈哈一笑，把收到的警告信随手捏作一团，扔了，照常参加座谈会，照常在报上发表反帝爱国的言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昆山路的一幢房子里，中共地下组织正式指定深得学生爱戴的陈望道、潘震亚和周谷城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
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数日后，陈毅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与会者数百人。在吴有训和陈望道相继发言后，会议主席周谷城发言。上海刚解放，人心振奋，周谷城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被解放"的意义，陈毅在一边插话说："不是被解放，而是会师。"与会者听了，更为鼓舞。
不久，陈毅就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正式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教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周谷城为常务委员兼教务长。
中南海聆教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谷城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他被安排在由郭沫若担任召集人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组内共12人，为郭沫若、李达、董鲁安、王稼祥、张奚若、丁燮林、吴有训、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和周谷城。这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周谷城自然没有想到，从这次会议以后，他会经常去北京，并成为中南海的常客。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这位湖南故旧。有时，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会想起周谷城，并把周请进中南海，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促膝长谈。谈久了，到了吃饭的时间，就把周谷城留下一起吃饭。毛泽东喜欢游泳，有时，他会邀周谷城一同下池。有一回，毛泽东和周谷城游兴甚浓，踏波击水，直至天黑，上得池来，就在露天游泳池旁的布制凉棚下共进晚餐。以周谷城而言，这实在是终身难忘的优遇了。周谷城在中南海作客时，很少见到江青。只有一次，毛泽东留饭，江青参加了，从头至尾，只在饭桌旁对周谷城说了一声"请坐"，便再没有说过第二句话。周颇感纳闷，也不便多问。又有一次，中共上海市委接到毛泽东的长途电话，要他们用飞机把周谷城送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和周谷城畅谈逻辑问题，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毛泽东又把周谷城和陆定一等人留下来吃了晚饭。
其实，毛泽东的性格，也并非全是急风暴雨的一面。有一件事，令周谷城感动不已。周谷城回忆说："大概是1958年的某一天，主席竟以请客的方式约我到中南海——"
那一天，上午9时，周谷城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劈面就问他，在北京的学术界，他跟那些人谈得来？周谷城老老实实地扳了扳手指，回答说，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王名方、胡绳等。毛泽东听了，马上让工作人员把那些人请来吃饭。席间，毛泽东兴致勃々地对大家说："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时才散。
"没有人怪你！"
1958年，毛泽东去上海，打电话约周谷城去他的住处。正谈话间，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进来，其时，周谷城并不认识他，见他向自己打招呼，就站起来跟他握手。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站起来了，也站起来，笑着对许建国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周谷城先生，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建国连声说："是，是。"
周谷城被触动了心事，忽然变得羞愧，他嗫嚅着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众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周谷城说，"那时我怕死，往上海溜，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
"没有跟主席上井岗山，同主席有天渊之别。"谈起这段往事，周谷城本人是一直引以为憾的。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他连连摇手，大声制止说："没有人怪你！"
毛泽东说过，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他还曾建议党内同志多交点党外朋友，他说："我这个人就有不少右派朋友。"
对党外朋友，毛泽东一直抱着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直至"文化革命"。
周谷城说，过去他和毛泽东谈天，经常说到两句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礼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勿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勿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一个人如果老是紧张下去，那当然吃不消；但也不能过于松弛，如果一天到晚什么事情都不做，做懒汉到底，那便完全没有生气。
毛泽东说，他也是讲一张一弛的。毛泽东跟周谷城的聚会，应该是日理万机之余的一种惬意的松弛。
《五一节晋见毛泽东》的前前后后
1961年，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在锦江饭店约见了陈望道、金仲华、周谷城、沈体兰、沈克非和周信芳等人。宾主围坐在一张小圆桌前，海阔天空，话题不拘，娓娓谈来，极尽兴致。
是夜，一阵电话铃声，把已经拥被入睡的周谷城从床上唤起。打来电话的是解放日报的一位记者。
"写一首诗，或者，一首词，如何？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表示对主席的欢迎。"
"不行，实在写不出。"周谷城推托着。
"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记者会磨。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记者无意挂电话，还是坚持。
推来推去，周谷城却不过。披衣起床，打起精神，写了一首，倒还满意。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深身体会，情从中来。也只有周谷城能写的了。
题目是，《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显得很高兴，又给周谷城去了电话，约他再去。
5月3日，下午3时，周谷城准时到了毛泽东的下榻处。
