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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记民盟盟员徐光宪先生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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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8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9日上午 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民盟盟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颁发奖励证书时,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徐光宪 先生是享誉国际的化学家,他建立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使我国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稀土生产和应用大国的飞跃,成功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格局,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光宪 先生也是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治学授业六十余载,所编《物质结构》等巨著泽被后人,今虽年近九旬仍活跃于科研前沿,精神堪为后辈楷模。怀着崇敬的心情,笔者在2月20日 上午 探访了徐光宪 先生。
甫进先生家门,就被屋内摆放齐整的书架所吸引。每个书架的格子上边都有标签,上边打印着编号和内容。书架里的《量子化学》和《物质结构》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彰显着先生过人的学术成就。在与先生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先生讲述了近60年来他加入民盟、攀登科学高峰、传道授业、参政议政等一系列平凡又动人的故事。
加入民盟——科学救国,民主爱国
故事是从 先生的入盟申请表开始的。1952年7月2日 ,先生将填写得工工整整的入盟申请表交到了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1952年9月10日 ,民盟支部工作会议上,先生正式加入民盟,成为民盟的一员。57年过去了,先生拿着入盟申请表的复印件仔细地阅读,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岁月。
1946年,徐光宪来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化工系读研究生,半年后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由于成绩特别优异,还获校聘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主修量子化学。在这里,素来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刻苦学习的徐光宪,不仅保持着优异的学业,而且活跃在校园里的爱国进步组织中。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成为该会纽约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参加了唐敖庆(注1)等人发起的中国同学会和新文化学会等学生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和新文化学会组织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大会上,同学们根据新华社报道的国旗图样,自己制作了鲜红的五星国旗,又请纽约《华侨日报》唐明照(注2)主编做国内形势报告。大会还向联合国发了签名通电,要求驱逐国民党代表,接纳新中国代表。
1950年初正值海南岛解放。受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影响,徐光宪、唐敖庆等人所在的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又发起慰问人民解放军的“一人一元劳军运动”,全美国有一千余人参加。虽然募集到的资金不多,但是这是对祖国的政治表态。先生说,这些活动对促进留美学生回到新中国也起了很大作用。
1951年3月,徐光宪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法案,要求全体留美学生加入美籍,不准回国。徐光宪的妻子高小霞经过重重考虑,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于是,高小霞放弃了博士学位,和徐光宪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之后,徐光宪回到北大化学系任教,当时北大化学系的系主任是著名化学家、盟员曾昭抡 先生。而当时唐敖庆也已经回国,在北大化学系任教,于1951年加入民盟。经过在美国数次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又受曾昭抡、唐敖庆、田曰灵等在国内的盟员影响,徐光宪接受了民盟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盟的当前任务是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前进,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并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早日实现奋斗”(注3)。1952年,徐光宪和高小霞夫妇经唐敖庆和田曰灵介绍,双双加入了民盟。
攀登科学高峰——临危受命,中国传奇
有人说:“只有置身于稀土元素周期表和稀土4F 轨道模型之间,徐 先生才会怡然而坐。”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到了一项紧急军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的镨和钕。稀土元素本身的特性很相近,17种元素要想提纯任何一种在当时都是极大的挑战。徐光宪先生从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入手,不仅出色完成任务,而且使镨钕分离系数从原来的1.4到1.5直线提升到4,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
但是这种萃取分离工艺直接运用到工业生产中仍然有很大的困难。中国原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资源储备,仅白云鄂博一地的储藏量就占整个世界的50%以上。但是生产技术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中,他们将这些技术作为高度机密。中国长期以来只能向外国出口稀土矿然后再进口稀土制品。中国是稀土资源大国,却不是稀土生产大国。如果徐光宪成功将这种工艺应用于工业生产,将改变国内稀土行业长期受制于人的落后局面.
