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范 永 存
鲁谆 来源:《一棵大树 一座富矿》


2005年4月25日,噩耗传来,我们尊敬的费孝通会长,于前一天晚间仙逝,享年95岁。尽管半年多前费老住院后不久,他的家人就对我们说,由于年高病重,老人家这次怕是难出院了,但大家还是期待着奇迹发生,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聆听他那带着吴江乡音的学术演讲和亲切谈话。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事来到费老家中,在他面带微笑的遗像前,献上花篮,鞠躬默哀,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起会上
指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费老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成立后不久,即受聘为顾问。在1998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上,费老以88岁高龄当选会长。大家对能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领导研究会工作,非常高兴。晚年的费老仍风尘仆仆于各地调查,不知疲倦地思考写作,同时还以极大热忱关注着研究会的发展。这六七年来,研究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学术活动,每步入一个新台阶,都与费老密不可分。我因在会里担任日常工作,对此感受尤深。
1998年12月,费老热情地出席了我会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在香港主办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我会首次在境外举行大型会议,费老极为重视,不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等一起出席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宣读学术论文《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老谦虚质朴的开场白,至今言犹在耳:“我自从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对我们常说的中华炎黄文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炎黄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一直想找机会向学者专家们请教学习。”
费老在这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关口,世界日新月异,各个文化都面临着改革的选择,历经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中华文化也面临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课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事关存亡续绝”。为此,费老再一次呼吁要有“文化自觉”,并给以严谨的定义:“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成立“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得到与会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费老对“论坛”始终寄予厚望,给以大力支持和及时指导。论坛一年一度的小型暑期学术座谈会他都参加,谈他新近调查的切身体会和所作的文化思考,与大家一起切磋论坛下一步的研讨课题;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他都紧密结合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观察,从文化视角加以分析,认真准备自己的学术论文。费老的学术谈话和学术报告,为论坛和研究会指明了方向;他在海内外的崇高声誉,为论坛和研究会扩大了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于中国“三级两跳”
的文化思考:“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1999年夏天,我会一年一度的暑期学术座谈会在大连举行,在费老亲自指导下,与会者共商即将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宜。大家一致同意来年的会议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为主题,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2000年10月,论坛首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海内外100余位学者与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发来贺信。
正值新世纪来临、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之际,费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做了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的学术报告。费老在报告中,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变迁讲起,并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做出学术、理论的提升与概括。他说:“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在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做‘三级两跳’。”
费老指出,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并且后来而暂未居上,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改革开放以来,急起直追,现在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同时更需深入思考,盲目地进入潮流是不行的,“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他指出:“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的确,对于文化问题,费老是看得很深的,总是把它与人的素质、国家命运、人类前景联系起来。
在这个报告中,费老还从中国文化的许多优秀传统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其重要价值,谈到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这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是讲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天人合一。”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观念仍有强大的活力,现代人类提出的准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提倡的。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把这个话放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年会上讲,我觉得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表达一种愿望,就是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费老在国际会议上,一再肯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价值所在,对于我会全体同仁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
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成立当年就创办起来的纪实性期刊,费老也给予经常关注,并欣然应聘为杂志社顾问。
2001年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其主办的《炎黄春秋》成立10周年,5月26日在研究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费老致词说:“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表示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悠久文化更加关注和重视,而且愿意通过组织起来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一向所说的文化自觉”。他把研究会的工作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使我们心胸豁然开朗,眼界更加宽阔。7月21日,他又参加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庆祝10周年座谈会。他结合这个杂志的特点和风格,对杂志社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费老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费老这两次谈话都不长,意蕴却很深,引导着研究会和杂志社全体同仁满怀信心地跨入第二个十年。
转眼到了2002年炎热的夏天,研究会又为下一次论坛会议而加紧筹划。6月12日下午,我和研究会几位负责同志来到费老家中,向费老汇报论坛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并请费老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出席即将在8月于八达岭举行的暑期论坛座谈会,特别是12月在香港主办的研讨会。费老在仔细倾听后,笑容满面地说:“前一段我对香港会议的内容作了思考,现在正在准备香港会议的文章。香港会议是我今年的一件大事,只要我身体吃得消,一定带着文章去,8月的座谈会也去。会里其他我能做的什么事,一定做。会里的事,我尽力支持,支持到底。”他那坚定的语气和慷慨的承诺,怎能不令人信心倍增!
