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盟员风采 > 专家学者
人格的光辉 精神的感召
——沉痛悼念端木正教授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7-06-18
黄 瑶
敬爱的端木正教授离开了我们。这些天来，沉浸在悲痛中的我一直在想，端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为什么他的逝世会受到上至中央下至草根百姓的哀悼？为什么他生前教过和没有教过的学生会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别？为什么在他的送别仪式已经结束之后还不断地有众多的学生和各界人士手持鲜花到端木老师的家中和墓地表示哀思？难道这仅仅是因为端木老师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等要职，所以他逝世后才享有如此殊荣？答案绝非这么简单。在我看来，端木老师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哀悼和敬仰，主要在于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心慈友善的仁者、爱生如子的师者。
作为功成名就的学者，端木老师深受学界的敬重。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对此有切身的感受。去年，赵晓雁师姐和我在负责编辑老师的祝寿文集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老师的学界同仁、同行的投稿纷至沓来，他们的热情令我们感动。后来因该书篇幅所限，我们只得割舍部分来稿。该文集出版过程的顺利也出乎我们的预料。在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明德集——端木正教授八十五华诞祝寿文集》一书时，没有想到出版社爽快地答应免费出版。出版社的领导说：端木老是我们敬重的法学界前辈，我们愿提供特殊优惠条件出版他的祝寿文集。这在出版界注重经济效益的当下实属少见，要知道当时的端木老师卸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职已有10年，并于2000年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尽管如此，老师的威望却因他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而继续影响着学界。2006 年9月，我在参加ETHICS亚洲地区国际刑法研讨会时遇到留日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新军老师，他告诉我：虽然目前国内的国际法教科书数量很多，但要为本科生挑选一本合适的国际法教本很难，他最终选择了端木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国际法》一书作为今年清华法学院的国际法教材。事实上这本由老师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编的《国际法》教材在中国法学界甚有口碑，引用率很高，一版再版，至今仍是法学畅销书。2005年，老师荣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学术成就奖”，这对老师来说当之无愧。
端木老师是个平等待人、充满博爱之心的仁者。老师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平等地对待学生和部属们，即便是对最普通的工人也不例外。在这次送别老师的仪式上，我在人群中惊讶地见到老师家的钟点工小宋。她眼眶红红地对我说：“端木爷爷星期一回到广州，我干完家务离开时，他还笑着跟我挥挥手，说：“再见”，第二天到他家时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一定要来给端木爷爷送别。”在自发前来为老师送别的人群中，还有卖牛羊肉的、做点心的和理发的工人，老师生前与他们朋友相待。在老师逝世当晚的守夜中，做点心的师傅主动送来了老师平日爱吃的咖喱角。实际上，老师的宽厚仁慈、友善博爱何止及于他身边的人，用老师女儿端木美研究员的话来说，他“处处想着别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他想到的是读者，他对记者们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都可以问，别耽误读者就行。2004年，老师患眼疾，医生严格限制他看书的时间，那时他想到的是莘莘学子，当即决定将在广州和北京两个家中的绝大多数书籍捐给中大图书馆，共有5万册左右。在生前就将个人藏书捐出的学者应该说少之又少。当老师看到国内外发生重大灾祸事件的新闻时，他想到的是灾民。2004年底印度洋地区发生大海啸，老师闻讯后即拄着手杖携师母到银行去捐款。由于当时中大中区的工商银行尚未做好接受捐款的准备工作，老师转而到法学院去捐款。甚至在老师临终的那天晚上，他老人家想的还是别人。据师母姜凝老师讲，27日晚上十点多，老师感到胸口不适，她和儿子要给老师找医生治疗，却被老师阻止，他说：“这么晚了别麻烦了，你们都睡觉吧。”师母见他病情不轻，只得拨打急救电话。但因抢救无效，老师最终离我们而去。老师一生最怕麻烦别人，就连辞世都像怕惊动我们似的，从惊悉老师逝世到举办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仅有短短的三十多个小时。当我们还没有从震惊和悲痛中缓过神来，老师的丧事就已结束。老师生前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渊博的学问和人格力量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正因为如此，在老师辞世后，才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深深的哀思。依从伊斯兰教的习俗，老师的告别仪式上不用挽联和画像，前来悼念者也不宜哭泪，但还是有些人禁不住失声痛哭。在停放老师遗体的广州小东营清真寺，广州的回民们络绎不绝、自发地前来为老师诵经、守灵。师母很感慨地说：“广州的回民真好”。我想，那是因为老师长期以来待广州的回民如兄弟一般，所以他们也像我们这些弟子一样深深地爱戴着端木老师。