周谷城脚刚跨进客厅，正在看报的毛泽东站起身来，迎头就说：
"词一首，我看到了。怕是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笑了，连忙分辩：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毛泽东还是不信：
"总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连连摆手：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他重复着那晚对记者说过的话。
毛泽东莞尔一笑，风趣地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周谷城也让逗笑了。
周谷城告诉毛泽东：
"平时，我偶而也写上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毛泽东总是突发奇言，令人发噱，却又耐人寻味。
"附庸风雅者，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而不发，过得去吗？"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又据，离、牢同声。"周谷城也开始"淘浆糊"。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毛泽东很快活，跟老朋友在一起说笑，他显得松弛，更见潇洒。
"离骚或许就是牢骚。而牢骚呢，或许就是罗嗦。牢、罗同声，骚、嗦同声。念罗嗦，或许就是发牢骚。"周谷城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像是回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跟坐在对面的这位老朋友，无拘无束，尽情尽兴。毛泽东呢，也同样的开心，同样的放松，露出人们在新闻片和画报上熟见的伟人畅怀的笑。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々注意才是。"周谷城对此显得深有体会。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道？"毛泽东连连点头。
"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当智慧超过需要时，便有风趣；当智慧赶不上需要时，就不仅不风趣，而且要丢丑了。"充分放松的周谷城在领袖面前自然地展示着他那固有的睿智。
灯上夜阑，主客谈兴未尽。周谷城提到了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
"邓演达，你是应该认识的——"毛泽东显得很有兴趣，要把谈话进行下去。
"是的，我认识。"
"邓演达先生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毛泽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他一定是想到了过去，想到了往事。
当晚，毛泽东与周谷城熟不拘礼地共进了晚餐。就像当年在长沙，在"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那些日子里。
周谷城离去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上了汽车。像真正的老朋友那样。
"老朋友啦，谈先生！"
双龙抢珠
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对毛泽东进行汇报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谈家桢。
"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前苏联老大哥李森科说"不"的遗传学家，这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谈家桢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竟因他而引出了一起"双龙抢珠"的插曲。
原来，在这次会议前，童第周就跟谈家桢谈起，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扩大改建成一个趋于完善的遗传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已考虑请谈家桢来担任，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则执意不肯放走谈家桢。
于是，在宣传会议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出，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主持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工作。郭沫若的理由自是铠然动人，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大学理应要输送优秀人才。他回溯半年前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十分动情地谈到，时不我待，遗传学在中国应当加快发展，而成立遗传研究所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谈家桢是理想中人选，应该顾全大局。郭老是博古通今的大文豪，思敏言健，自不待言，一路说来，面面俱到，点水不漏。
不料，素以作风务实、坚持原则著称的杨秀峰，更是针锋相对称，据理力争。
这次会上，杨秀峰提出不放人的理由也是振々有词，满座为之色动。杨秀峰认为，国家培养一个优秀大学生已是极不容易，更别说大学里的名教授！没有名教授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来，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多年来，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出去了，长年下去，高校发展就成问题！光说不够，杨秀锋干脆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取出来当众宣读，历数建国以来科学院从高校挖去了多少人才，谓"让事实说话"。
郭沫若听不下去，忙忙站起身来，朗声说道，科学院要办就要人，高校就要支援。理属天经地义。没有人才如何办好科学院？要不，科学院就归高教部领导吧！
一时间，二老各执一词，旗鼓相当。有趣的是，这二老的听力均属不佳，俗谓"耳聋"。耳聋之人，总怕别人听不清自己说话，愈是如此，愈是益发提高嗓门，再加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尤其是在激动状态之中，那辩论之声更现抑扬顿挫，动情之至、效果自进入极佳境界。于是，满堂之中，虽屏息静听，却无不睹其状而发噱，无不闻其言而动容，无不为二老为国家进步、科学教育事业之发展急争人才之精神而感喟不已。时人有感于此，将之戏称为"双龙（聋）抢珠"。
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就在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谈家桢等人。是晚，当谈家桢等人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々握手交谈。这时，谈家桢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微笑着，同他紧紧握手。这时，站在一边的陆定一连忙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更加兴奋起来，用力地、不住摇撼着谈家桢的手，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对谈家桢说：