徐光宪总结前人经验,重新设计出一套化学操作流程,并导出与此相应的一套串级萃取理论公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回流串级萃取工艺。1974年9月,他亲赴包头稀土三厂参加这一新工艺流程用于分离包头轻稀土的工业规模试验。这种试验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一年,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一次失败就意味着不得不再等上几个月才能检验结果,那将是极大的损失。但是徐光宪凭靠多年的经验,一次即获得成功,从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
经过几年的时间,徐光宪和他的课题组的科研成果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这些原则和方法用于实际生产,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稀土分离工艺集中在西方少数国家中,他们垄断了国际稀土市场。但是徐光宪的串级萃取工艺让世界突然发现:现在在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已经是中国了。一排排看似貌不惊人的萃取箱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只需要在这边放入原料,在“流水线”的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原来那种耗时长、产量低、分离系数低、无法连续生产的生产工艺被彻底抛弃了。后来,徐光宪和它的课题组又将这样一项复杂的生产工艺“傻瓜化”,传统的串级萃取小型试验被计算机模拟代替。现在的稀土生产已经人性化地变成了几个简单数据的输入。这项技术让国外同行惊讶不已。至今这项关键的技术仍然属于国家机密。正因为这样,徐光宪和他的课题组在许多方面虽有成果却不能写成论文发表。对这个,他们淡然处之,所给的答复只是微微一笑。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有人说,徐光宪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中国传奇”。
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
徐光宪 先生加入以文教界为主要成员的民盟组织57年来,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在教学上也是桃李满天下。先生学生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很多学生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2006年,先生与季羡林 先生、厉以宁 先生等教师一道,获得了北大第一届“蔡元培奖”。而季羡林 先生对徐光宪的评语是:“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
他爱学生,为满园桃李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热情。徐光宪 先生之前接受采访时说:“我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他们今天的成就早已超过我。例如在串级萃取理论方面,严纯华和他的团队,取消了我的一个根本假设,使之能适用于重稀土元素的分离,使串级理论更趋完善,又提出‘联动萃取’的新技术,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在量子化学理论方面,盟员黎乐民早已超过了我……”现在,徐光宪的门生很多已成为院士、长江 教授或学科带头人。谈起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先生无比骄傲。
作为民盟盟员,徐光宪 先生一直在关注教育进步和青年学生的发展。先生说:“应该培养学生的时代幸福感、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现在我们觉得很幸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旧社会,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社会也不安定,我们也就觉得不幸福。现在是中国近200年最好的时候。以前无数革命先烈为之牺牲,就是要希望能达到这样的社会。虽然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很多问题要想法子解决。胡锦涛总书记说要有“三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温家宝总理要做政府工作报告,他就邀请了农民工的代表,农民的代表,工人的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要有时代幸福感。关于社会责任感,我们每个人长大都会受到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导,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前人的劳动。我们的成长都是社会供养的,大学毕业以后,要回报社会,要反哺社会,要向社会回报。人是有知识的社会动物,社会培养了我,我就要回报社会。至于历史使命感,我们现在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要比第一个三十年取得更大的成就。第二个三十年里,我们国家的GDP要超过美国,年轻人要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使中国和平崛起,要建立和谐的世界,不要挑起战争,这个责任都在年轻人身上。”
2003年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北大也被迫停课。先生十分担心学生的学习情况,于是就给北大的同学们写了两封信。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自学”的内容,体现了先生对同学们的深切关怀。提到这两封信,先生很激动,他说:“我小时候常常生病,去看中医,要去中药铺抓药,中药铺的药有很多抽屉,从里边抓药的时候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取药。那时我大概只有十多岁,我就想,我以后脑袋里也要有这样的抽屉,把学到的知识分类装起来,也就是在头脑中建立一个知识框架,把我学到的东西装进去,以后学到的东西也装进去,和之前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做出自己头脑里边的体系。于是,我把学到的东西进行分类、归类、归档,后来我就坚持做文档的框架体系。” 先生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有编号内容的书架,“这种书架我旁边的房间还有好多,就是把文档分类放到那里。现在有电脑了,电脑里边的文档也分门别类的整理保存,以后要用了,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我就可以从分类的框架找出来。对民盟的朋友们来说,你们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所以抽屉的格子要多一些,也就是知识面要宽广一些。知识是很复杂的体系,可以分成几个体系,一个是哲学宗教体系,一个是科学技术体系,一个是文学艺术体系,一个是文理交融体系。我们的学习可以在这几个体系里边选一个作为自己专攻的方向,但其他的知识也不能不了解。”