作为师者，端木老师一直在关心和惦记着他的学生，令人万分感动。老师长年来不断给在高校任教的弟子们寄书；每年都给不少学生寄出他亲笔书写的贺年卡；他还给学生送生日礼物和结婚礼品。老师为人低调，很多的大场面大酒会他都婉言谢绝，但学生的约请他总是欣然赴约。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期间他外出视察各地法院工作时，常常谢绝官方的招待节目和休闲安排，而将时间留给在当地工作的毕业生。老师每到一地总是抽空设法与学生们联系，或电话交谈，或相约见面，他是那么珍视与学生们相聚的时光。在老师半个多世纪的教书匠生涯中，学生在他的心中始终居于特殊的位置。在给研究生上最后一堂课时他要点名，他对同学们说：“我想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老师最后参加的也是与学生们的聚会——他逝世前的15天、11月12日中大校庆日，法学院在北京的校友们相聚在中国人民大学“聚友缘”。在北京医院做完手术出院不久的端木老师，在弟子们的搀扶下缓缓来到了新老同学们中间。他们是1980年中大法律系复办以来培养的各界毕业生。当年老师临危授命接下系主任的重任，在一无师资，二无教材资料的条件下，白手起家重建法律系。看到自己当年艰苦创系换来的今日桃李芬芳，老师的脸上绽放出了欣慰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的端木老师，他永远与学生们同在！
11月28日早晨端木老师逝世的消息一传出，我的电话和手机短信就一直没停过，学界的同行、老师的学生们纷纷让我转达对端木老师的悼念和哀思。其中一个电话是法律系83级本科校友会托我与老师家属的预约，他们想代表83级的全体同学登门哀悼和慰问。我从1983年进入中大法律系就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到毕业留校任教成为老师的同事，是离老师最近的弟子之一。当日傍晚，83级两个班的毕业生派出6位代表到端木老师府上看望了师母。83级是“文革”后法律系复办所招收的第四届本科生，端木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他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却是我们的精神导师。老师的声望使我们以作为他的学生而感到自豪，毕业后走上了社会的我们还不时获得老师的鼓励和关怀。今年6月30日，中国第二期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中大梁銶琚堂举行。担任该防暴队党总支书记兼政委的马伟灵是我们83级的同学，他向中大有关部门提出，想在回母校做报告时抽空拜见他崇敬的端木老师。正巧老师刚刚从北京返穗，尽管他的体力和精神已大不如前，且行走困难，但老师还是表示他要去听这场报告会。报告会那天天气炎热，但会堂里听众的热情高涨。当我陪着老师和师母走进会场时，一批赶来为马伟灵捧场的83级毕业生蜂拥而上，纷纷跑过来与端木老师握手问好。与同在会场的维和防暴队的英雄们在一起，端木老师好像成了大英雄。老师从头到尾认真听完了为时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会后我们83级同学没能同老师合影，因为此时的端木老师已筋疲力尽，他疲惫得无力站立。散会后，应马伟灵的请求，老师送给他一本自己所著的《端木正文萃》（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丛书之一）。老师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是“伟灵贤弟笑纳，端木正敬赠”。马伟灵看了老师的亲笔题词后动情地说：“恩师称我这个小辈学生为‘贤弟’，我哪敢当啊！”这就是我们的端木老师，一位高大而又亲近的师友！
端木老师逝世后的第二天下午一时许，有“中国第一座清真寺”之称的怀圣寺门口排起了长长的前来给老师送别的人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风尘仆仆专程从外地远道而来为端木老师送别的弟子们，有乘当天飞机来往广州的外省律师，有从香港、澳门赶来的律师和法官。老师的人格光辉和魅力，召唤着众多学生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自发地从各地赶来广州送他最后一程。
端木老师突然离开了我们，可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老师说，最让他苦闷的是不能给学生上课。老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课时总是先强调：“要学法，先要学会做人。”他说，法律人一定要廉洁自爱，执法者守法是做人的根本。课堂上，老师总教导我们要把中文和外语学好，要有口才和文才，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工具。老师很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他常教诲我们，外语是学好国际法的基础。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趁年轻的时候多看书，否则到了退休后虽有了时间但眼睛却不好使了。老师教导我，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这样，人际关系就会很好。老师言传身教，教我为人谦虚，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2004年中大80周年校庆之际，适逢老师85岁寿辰和从教55周年，民盟中央和中大法学院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会。然而，品性谦厚的端木老师却不愿高调为他举办祝寿和从教纪念活动，老师对我说：“我的生日和从教纪念日不值得庆祝。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对自己是清楚的。”这句话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端木老师在他康乐园的家中平静而安详地走了，言语无法表达我们的悲痛和哀思。我想，我们缅怀纪念老师的最好方式就是像老师那样为人、为学和为师。
端木老师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永存！在我们的心中，端木老师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责任编辑：管理员
人格的光辉 精神的感召