"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毛泽东显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了。
对于谈家桢来说，毛泽东这简短的一句话语，已令他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毛泽东请客人们坐下，谈话开始了。他询问着各方面的情况，倾听着大家的意见。接着，他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起谈家桢，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多有些什么意见？
从青岛会议，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的心里亮堂了不少，思想也解放了不少，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更令生来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顾虑全消，于是，他侃々陈述着，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他兴奋地介绍着，在那次会议以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十分高兴。显然，毛泽东十分重视谈家桢的介绍，十分中意谈家桢的性格和为人，而后，毛泽东讲话了：
"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沉思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
"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毛泽东这一席话，使谈家桢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
当晚，陪同接见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杨秀峰立刻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望望老朋友郭沫若，又望望老部下杨秀峰，忍俊不禁地笑了，他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还是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用一条"三八线"，给这场"二龙（抢）珠"的佳话划上了终止线。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毛泽东的幽默诙谐，也给科学家谈家桢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
谈家桢的三条"辫子"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谈家桢毫无顾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
亲身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加之在大会期间受到毛泽东在接见时的一番勉励。谈家桢是信心十足，也勇气十足的。于是，这个向以正直闻名的科学家在思想上顾虑全消，直言不韪地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谈家桢认为，把包含文、理、法、工、农、医等科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成了各自独立的院校，显见对培养学生不利，对工、农、医学发展不利。他指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课师资有着很强的优势，拆散以后的院校，基础课相对薄弱许多。
二是关于学习苏联问题。谈家桢认为，由于全盘学习前苏联，致使中国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前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反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三是关于科学院机构建设问题。谈家桢认为，从欧美各国国家科学院情况来看，国家科学院通常只起到全国性科研工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但在中国，科学院机构庞大，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规定研究院搞研究，大学管教书，这不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他提出，大学要办研究所，让科研和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和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放到今天来看，谈家桢提出上述三个问题，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乃出自肺腑之言。这三个问题，这三条意见，其实条条紧扣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后接见谈家桢等人时的讲话精神。直筒子脾气的谈家桢还是粗中有细的。
然而，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学习前苏联"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尽管，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在开始检查这方面存在的弊利，并对"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界造成的影响予以关注和重视。但中国的问题通常总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于是，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成了他的三根"辫子"。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那个主要负责人，已经把谈家桢划定为"内定右派"。负责上海教育卫生工作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也接二连三地找谈家桢"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恰在此时，1957年夏，毛泽东本人已决定开展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
同一天，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电发各地。
于是，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
两个月后，1957年8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人代会的一次讲话中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投入斗争人数已达数十万，右派分子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来......"