参政议政——累累硕果,造福社会
提到徐光宪 先生参政议政的事情,民盟北大委员会的沈正华说,徐 先生所在的5组气氛一直都是最好的。
徐光宪 先生作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1964年和1965年两次次全国人大的会议。先生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五、六、七、八四届全国政协的工作。
参加三届人大的时候,徐光宪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印象很深刻。先生说:“周总理讲,报告是向人大汇报,让人大审议,不是做报告。这个印象很深,我觉得总理很尊重人大这个场合。可惜的是,三届人大只开了1964年和1965年两次会议,之后因为文革人大会议就停止了。”
文革结束之后,徐光宪和高小霞都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被分在教育组。而徐光宪主要提的提案都是关于教育和科研的问题,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科研经费、高等学校也要抓科研成果等问题。先生说:“提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教育能发展得快一些。当时,大学教育规模很小,不能适合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每次会议我都会提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提案。当时科研经费很低,科技工作者待遇也不高,我们就建言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解决那些问题。在那个年代,谁做科研这个问题不明确,大家都觉得科研是科学院的事情,但是如果科研不提高教育水平也不能提高,所以我们说,高等教育也要抓科研成果,两手都要硬才是高等学校的发展方向。我们建议的主要就是科学、教学需要并重的问题。而现在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参政议政的大舞台上,徐光宪紧紧抓住“科教兴国”这一主题,建言献策。他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所提建议都很有深度。他每年都挤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政协组织的调查视察。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视察途中常被当地的大学邀去讲学,他总是愉快答允,从不推辞。这种热心参政议政的精神,各地政协的同志无不深为感动。
虽然与先生的交流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但是我却受益良多。先生说:“成功,是30%的天赋加上40%的勤奋,加上30%的机遇组成的。而勤奋,可以补充天赋的不足,更能使你做好抓住机遇的准备。天道酬勤,只要你努力,勤奋地工作、学习,那么,成功就离你不会远了。”
天道酬勤,徐光宪 先生就在这勤奋的工作、学习中,获得了世人的赞誉。正如民盟中央在给先生的贺信中所说:“此次先生荣获最高科学技术奖,正是国家对您光辉业绩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实名所至,众望所归,这是先生的光荣,也是民盟的光荣。”(寇光裕 )
注1:唐敖庆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以助手身分随同我国知名化学家、民盟盟员曾昭抡和数学家、民盟盟员华罗庚赴美考察原子能技术,随后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受曾昭抡和华罗庚的影响,唐敖庆 先生接受了民盟的政治主张,1951年回国之后加入了民盟。
注2:唐明照是美共党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50年回国,回国后曾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
注3:摘自徐光宪入盟申请表。
附:人物简历:
徐光宪(1920— )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汉族。1920年11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上虞市,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6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助教。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1年被选为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现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徐光宪 夫人高小霞,亦是化学家。
20世纪50年代,徐光宪发表论文《旋光理论中的邻近作用》,揭示了化学键四极矩对分子旋光性的主导作用;50年代,他改进仪器设备,把极谱法的测量精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在国际上较早测定了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与一些阴离子的配位平衡常数。根据弱配位平衡与吸附平衡的相似性,提出配合物平衡的吸附理论,可以简便地描述溶液中弱配位平衡过程。1957年,徐光宪被调往技术物理系工作,开展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1962年提出了被国内普遍采纳的萃取体系分类法
从70年代末开始,徐光宪主持开展了对稀土量子化学和稀土化合物结构规律性的研究。1982年,徐光宪通过总结实验资料和分析量子化学计算的结果,提出原子价的新定义及其量子化学定义,圆满解决了Pauling、Mayer等人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徐光宪非常重视科研基地的建设,1986年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北京大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1991年,在他的努力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徐光宪热心教育事业,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兼任多项学术职务,为培养科技人才倾注了心血。至今已发表论文400余篇和10本教科书及专著,由于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徐光宪1994年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北京大学首届自然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2008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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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9-04-28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甫进先生家门,就被屋内摆放齐整的书架所吸引。每个书架的格子上边都有标签,上边打印着编号和内容。书架里的《量子化学》和《物质结构》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彰显着先生过人的学术成就。在与先生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先生讲述了近60年来他加入民盟、攀登科学高峰、传道授业、参政议政等一系列平凡又动人的故事。