——沉痛悼念端木正教授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7-06-18
黄 瑶
敬爱的端木正教授离开了我们。这些天来，沉浸在悲痛中的我一直在想，端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为什么他的逝世会受到上至中央下至草根百姓的哀悼？为什么他生前教过和没有教过的学生会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别？为什么在他的送别仪式已经结束之后还不断地有众多的学生和各界人士手持鲜花到端木老师的家中和墓地表示哀思？难道这仅仅是因为端木老师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等要职，所以他逝世后才享有如此殊荣？答案绝非这么简单。在我看来，端木老师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哀悼和敬仰，主要在于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心慈友善的仁者、爱生如子的师者。
作为功成名就的学者，端木老师深受学界的敬重。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对此有切身的感受。去年，赵晓雁师姐和我在负责编辑老师的祝寿文集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老师的学界同仁、同行的投稿纷至沓来，他们的热情令我们感动。后来因该书篇幅所限，我们只得割舍部分来稿。该文集出版过程的顺利也出乎我们的预料。在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明德集——端木正教授八十五华诞祝寿文集》一书时，没有想到出版社爽快地答应免费出版。出版社的领导说：端木老是我们敬重的法学界前辈，我们愿提供特殊优惠条件出版他的祝寿文集。这在出版界注重经济效益的当下实属少见，要知道当时的端木老师卸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职已有10年，并于2000年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尽管如此，老师的威望却因他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而继续影响着学界。2006 年9月，我在参加ETHICS亚洲地区国际刑法研讨会时遇到留日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新军老师，他告诉我：虽然目前国内的国际法教科书数量很多，但要为本科生挑选一本合适的国际法教本很难，他最终选择了端木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国际法》一书作为今年清华法学院的国际法教材。事实上这本由老师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编的《国际法》教材在中国法学界甚有口碑，引用率很高，一版再版，至今仍是法学畅销书。2005年，老师荣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学术成就奖”，这对老师来说当之无愧。
端木老师是个平等待人、充满博爱之心的仁者。老师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平等地对待学生和部属们，即便是对最普通的工人也不例外。在这次送别老师的仪式上，我在人群中惊讶地见到老师家的钟点工小宋。她眼眶红红地对我说：“端木爷爷星期一回到广州，我干完家务离开时，他还笑着跟我挥挥手，说：“再见”，第二天到他家时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一定要来给端木爷爷送别。”在自发前来为老师送别的人群中，还有卖牛羊肉的、做点心的和理发的工人，老师生前与他们朋友相待。在老师逝世当晚的守夜中，做点心的师傅主动送来了老师平日爱吃的咖喱角。实际上，老师的宽厚仁慈、友善博爱何止及于他身边的人，用老师女儿端木美研究员的话来说，他“处处想着别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他想到的是读者，他对记者们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都可以问，别耽误读者就行。2004年，老师患眼疾，医生严格限制他看书的时间，那时他想到的是莘莘学子，当即决定将在广州和北京两个家中的绝大多数书籍捐给中大图书馆，共有5万册左右。在生前就将个人藏书捐出的学者应该说少之又少。当老师看到国内外发生重大灾祸事件的新闻时，他想到的是灾民。2004年底印度洋地区发生大海啸，老师闻讯后即拄着手杖携师母到银行去捐款。由于当时中大中区的工商银行尚未做好接受捐款的准备工作，老师转而到法学院去捐款。甚至在老师临终的那天晚上，他老人家想的还是别人。据师母姜凝老师讲，27日晚上十点多，老师感到胸口不适，她和儿子要给老师找医生治疗，却被老师阻止，他说：“这么晚了别麻烦了，你们都睡觉吧。”师母见他病情不轻，只得拨打急救电话。但因抢救无效，老师最终离我们而去。老师一生最怕麻烦别人，就连辞世都像怕惊动我们似的，从惊悉老师逝世到举办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仅有短短的三十多个小时。当我们还没有从震惊和悲痛中缓过神来，老师的丧事就已结束。老师生前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渊博的学问和人格力量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正因为如此，在老师辞世后，才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深深的哀思。依从伊斯兰教的习俗，老师的告别仪式上不用挽联和画像，前来悼念者也不宜哭泪，但还是有些人禁不住失声痛哭。在停放老师遗体的广州小东营清真寺，广州的回民们络绎不绝、自发地前来为老师诵经、守灵。师母很感慨地说：“广州的回民真好”。我想，那是因为老师长期以来待广州的回民如兄弟一般，所以他们也像我们这些弟子一样深深地爱戴着端木老师。