在这"一批一批"中，包括了与谈家桢一起去怀仁堂参加会议的上海文艺界三名代表：石挥、吴永刚和吴茵，另一名赵丹除外。
谈家桢忧心忡忡，度日如年。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罩在自己头顶上的那块乌云。
三条意见成了他的三条"辫子"。
毛泽东剪掉了"辫子"
1957年7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一百天前，他也来过一次上海，那一次，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是来上海点火的。"而这一次，他是来号召上海人民"反右派"的。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上海一批"右派分子"的名。
就在那段时间。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让他到南京西路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去开会。毛泽东在那里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那天，毛泽东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谈家桢，亲切地跟他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
而后，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风趣口吻，向着谈家桢，也向着身边的陪同人员，似乎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这正是为中国领袖的毛泽东，一举手，一投足，轻描淡写间的一句话语，却是一言千钧，救出了一个谈家桢！
时隔近半个世纪，谈家桢每々忆起毛泽东和他的那次会议，忆起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一段话，仍是字々在耳，道来如数家珍。他说，当时的他，听了毛泽东说的那一段话，立时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事实也正如此，正是因了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一段话，因了毛泽东当时那样的表情，因三根"辫子"而招来的"内定右派问题"便随之烟消云散，解了谈家桢的"灭顶之厄"。
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时，谈家桢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这次见面，距1957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约见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三位朋友，已过去了一年又九个月。
毛泽东是在上海锦江饭店毛泽东的下榻地接见谈家桢的。
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以及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和杨西光等。
一见面，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
"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爽快地答道。他又补充说：
"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对着谈家桢说：
"我支持你！"
这时，负责上海科教工作的杨西光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大搞特搞起来。"
接着，杨西光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发展的计划，告诉毛泽东，准备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立遗传学研究所。
毛泽东听了，愈发高兴起来，连々点头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又一次地，当着谈家桢的面，也当着上海党政负责人的面，公开表了态——
他支持谈家桢，支持谈家桢搞遗传学研究。
历史地看，四十多年前，因遗传学而引发的那场大是非，几至令中国刚刚起步的这一学科夭折于襁褓之中。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出面表态和公正支持，才使其时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渐而蔚成四十年后中国生命科学的辉煌大观局面；正是有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扶持和引领，才有今日中国生命科学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史册上！
从那篇中国的《西行漫记》开始的故事
与周谷城相比，赵超构与毛泽东的相识时间显得晚些，从年龄上看，他也比毛泽东小上了将近二十岁。
如同赵超构给世人的印象是从文字开始，又因文字而展开，他和毛泽东从相识到相知，也是由文字而结下的缘份——
中国的《西行漫记》
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赵超构曾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被称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的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赵超构还有一点跟斯诺是相像的，他也是一位记者，一位大名鼎々的记者。他就是五十年代起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众所周知的杂文大家林放。"林放"是赵超构的笔名。
不过，写《西行漫记》时的赵超构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记者，其时，他正任重庆《新民报》的主笔。
1944年5月,有一个中外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赵超构就以《新民报》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记者团。
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但延安军民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他们，这是令赵超构十分感动的。
到达延安后的一天早上，毛泽东给记者团的每一位记者发去了请柬，内容是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跟大家见面。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下午四时，大家如约而去。
到达见面会々场没有多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走进来了。自那以后，赵超构的双眼就几乎没有离开毛泽东。那一天，毛泽东从传说里走进了现实中，对于赵超构来说，实在是印象至深。
在他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位"身材颀长，并不奇伟"的男子。穿着也简单甚而不加修饰，"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是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然而，毛泽东的感人魅力，毛泽东的真正精神风采所在，赵超构是抓住了。"谈话时，依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于是，赵超构心悦诚服地写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他进而又写道："听取谈话时，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黑的头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那一天，毛泽东谈了很多，内容广及国际国内，博大而精采。赵超构十分兴奋，手不停笔，作了详细的记录。
当晚，毛泽东设便餐招待了记者们。餐毕，还安排了一个节目，请大家观看平剧（即今京剧）。内容有《打渔杀家》等毛泽东喜爱的折子戏。
十分幸运的，赵超构的座位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右侧，这使他有机会进一步仔细地端详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的风采。
许是因为用餐时喝了几杯酒，许是因为当晚的演出内容很对他的胃口，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他不时地向周围的人敬烟让茶，随意地交谈，当节目看到精采处时，这位领袖还不时地放声大笑起来。这情绪自然也感染了一同观剧的记者们，谈话便愈发变得无拘束起来。