故事是
1946年,徐光宪来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化工系读研究生,半年后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由于成绩特别优异,还获校聘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主修量子化学。在这里,素来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刻苦学习的徐光宪,不仅保持着优异的学业,而且活跃在校园里的爱国进步组织中。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成为该会纽约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参加了唐敖庆(注1)等人发起的中国同学会和新文化学会等学生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和新文化学会组织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大会上,同学们根据新华社报道的国旗图样,自己制作了鲜红的五星国旗,又请纽约《华侨日报》唐明照(注2)主编做国内形势报告。大会还向联合国发了签名通电,要求驱逐国民党代表,接纳新中国代表。
1950年初正值海南岛解放。受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影响,徐光宪、唐敖庆等人所在的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又发起慰问人民解放军的“一人一元劳军运动”,全美国有一千余人参加。虽然募集到的资金不多,但是这是对祖国的政治表态。先生说,这些活动对促进留美学生回到新中国也起了很大作用。
1951年3月,徐光宪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法案,要求全体留美学生加入美籍,不准回国。徐光宪的妻子高小霞经过重重考虑,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于是,高小霞放弃了博士学位,和徐光宪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之后,徐光宪回到北大化学系任教,当时北大化学系的系主任是著名化学家、盟员
攀登科学高峰——临危受命,中国传奇
有人说:“只有置身于稀土元素周期表和稀土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到了一项紧急军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的镨和钕。稀土元素本身的特性很相近,17种元素要想提纯任何一种在当时都是极大的挑战。徐光宪先生从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入手,不仅出色完成任务,而且使镨钕分离系数从原来的1.4到1.5直线提升到4,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
但是这种萃取分离工艺直接运用到工业生产中仍然有很大的困难。中国原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资源储备,仅白云鄂博一地的储藏量就占整个世界的50%以上。但是生产技术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中,他们将这些技术作为高度机密。中国长期以来只能向外国出口稀土矿然后再进口稀土制品。中国是稀土资源大国,却不是稀土生产大国。如果徐光宪成功将这种工艺应用于工业生产,将改变国内稀土行业长期受制于人的落后局面.
徐光宪总结前人经验,重新设计出一套化学操作流程,并导出与此相应的一套串级萃取理论公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回流串级萃取工艺。1974年9月,他亲赴包头稀土三厂参加这一新工艺流程用于分离包头轻稀土的工业规模试验。这种试验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一年,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一次失败就意味着不得不再等上几个月才能检验结果,那将是极大的损失。但是徐光宪凭靠多年的经验,一次即获得成功,从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
经过几年的时间,徐光宪和他的课题组的科研成果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这些原则和方法用于实际生产,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稀土分离工艺集中在西方少数国家中,他们垄断了国际稀土市场。但是徐光宪的串级萃取工艺让世界突然发现:现在在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已经是中国了。一排排看似貌不惊人的萃取箱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只需要在这边放入原料,在“流水线”的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原来那种耗时长、产量低、分离系数低、无法连续生产的生产工艺被彻底抛弃了。后来,徐光宪和它的课题组又将这样一项复杂的生产工艺“傻瓜化”,传统的串级萃取小型试验被计算机模拟代替。现在的稀土生产已经人性化地变成了几个简单数据的输入。这项技术让国外同行惊讶不已。至今这项关键的技术仍然属于国家机密。正因为这样,徐光宪和他的课题组在许多方面虽有成果却不能写成论文发表。对这个,他们淡然处之,所给的答复只是微微一笑。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有人说,徐光宪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中国传奇”。
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
他爱学生,为满园桃李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热情。
作为民盟盟员,