在“从实求知”的学术道路上毕生探索的结论:
“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2002年12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第二次会议,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在香港举行。这是我会以费孝通会长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为主题,在境外开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我和会里的同志都为此感到高兴、欣慰和自豪。
遗憾的是,费老出席了8月举行的八达岭暑期座谈会后,却因病未能出席12月的香港论坛会议。他事先认真准备的学术论文《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只能请人代为宣读。在这篇论文中,他回顾了自己提出“文化自觉”理念的背景和经过,实际上也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费老说,“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他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很早。“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
他回顾了19世纪中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随后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到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暂时使争论停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历次政治运动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顶点,使人以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用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据此,他强调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费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所谓“从实求知”,就是科学的态度,老实的态度,做任何学问都应抱持的态度。“文化自觉”就是他在中国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过一生努力从实际中求得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面临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2003年8月中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太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03暑期太原论坛暨晋阳文化座谈会”。令人惊喜的是,93岁高龄的费老又兴致勃勃地到会了。费老在第一天举行的“晋阳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座谈会上,讲到他1995年到山西考察的情景,他语重心长地说,山西是个中部省份,研究山西文化,就要研究如何在西部大开发和沟通东西部文化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要进一步研究晋阳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在第二天讨论将于2004年举行的第三次论坛会议的筹备工作时,费老对下届论坛我会与澳门大学等单位共同在澳门主办,以“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予以首肯。他说,我们真心地希望中西文化的交汇、融通,既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且指出,近数百年来,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个地点就是澳门。他还高兴地谈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正是澳门大学授予的。所以,他希望明年能去澳门参加论坛会议。
然而,费老又因病而未能像大家期待和他自己希望的那样出现在澳门论坛会议上。太原会议也成了他参加研究会和论坛的最后一次会议。住院半年多以后,费老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代学人风范永存
费老一生阅历丰富,贡献巨大。他既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还是多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实践和学术理论,值得很好地研究与学习。他晚年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中,不仅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他的学术风范影响更为深远。我最难以忘怀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为国为民的治学目的。费老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明确,到了晚年更加突出。从“志在富民”到“小城镇大问题”,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到“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理念”,从“三级两跳”到“文化自觉”等,这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无不把自己的学术志趣与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以至人类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做到了生命不息,调查不止,学习不止,思考不止,写作不止。费老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出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已是耄耋之年。可是他仍然为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孜孜以求,珍惜晚年的有限时光。几乎在我们每一次见面时,都听他谈到自己来日无多,想要再多做些事情的心情。1957年以后,他中断学术工作20余年,他说:“我在70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10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多做些工作”。庆幸的是,他又紧张地工作了20多年,获得了世界所公认的新的重要成就。
在1998年第一次参加我会在香港主办的研讨会时,费老就说:“我衷心支持和愿意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我相信这个研讨会不仅能满足我个人急迫的学习上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我们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要”。他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反复呼吁世界各个文化应该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这次会议上又讲到他的这四句话,并且满怀期待地说:“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费老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伟大复兴,与世界文化多元和谐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的。
二是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费老从少年时起就从事写作,70多年笔耕不辍,真的是著作等身。到他去世时,已出版的16卷《费孝通文集》,就约有500万字。他的学术成就享誉中外,获得国际社会的推崇和尊重。可是他总是说自己学术上不足。“在90岁那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就是决心‘补课’。这是因为这几年社会变动得太大、太快,在这个大变动面前,我的能力不够了,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基础没有打好,所以要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身为90岁高龄的学术大师,却没有“权威”派头;他曾经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却没有任何官气,谦逊朴实,平易近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费老经常谈起他在国内外读书时的几位老师,从他的话里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人所罕见的恭谨之情。在一次研讨会上,我们又听他以怀念的口吻,说起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他说,在山东孔庙大成殿前,刻写着“中和位育”四个字,可以说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世代相传的基本价值取向。潘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中和位育”作了很好的发挥。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先生是个好老师,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能在当时充分意识到这套学说的价值,没有在这方面下够功夫。直到晚年,才逐渐体会到潘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出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听了费老如此谦恭地回忆起他的师长,更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三是“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费老终生践行了他自己定下的“从实求知”的信条。从20世纪30年代与新婚妻子在蜜月中同赴广西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将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版《花蓝瑶社会组织》,到留学英国期间出版英文专著《江村经济》,1942年至1943年访美期间整理和出版《云南三村》,直到1992年出版《行行重行行》,都坚持走这条为学之路。
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也是从实地调查中首先接触到这个问题,经过思考后提出的。他多次对我们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去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区考察,看到这个民族由于长期在森林中生存,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伺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又到黑龙江考察只有几千人的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想,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动那么快,他们就产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费老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由此他看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可见,费老的学术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而是从实地调查开始,再进行学术提升和理论概括,然后又回过头来指导现实活动。他每年都花大量的时间,跑农村、下工厂、到城镇、进社区、走边疆、住少数民族地区。他既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切磋学问,又同各地干部、群众广交朋友。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始终都很活跃,从来不僵化,并且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
费老走了。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炎黄文化研究》的全体同事,将永远怀念他,以他为楷模,把他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冯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