好多年以后，赵超构还清楚地记得，那晚，毛泽东跟他谈起了张恨水。张恨水是三、四十年代享誉海内的通俗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等，当时有鸳鸯蝴蝶派小说鼻祖之称，其实，他的包括《啼笑姻缘》等在内的许多作品对旧社会的黑暗多有暴露和鞭挞。其时，赵超构和张恨水是《新民报》的同事，两人过从甚密。赵超构万々没有想到，毛泽东对张恨水的许多作品都很熟悉。他还记得，当谈及张恨水的新作《水浒新传》时，毛泽东赞誉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赵超构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提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先在《新民报》上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延安一月》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客观公正地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用事实驳斥了反动派对中共和边区的种种造谣污蔑，为魑魅魍魉横行的黑暗世界打开了一扇透露光明的窗户，使许多大后方的同胞呼吸到迫切需要的新鲜空气，看到了另一个充满阳光、弥漫活力的天地。毛泽东和周恩来读了这本书后，称赞它是"中国的《西行漫记》"。
"你善于用曲笔"
赵超构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5年8月，众所周知的"重庆谈判"之时。其时，毛泽东甫从延安飞抵重庆，紧锣密鼓，针锋相对，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展开斗争；同时，还要约见各界民主人士，日程安派十分紧凑。令赵超构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在百忙中居然挤出时间，把他请到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叙谈。
那是一个夏末秋初的上午，三十五岁的赵超构与这位比自己年龄大出许多的中共领袖作了一次倾心交谈。
赵超构先说：
"你这次来重庆，许多人都替你的安全担心。"
他表示了真切的关心。
毛泽东习惯地朗声一笑：
"蒋介石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他的。不过，我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是有备而来的。"
一席开场白，令赵超构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那种"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超人魅力，原先的顾虑顿时消除不少。
毛泽东用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为年轻的记者朋友娓々地讲述着当前的全国形势，讲述着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毛泽东深入浅出地向赵超构分析说，如果没有美国人为蒋介石运送军队和枪炮，有许多"沦陷区"本该是由人民收复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赵超构听了连连点头。
毛泽东又谈到，"看到你写的《延安一月》了。你善于用曲笔，我看你是个自由主义者。"
听了毛泽东真诚的话语，赵超构不由脸红了起来。
毛泽东显然十分关心重庆方面的情况，向赵超构提起了这个话题。
赵超构说：
"我跟重庆上层的人物接触很少，但与中下层的公教人员来往还比较多。"
他据实以告。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很仔细地向赵超构询问了这些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并表示希望了解他们对当前的国事，对蒋介石政权，对国、共谈判的看法，赵超构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为具言之。
赵超构谈完后，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而后，深々地吸了口烟，缓々地说：
"死跟着蒋介石的人毕竟还只是少数，有的人对现状不满，但对美、蒋还是抱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赵超构赞同地点了点头。
谈至掌灯时分，周恩来急々地走了进来，毛泽东便邀赵超构共进晚餐。餐后，毛泽东起身跟赵超构作别，在周恩来陪同下，坐车进城去了。
几天以后，在孙科为毛泽东举行的茶话会上，赵超构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要‘软中有硬’"
赵超构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已是建国以后。
那是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离开两人上一次聚会，已经过去整整十二年了。
其时，赵超构正担任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和金仲华、徐铸城等作为上海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讲话，即有名的《在中国共产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在同年3月18日给儿子傅聪的家信中曾谈及自己聆听毛泽东这次讲话后的感受："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毛泽东）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情.....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贯通了的人。"
3月1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接见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座谈，赵超构也参加了。会上，有人谈及赵超构对当时办报方针的设想，原来，建国以后，在如何使新民晚报适应读者需要，如何挖掘晚报特性的摸索中，赵超构曾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和"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以求使晚报寻得适合群众的口味和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听到这里，毛泽东说话了：
"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
又说：
"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毛泽东对赵超构的办报方针，既有肯定，也有不赞同的地方。
此前两天，3月8日，在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刚々谈到了鲁迅，毛泽东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是推崇鲁迅的杂文的，主要就在于鲁迅杂文的"硬"，以及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就在50年代后期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曾经谈到，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应照毛泽东青年时期写的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确实具有与鲁迅杂文相似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1957年夏，反右斗争在全国拉开序幕。这一年6月，赵超构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同一天，由毛泽东亲笔写下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6月10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新的文件，题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文汇报的总编辑正是赵超构的好友徐铸城，他们同是民盟成员，徐是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他是副部长；3月份，他们刚刚一起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6月30日上午，赵超构突然接到邀请，毛泽东约他到中南海去谈谈。正处在紧张惶惑之中的赵超构，走进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时，一颗心还是七上八下的。
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上接见了赵超构，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