作为师者，端木老师一直在关心和惦记着他的学生，令人万分感动。老师长年来不断给在高校任教的弟子们寄书；每年都给不少学生寄出他亲笔书写的贺年卡；他还给学生送生日礼物和结婚礼品。老师为人低调，很多的大场面大酒会他都婉言谢绝，但学生的约请他总是欣然赴约。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期间他外出视察各地法院工作时，常常谢绝官方的招待节目和休闲安排，而将时间留给在当地工作的毕业生。老师每到一地总是抽空设法与学生们联系，或电话交谈，或相约见面，他是那么珍视与学生们相聚的时光。在老师半个多世纪的教书匠生涯中，学生在他的心中始终居于特殊的位置。在给研究生上最后一堂课时他要点名，他对同学们说：“我想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老师最后参加的也是与学生们的聚会——他逝世前的15天、11月12日中大校庆日，法学院在北京的校友们相聚在中国人民大学“聚友缘”。在北京医院做完手术出院不久的端木老师，在弟子们的搀扶下缓缓来到了新老同学们中间。他们是1980年中大法律系复办以来培养的各界毕业生。当年老师临危授命接下系主任的重任，在一无师资，二无教材资料的条件下，白手起家重建法律系。看到自己当年艰苦创系换来的今日桃李芬芳，老师的脸上绽放出了欣慰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的端木老师，他永远与学生们同在！
11月28日早晨端木老师逝世的消息一传出，我的电话和手机短信就一直没停过，学界的同行、老师的学生们纷纷让我转达对端木老师的悼念和哀思。其中一个电话是法律系83级本科校友会托我与老师家属的预约，他们想代表83级的全体同学登门哀悼和慰问。我从1983年进入中大法律系就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到毕业留校任教成为老师的同事，是离老师最近的弟子之一。当日傍晚，83级两个班的毕业生派出6位代表到端木老师府上看望了师母。83级是“文革”后法律系复办所招收的第四届本科生，端木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他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却是我们的精神导师。老师的声望使我们以作为他的学生而感到自豪，毕业后走上了社会的我们还不时获得老师的鼓励和关怀。今年6月30日，中国第二期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中大梁銶琚堂举行。担任该防暴队党总支书记兼政委的马伟灵是我们83级的同学，他向中大有关部门提出，想在回母校做报告时抽空拜见他崇敬的端木老师。正巧老师刚刚从北京返穗，尽管他的体力和精神已大不如前，且行走困难，但老师还是表示他要去听这场报告会。报告会那天天气炎热，但会堂里听众的热情高涨。当我陪着老师和师母走进会场时，一批赶来为马伟灵捧场的83级毕业生蜂拥而上，纷纷跑过来与端木老师握手问好。与同在会场的维和防暴队的英雄们在一起，端木老师好像成了大英雄。老师从头到尾认真听完了为时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会后我们83级同学没能同老师合影，因为此时的端木老师已筋疲力尽，他疲惫得无力站立。散会后，应马伟灵的请求，老师送给他一本自己所著的《端木正文萃》（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丛书之一）。老师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是“伟灵贤弟笑纳，端木正敬赠”。马伟灵看了老师的亲笔题词后动情地说：“恩师称我这个小辈学生为‘贤弟’，我哪敢当啊！”这就是我们的端木老师，一位高大而又亲近的师友！
端木老师逝世后的第二天下午一时许，有“中国第一座清真寺”之称的怀圣寺门口排起了长长的前来给老师送别的人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风尘仆仆专程从外地远道而来为端木老师送别的弟子们，有乘当天飞机来往广州的外省律师，有从香港、澳门赶来的律师和法官。老师的人格光辉和魅力，召唤着众多学生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自发地从各地赶来广州送他最后一程。
端木老师突然离开了我们，可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老师说，最让他苦闷的是不能给学生上课。老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课时总是先强调：“要学法，先要学会做人。”他说，法律人一定要廉洁自爱，执法者守法是做人的根本。课堂上，老师总教导我们要把中文和外语学好，要有口才和文才，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工具。老师很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他常教诲我们，外语是学好国际法的基础。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趁年轻的时候多看书，否则到了退休后虽有了时间但眼睛却不好使了。老师教导我，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这样，人际关系就会很好。老师言传身教，教我为人谦虚，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2004年中大80周年校庆之际，适逢老师85岁寿辰和从教55周年，民盟中央和中大法学院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会。然而，品性谦厚的端木老师却不愿高调为他举办祝寿和从教纪念活动，老师对我说：“我的生日和从教纪念日不值得庆祝。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对自己是清楚的。”这句话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端木老师在他康乐园的家中平静而安详地走了，言语无法表达我们的悲痛和哀思。我想，我们缅怀纪念老师的最好方式就是像老师那样为人、为学和为师。
端木老师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永存！在我们的心中，端木老师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责任编辑：管理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59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