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日期：2012-11-3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从而加快了以1936年底“西安事变”为契机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寇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迫使当权的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并先后于1937年8月和1938年7月成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作出了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民主姿态。因此，各党派都对国民党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法令，并且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活动，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不满和失望；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又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各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并产生了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迫切要求。各抗日党派的这种要求和希望，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联络其他党派参政员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法令，提出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借口“异党”和思想问题，非法迫害人民。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参政员，也联络其他参政员同时提出了要求结束党治、改革政治的提案。当时一些国民党右翼参政员反对，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争论，终于使参政会作出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取得了民主势力对反民主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

    经过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的激烈斗争，各党派领导人深深体会到：这场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各党派联合的结果；如果没有联合，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党派领导人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政治组织，以形成一种联合的政治力量。1939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等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张澜等社会贤达，便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是之上层人士，共同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李璜、余家菊；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后退出该党)、罗文干、胡石青；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以及社会贤达张澜、光升等。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信约》主张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设施；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铲除贪污；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反对内战等等。

    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蒋介石在审查了《信约》、《简章》和会员名单后，以不能成为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取得合法活动的权利。

    统一建国同志会会员不多，几乎都是国民参政员。它虽然还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后，各党派领导人一方面筹建“统一建国同志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对广大人民进行民主思想教育，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坚持团结民主抗日。

    1939年10月1日，沈钧儒、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李璜、张君劢、张申府、江问渔、王造时、褚辅成等以参政员身份首先在重庆发起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共举行了八次，讨论十分热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1月，沈钧儒等又筹组宪政促进会，并向全国各地发展，一时各地宪政促进会如雨后春笋，纷纷举办演讲、出版刊物，使民主宪政的宣传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主宪政运动，1939年10月、12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支持宪政运动的指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使延安、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宪政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国民党顽固派仇恨和扼杀民主宪政运动，表面上同意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决议，却又在1940年9月悍然宣布：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同时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宪政团体的活动，把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压制了下去。10月，国民党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不断制造摩擦，同时，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实行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拘留马寅初，封闭邹韬奋在各地开设的生活书店。12月，又无理取消许多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参政员资格。这一切使各党派领导人感到，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国民党的迫害，发展民主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和帮助主张抗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在重庆经常同这些党派和人士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讲解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推动。1940年12月下旬，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酝酿联合。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皖南事变”促进了各党派加快联合，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2月25日至3月1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罗隆基、李璜等人，多次秘密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和宣言，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领导人选，为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作准备。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党派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职教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建协会的梁漱溟；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民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社会贤达张澜等13人。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确认与会13位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沈钧儒原为同盟的倡议人之一，但是因为沈钧儒所属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找麻烦，决定救国会暂不参加同盟，到1942年才正式加入。就这样，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便在重庆秘密成立。后来救国会加入，号称“三党三派”。

责任编辑：冯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