毛泽东一见赵超构，立刻亲切地跟他打招呼，神情一如既往。这实在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暗示，赵超构顿时领会了：毛泽东愿意对他的言论既往不咎！想到自己过去确有几篇文章写得言论过激，赵超构一时有点难以自容的味道，刚说了一句"向主席请罪——"立时语不成声起来。
毛泽东宽宥地挥挥手，继续和颜悦色地慰解着他。
就象当年在延安时那样，毛泽东如同跟老朋友交谈，耐心地讲述着，譬解着，告诉赵超构，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又从《文汇报》的方向一直谈到了"章罗联盟"。
此时的赵超构，觉得毛泽东字字句句都是语重心长。他只是不住地点头。
"我最好还是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想了半天，他迸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不，"毛泽东对着他，也是对着刘述周，十分肯定地说道："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听了这话，赵超构愈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含笑望着他，用惯常的风趣口吻问：
"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此刻的赵超构，觉得自己有一千个不是。
毛泽东轻轻摇摇头：
"只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看到赵超构的窘状，毛泽东宽厚地笑着，谈论起赵超构的文章来。毛泽东分析说，赵超构写过不少好文章，但有些文章也有错误之处；希望他改掉错误，继续工作，努力改造。
停了半晌，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象是在对赵超构说，也象是在对自己说。
这一天，毛泽东又把赵超构留下共进午餐，菜肴十分简单，其中有一道湖南特色辣子菜。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不辣不革命。"
从中南海游泳池出来，赵超构似乎弄明白了，又似乎还弄不明白，他只是恍惚地感到，眼下，自己是被解脱了。
在毛泽东的亲自保护下，赵超构安然度过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
毛泽东6月3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对赵超构的谈话，就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基本内容，这篇社论也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从这篇社论始，反右斗争全面展开。
"宋高宗的哥哥"
这一年里，赵超构三次见到了毛泽东。
赵超构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已是1957年的金秋。
9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邀请赵超构去和他会面。
同时被毛泽东邀见的还有舒新城和束世徵。
毛泽东一看见赵超构走过来，就十分风趣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包括赵超构在内，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而后，毛泽东对赵超构说：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两篇检查。"
又问：
"你当时检查的心情怎样？"
赵超构如实回答说：
"感到很紧张，有整两个星期睡不着觉。"
毛泽东专注地盯着赵超构看，而后笑了起来：
"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毛泽冬环视了一下四周的人，不紧不慢地说：
"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的人觉得自我批评很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犯了错误，吸取教训，改过来就好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的一段话，是毛泽东进行了精心修改的：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污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赵超构，毛泽东显然是把他当作了一个安定和争取、团结的典型。
《新民晚报》办得好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又一次接见赵超构。毛泽东对赵超构说：
"《新民晚报》办得好。发行多少？"
赵超构回答说：
"三十万份。"
毛泽东高兴起来，不住地称赞：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特色，别具一格，读者喜欢看。"
毛泽东一直注意和关心着赵超构和《新民晚报》。
"这也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还是回到1958年1月6日的那个冬夜。
是夜，皓月当空，夜景如画。主人毛泽东意趣盎然，谈兴甚浓。据赵超构后来回忆："在我看来，主席对生物、遗传问题以及逻辑问题等，都相当在行。"但见他谈笑自若，旁征博引，气度恢宏，妙趣横生，令客人们不时发出轻松的笑声。
那一晚，毛泽东谈到了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他说：
"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你们一定都读过吧？"
随后，他风趣地说：
"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先笑了起来，他说：
"登徒子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
大家也都笑了。
毛泽东又说，宋玉却说登徒子"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毛泽东反复地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呆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他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己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又说："譬如我，我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坐在身边的三位朋友，接着又说：
"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参观参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够对比出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
毛泽东问赵超构：
"你是哪里人？"
"温州。"
"好，就到那里去。"
后来，也就是那一年的五、六月间，赵超构去了温州，在温州附近各县参观了两个月，回到上海后，在《新民晚报》一连载形式发表了《吾自故乡来》，对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进行了由衷的歌颂。
毛泽东见大家还未脱拘谨，就笑着问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毛泽东之于周谷城，已是熟不拘礼。
周谷城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点局促紧张，"是姓关吗？"
毛泽东笑了，指定周谷城说：
"你错了。"
于是，他一五一十，有鼻子有眼地，把关公为逃脱官府缉拿，逃经一城，守将问其姓名，关公情急生智，指"关"为姓的传说如数家珍般地细々道来。
大家听得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开心地笑了。
毛泽东又问谈家桢：
"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毛泽东讲话时，总习惯把身子凑近对方，给人一种亲近感。
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的关切的询问下，谈家桢感动了，郁积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汨汨地涌了出来。是的，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复旦大学又可以开设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这门课了，但在许多人眼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仍然是一种不能给予信任的学说，唯有米丘林学说才是"正宗"。而让谈家桢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礼遇"性的照顾，他很想说——
"多亏您的关心，才......"
