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美食情有独钟的写作者,当然不止老舍一人。同好者如梁实秋、唐鲁孙、张恨水等,写北京的“吃”各有各的偏好与个性。譬如与老舍同为北京旗族的唐鲁孙,出身名门望族。逯耀东称其家“世宦家族饮食服制皆有定规,随便不得”,“即便是一碗家常的打卤面,也不能马虎,要卤不泄汤,才算及格;吃面必须面一挑起就往嘴里送,筷子不翻动,一翻卤就泄了”。1972年,唐鲁孙以《吃在北平》一文,带动旅居台湾的北京作家回忆旧京美食的散文写作热。《吃在北平》从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写到东兴楼的烩鸭条鸭腰加糟,从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到玉华台的汤包,口味上南北荟萃,对北平的馆子菜和各色美食都如数家珍。

与唐鲁孙相比,出身普通旗人家庭的老舍,对北京美食的书写则不脱其平民甚至贫民本色。老舍自述其儿时因家境贫苦,夏天佐饭的菜往往就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因此舒芜说老舍写北京美食,几乎不写馆子菜,更不涉及高档的宫廷菜。他笔下最常见的,一是胡同人家的家常便饭,比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在夏天的傍晚,坐在院子中的枣树下,吸着绿豆汤,菜也许就是香椿拌豆腐,或小葱儿腌黄瓜,“是正合他的身份的”。二是北京小贩们走街串巷卖的各色小吃。譬如《赵子曰》中的赵子曰,在落雪天的清晨,是被“好热呀——白薯”“栗子味咧——真热”的吆喝声彻底唤醒的。小贩的锅里“娇黄的一锅白薯,煮得咕嘟咕嘟的冒着金圈银眼的小气泡”,赵子曰挑定了“锅心”那一块,小贩便“用刀尖轻轻把那块‘钦定’的白薯挑在碟子里,跟着横着两刀,竖着一刀,切成六小块,然后,不必忙而要显着忙的用小木勺盛了一勺半粘汁,匀匀的往碟上一洒”。烤白薯是北京最典型的街头小吃之一,论价格不过几个子儿一块,吃起来却仍有它的细致讲究之处。在老舍的笔下,这块冬日清晨的热白薯,也成了北京平民日常生活之“艺术化”特色的具体呈现。周作人在评论北京小贩那富于音乐性的叫卖声时,称从这些街头巷尾的声音中,“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在”。这种平民生活的风趣,于老舍写北京平民饮食的文字中,自是随处可见。夏日雨天里从胡同小贩那里买回的一酒盅炒豌豆,冬季里漂着一层油星和绿香菜叶的羊肉火锅,光线昏暗柔和、弥漫着甜香奶油味的老式饽饽铺里的传统点心,都承载着老舍对北京城市平民生活最鲜活的记忆。

作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美食凝结着我们的感官经验,色香味的交织,往往使得单纯的口腹之欲,上升为对某一特定情境的瞬间记忆和长久回望,也因此具有了文学审美的价值。老舍笔下的平民食物,“美”感之获得,自然不全在其如何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而在于借助写食物之美,来呈现北京城独特的城市风光,也可以说,老舍通过写北京的“吃”,发现了北京城独有的“城市风景”。《离婚》中写北京最热闹的街道:

咖啡馆的女招待,百货店的日本货,戴一顶新草帽或穿一双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风头的男女学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烤鸭,羊肉馅包子,插瓶的美人蕉与晚香玉,都奇妙的调和在一处,乱而舒服,热闹而不太奢华,浪漫而又平凡。特别是夕阳擦山的前后,姑娘们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卖酸梅汤的冰盏敲得轻脆而紧张,西瓜的吆喝长而多颤;偶尔有一阵凉风;天上的余光未退,铺中的电灯已亮;人气、车声、汗味中裹着点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惘而高兴,袋中没有一文钱也可以享受一些什么。

这北京城市夏日的街景中,烤鸭、羊肉馅包子、酸梅汤等食品,无疑赋予了“风景”独特的地域特色。《四世同堂》中,北平夏天的可爱,则完全是借助描写水果的轮番上市来实现的。从樱桃,到品类繁多的李子,再到杏子、水蜜桃、香瓜、西瓜……各类水果的色香味杂糅于一处,共同构成北京人特有的夏日记忆。老舍这样写瓜果之美,“红李,玉李,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儿来——‘买李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大蜜桃呀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这北平夏天的瓜果摊,无疑是声光色的交响曲。老舍曾经在《想北平》中说北京与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虽为都市,却仍能保有乡村田园之野趣,“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在他的笔下,当京郊的乡下人进城来叫卖着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时,他们的果品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受一点现代都市生活中稀缺的“诗意”;至于梨枣的上市,更让北平人有了“一叶知秋”之感,而开始准备晒夹衣、拆洗棉袍了。四时交替,节令流转,城市的时间在一瓜一果的滋味之中自然呈现。这既是对食物的审美,更是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个性化审美。

美食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感官层面的审美,事实上,食物所能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更为悠长的味道。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曾说:“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汪曾祺在《咸菜与文化》中,力图在咸菜的历史中品味中国文化的滋味;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感慨北京没有“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着眼点类似,都是看到了食物与历史文化之间隐秘而深刻的联系。老舍将衣食住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一再强调生活方式与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关系。《四世同堂》中小顺儿的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在沦陷的北平,最焦虑的是端午节买不到粽子。老舍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述北平人的端阳节俗,特别是北平人常吃的三种粽子:旧式饽饽铺卖的精致的糯米白糖粽、沿街叫卖的冰镇过的粽子及最普通的糯米红枣粽,正是要证明看似琐碎的物质生活的意义:“她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极度的别扭。”小小的粽子的消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消失,这便是食物的意义所在。在带有自传色彩的《正红旗下》中,老舍对本民族——北京旗人文化精神的审美与反思,同样借助了对食物的书写。“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因此,即便在日暮西山的皇朝末期,他们仍在精致而颓废、过分讲究的吃喝玩乐中混沌度日。他们的聪明、才干全耗在了物质生活的享受之中,因此“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在这里,食物——哪怕是最普通、最日常的吃食,也成为老舍反思民族兴亡历史的一条线索,从而获得了不可取代的文本意义。在有关北京美食的叙事中,老舍完成了对食物背后城市精神与历史文化精神的溯源。

与老舍一样擅长对食物进行“文学审美”的作家汪曾祺,在谈到他的老舍印象时,当然不会错过老舍家中的美食。汪曾祺回忆,老舍每年过生日时,会把市文联的同人请到家中聚餐。让汪曾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道菜中,有一瓷钵的芝麻酱炖黄鱼,对美食素有研究的汪曾祺说自己此前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此外,是芥末墩,“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最好的芥末墩”。还有一道,则是熬白菜。汪曾祺说那天老舍订了精致的盒子菜,里面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熬白菜一上桌,老舍立刻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芝麻酱炖黄鱼、芥末墩、熬白菜,作为美食实在有点太过“俗白”,但确实如汪曾祺所说,是“地道的北京风味”。

这地道的北京风味,是老舍家中家常菜的特色所在,也正是其文学创作独一无二的底色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