2003年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北大也被迫停课。先生十分担心学生的学习情况,于是就给北大的同学们写了两封信。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自学”的内容,体现了先生对同学们的深切关怀。提到这两封信,先生很激动,他说:“我小时候常常生病,去看中医,要去中药铺抓药,中药铺的药有很多抽屉,从里边抓药的时候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取药。那时我大概只有十多岁,我就想,我以后脑袋里也要有这样的抽屉,把学到的知识分类装起来,也就是在头脑中建立一个知识框架,把我学到的东西装进去,以后学到的东西也装进去,和之前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做出自己头脑里边的体系。于是,我把学到的东西进行分类、归类、归档,后来我就坚持做文档的框架体系。” 先生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有编号内容的书架,“这种书架我旁边的房间还有好多,就是把文档分类放到那里。现在有电脑了,电脑里边的文档也分门别类的整理保存,以后要用了,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我就可以从分类的框架找出来。对民盟的朋友们来说,你们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所以抽屉的格子要多一些,也就是知识面要宽广一些。知识是很复杂的体系,可以分成几个体系,一个是哲学宗教体系,一个是科学技术体系,一个是文学艺术体系,一个是文理交融体系。我们的学习可以在这几个体系里边选一个作为自己专攻的方向,但其他的知识也不能不了解。”
参政议政——累累硕果,造福社会
参加三届人大的时候,徐光宪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印象很深刻。先生说:“周总理讲,报告是向人大汇报,让人大审议,不是做报告。这个印象很深,我觉得总理很尊重人大这个场合。可惜的是,三届人大只开了1964年和1965年两次会议,之后因为文革人大会议就停止了。”
文革结束之后,徐光宪和高小霞都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被分在教育组。而徐光宪主要提的提案都是关于教育和科研的问题,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科研经费、高等学校也要抓科研成果等问题。先生说:“提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教育能发展得快一些。当时,大学教育规模很小,不能适合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每次会议我都会提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提案。当时科研经费很低,科技工作者待遇也不高,我们就建言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解决那些问题。在那个年代,谁做科研这个问题不明确,大家都觉得科研是科学院的事情,但是如果科研不提高教育水平也不能提高,所以我们说,高等教育也要抓科研成果,两手都要硬才是高等学校的发展方向。我们建议的主要就是科学、教学需要并重的问题。而现在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参政议政的大舞台上,徐光宪紧紧抓住“科教兴国”这一主题,建言献策。他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所提建议都很有深度。他每年都挤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政协组织的调查视察。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视察途中常被当地的大学邀去讲学,他总是愉快答允,从不推辞。这种热心参政议政的精神,各地政协的同志无不深为感动。
虽然与先生的交流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但是我却受益良多。先生说:“成功,是30%的天赋加上40%的勤奋,加上30%的机遇组成的。而勤奋,可以补充天赋的不足,更能使你做好抓住机遇的准备。天道酬勤,只要你努力,勤奋地工作、学习,那么,成功就离你不会远了。”
天道酬勤,
注1:唐敖庆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以助手身分随同我国知名化学家、民盟盟员曾昭抡和数学家、民盟盟员华罗庚赴美考察原子能技术,随后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受曾昭抡和华罗庚的影响,
注2:唐明照是美共党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50年回国,回国后曾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
注3:摘自徐光宪入盟申请表。
附:人物简历:
徐光宪(1920— )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汉族。1920年11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上虞市,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6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助教。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1年被选为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现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20世纪50年代,徐光宪发表论文《旋光理论中的邻近作用》,揭示了化学键四极矩对分子旋光性的主导作用;50年代,他改进仪器设备,把极谱法的测量精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在国际上较早测定了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与一些阴离子的配位平衡常数。根据弱配位平衡与吸附平衡的相似性,提出配合物平衡的吸附理论,可以简便地描述溶液中弱配位平衡过程。1957年,徐光宪被调往技术物理系工作,开展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1962年提出了被国内普遍采纳的萃取体系分类法
从70年代末开始,徐光宪主持开展了对稀土量子化学和稀土化合物结构规律性的研究。1982年,徐光宪通过总结实验资料和分析量子化学计算的结果,提出原子价的新定义及其量子化学定义,圆满解决了Pauling、Mayer等人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徐光宪非常重视科研基地的建设,1986年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北京大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1991年,在他的努力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徐光宪热心教育事业,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兼任多项学术职务,为培养科技人才倾注了心血。至今已发表论文400余篇和10本教科书及专著,由于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徐光宪1994年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北京大学首届自然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2008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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