可他毕竟没有说出口。
"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他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时间不知不觉得过去，谈话已经进行到深夜12点了。主人的谈兴更浓，客人们也谈得尽兴。为了迎候客人，好客的主人当晚刚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于是，这一夜，特地多准备了几个菜，斟上了几杯酒，主人陪着客人，大家边吃边谈，分明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用完饭后，又继续谈下去，一直到凌晨三点，谁也没有一点困意。最后，还是毛泽东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开口说道：
"已经三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庭园出来，有一段将近四百米的曲径小道，毛泽东执意地，一定要亲自把客人们送到门口。
此时，正是满湖月色，毛泽东咪々地笑着，用手指指月亮，不乏诗意地说：
"今晚的聚会，也可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正说着，已走到了门口，就拱手请客人们上车。
大家说："主席请转！"
毛泽东说："你们先上车。"
三位客人都说："主席不转去，我们怎好上车？"
"你们不上车，我就不转去。"毛泽东显得固执。
客人们无奈，只得先坐上车，与毛泽东告别。
第二天一早，8点左右，大家还未起床，忽听得毛泽东的声音在窗外响了起来：
"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华同志要请你们吃饭。"
中午，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杭州饭店设宴，招待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学者朋友。出席作陪的还有盛华和浙江省的几位领导。
席间，毛泽东依旧兴致勃勃，侃侃而谈，还不时地向坐在他身边的谈家桢询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并将之引伸为整个饭桌的话题。
江华举杯祝酒之后不久，赵超构显得心事重々地站起身来，举着酒杯说：
"我今天借花献佛，用主人的酒祝大家健康！"
原来，赵超构在57年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曾对浙江省领导作过不利的报道，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向主人表示一点歉意。"不许可！不许可！"毛泽东看出了赵超构的用意。他对自己的客人可谓知之甚深。
"我不赞成这样。"毛泽东继续制止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酣谈中，一位工作人员走近毛泽东的身边说："主席，去南宁的时间已到。"
毛泽东站起身来，对三位客人说："你们是否跟我一起去南宁啊？"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在那次由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科技革命上去。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又讲述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的内容，那次讲话也是从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
至于那次被毛泽东称为"西湖佳话"的聚会，则在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自己呢，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他显然也十分珍惜与这三位党外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段历史，无疑将成为后人研究毛泽东的不可多得的佐证。
谈家桢和赵超构都是民盟成员，周谷城是民盟成员，也是农工民主党成员。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他们都得以平稳过关。
曲终人去情未了
文革浩劫临头，许多人始料不及。其中也包括周谷城。
周谷城自然没有想到，在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大风暴到来的前一年，他和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会晤，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1965年，上海西郊。一幢典雅的西式别墅，这是后来为人们津々乐道的毛泽东到上海后的又一个下榻地。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
那次，毛泽东一见到周谷城，就笑逐颜开地欢迎说：
"又碰到了。"
正在酝酿着那场巨大政治风暴的毛泽东还一直记挂着老朋友。
酒逢知己，千杯恨少。周谷城记忆犹新，那次天马行空、无所拘羁的谈话广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充分显示了两位功力深厚的学者宽阔的知识面和过人的精湛见解。
毛泽东想到了远在台湾的那位"五四"学者。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他显得不无遗憾。
"他写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便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补充说。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毛泽东首先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的一些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的。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时，又在杨怀中先生的介绍下，专程访问过胡适、蔡元培、陶孟和等人。
毛泽东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每周评论》系陈独秀和胡适在当时所办的一份很有名的杂志。胡适本人也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为《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这篇题为《介绍新出版物》的文章中，还特别推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五四"时期，毛泽东与胡适在向旧势力进攻时是志同道合的。
两年以后，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和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同和支持的。
在暴风骤雨到来的前夕，毛泽东仍忆起了海峡另一边的故人，其情其心也确实耐人寻味。
心事浩茫连广宇。那一天，毛泽东和周谷城谈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伟人遇上一吐为快的对象，愈发谈锋纵横，才思横溢。
话题转到了旧体诗，转到了李商隐，两位朋友对那位才情骄世的唐代诗人都怀有同样的好感，同样的尊重。"老夫聊发少年狂"，周谷城用湖南腔兴奋地吟道：
海外徒闻悲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间虎旅鸣宵柝，
无复鸣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吟至此处，周谷城顿住了，他反来复去地将第五、六句吟了几遍，最后两句，他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他显得有些尴尬。毛泽东大度地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替老友续上了后两句：
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朗声吟着，周谷城跟着哼，一时心情舒畅，超乎寻常。
安史之乱，唐明皇亡命西南，痛失爱妃，这是上面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的意境所在。为平民学者的周谷城不知高低地信口吟来；为领袖学者的毛泽东随口接诵，心无芥蒂，两人之间的相交相知，可见一斑。
孰能知之，这竟是相交半个多世纪的两位老朋友最后一次欢聚。
一年以后，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革命"，把他本人也绑上了一台似乎永远无法使之停转的堂·吉可德的风车。
又过了两年，1968年。周谷城在牛棚里听到了毛泽东熟悉的声音，那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录音。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点名要解放八个教授，他们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周谷城、谈家桢、苏步青和刘大杰。
毛泽东说：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老朋友。
与此同时，另一位老朋友谈家桢也听到了来自北京的毛泽东的声音。
那时的谈家桢，是作为"给出路"的对象，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罗店监督劳动。
那天，谈家桢去农田里锄草。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旁，俯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谈家桢激动万状。这是他等了多少天的一句话。他完全明白，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大的份量，意味着他从此将获得自由！
此时的谈家桢，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他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谈家桢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他那惯常的口吻，似是不经意地，却又是字々落地有声地说了那样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遗憾的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要解放的八位教授中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却未能被抢救下来。由于造反派采取了一贯的阳奉阴违的做法，把毛泽东本人的这个决定作为"内部控制"，不予传达，以至翦伯赞在被告知可以回家的第二日晚上，即与夫人双双自尽，饮恨黄泉！中央为此事追查下来，造反派才将决定对外宣布。
得知自己确实获得解放的消息，谈家桢自是又一番激动，以至失声痛哭。
这一次，又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把周谷城、谈家桢等人从"给出路"的对象划入了可以"接受再教育"行列。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赵超构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七十年代中，参加《辞海》修订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民晚报》复刊，赵超构重新出来主持《新民晚报》工作，并担任新民晚报社々长。
八十年代起，周谷城先后出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谈家桢先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赵超构先后出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和全国记协副主席。
1978年，赵超构重访延安，写下《重访延安·七律》，从中可以看出，他和谈家桢、周谷城一样，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感恩之情。诗云：
枣园灯火明天下，延水波流润万邦。
苦斗当年曾共睹，欢歌今日又观光。
惊看广厦春云展，弥觉洞窑日月长。
俯仰塔山增愧汗，鸿恩大德敢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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