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4月，鲁迅到达日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在日本，他遇到了空前的历史机遇，但他做出的选择却出人意料。

鲁迅赴日留学之际，正是“庚子之乱”后的第一波留学热潮。当时的情况是清政府接受失败教训，开始进行系统性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派遣留学生。而留学生的云集之地，首先是日本。

留学生纷纷奔赴日本，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官府的倡导；二是日本政府提供方便；三是距离近，学费低，而且无需护照，无需签证，随便登上一艘船，到日本上岸就成了留学生。正因为这样，带着不同目的的各色人等一时间纷纷去了日本。据专家提供的可靠数据：1901年留日学生300人，1902年增至1058人，1905年增至8000人，1906年至13000人……到鲁迅回国的1909年，降至5174人。所以，鲁迅所经历的，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留日高潮的全过程。

到日本的那一年，鲁迅21岁。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只要不是浑浑噩噩，就不能不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不能不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设计。在日本，鲁迅面对的机遇是空前的。风云际会，政界、军界、学界的英才，在东京聚集了一大群。

这是一个简略的名单：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张继、邹容、陈独秀、蔡锷、蒋方震、张孝准、范源廉、杨度、章士钊……这里面有革命派的领袖，也有改良派的干将，他们都在日本留学，尽管一些人心思并不在于读书，但他们都在日本，有的与鲁迅住在同一个楼上，有的住在同一个院里，有的随时可以见到。鲁迅如果想结交他们，是可以随时走近的。

这又是一个名单：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孙文……他们不是留学生，而是政治、思想和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在日本的时间或长或短，但鲁迅都有与他们结交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清廷派往日本的留学监督，负责管理学生，也负责为朝廷发现人才。如果想为官方效命，这无疑是一条通途。另一种是留学生中的皇家子弟，比如良弼等，如果得到他们的赏识，通往朝廷的路也会比较顺畅。

身边有这样一些人，真可谓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

然而，长达七年的时间证明，鲁迅没有紧跟任何一派。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不靠拢官府倒不难理解，而面对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宣传和论争，既没有追随孙文，也没有追随梁启超，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他听过吴稚晖的演讲，却用挑剔的目光看到了他的华而不实。黄兴是他的同学，住在一个楼上，他可以从窗子里看黄兴赤膊在院子里洗澡，却没有参加他的同盟会。他与光复会的人关系密切，而且为光复会保存过文件，但他极少参加光复会的活动。

不赶时髦，不追潮流，是鲁迅骨子里的特点。站在一边、不声不响，看得多、想得多、说得少。一旦表达意见，则如斩钉截铁，自有振聋发聩之力。

在弘文学院读书的两年，他只交了一个朋友：许寿裳。在鲁迅的生命旅途中，这个同学极其重要：鲁迅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浙江潮》上，是许寿裳为他发表的；鲁迅毕业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这工作是许寿裳给他找的；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鲁迅去教育部工作，又是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的。这样的老同学，真的无需太多。

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在报考院校时，他没有沿着本来的路选择军事，没有选择当时的热门政法，也没有选经济或理工，而是选择了医学。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选择离开东京，独自一人去了仙台。离开热热闹闹的东京，意味着离开时代的潮流；选择学医，意味着他对身边的政治浪潮的某种疏离。

然而，不到两年，他又从仙台回到了东京：他弃医从文了，要从事文学活动，要通过文学而启蒙立人。

然而这是一条非常迂远的路。看看身边的人们吧，有的致力于改良，有的致力于革命，有的在思考立宪之路，有的在探寻富国强兵之途，有的则只想学得一技之长以谋生……鲁迅却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用于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

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志向是多么迂远、多么大而无当。然而，鲁迅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做出严肃的选择，而且从此不再改变。

早在去仙台学医之前，他就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并且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据许寿裳回忆，在弘文学院的时候，鲁迅就常常和他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何在？

作为孤立无援的个体，却要承担改造国民性的使命，这的确比改朝换代还要困难。而且，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因为无利可图而注定少有追随者。鲁迅所选择的道路不但不考虑如何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而且要批判的对象恰恰就是人民大众。无论是底层大众还是上层精英，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是他的革命对象。

因此，对自己选择的事业，他并不乐观。自己的同胞是否能够醒来，民族文化和心理的痼疾是否能够改变，他的确不知道。而且，透过历史的经验，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民众不但不欢迎启蒙，而且会迫害启蒙者。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在《摩罗诗力说》中，他看到的是：拜伦，“世辄谓之恶人”；雪莱，“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这些人物都是为人类而思索，有大悲悯，但他们的行为却为社会所不容。由此可见，鲁迅是多么清醒地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之艰难。

然而，这条路他选定了，要坚决地走下去。经过久久地思考，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张。他的主张可以由几句话概括。一句是：“人立而后凡事举。”也就是说，该做的事很多，富国，强兵，立宪，革命，民主，共和……但最重要的，首先是立人。中国人仍然处于奴隶状态，仍然愚昧而且虚伪，又何谈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立”，那一切美好的东西才能实现。另一句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已经涉及改变国民性和启蒙立人的具体内容。鲁迅认为中国人完全沉没在物质之中，缺少的是精神；习惯于从众，缺少的是个人。人要有点精神，有点独立的人格，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尊严和权利，这是鲁迅所希望的。

大体说来，这就是当时鲁迅“立人”的基本内涵。他关心的已经不是革命或改良的问题，也不是君主或民主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国民成为一个个站立起来的个体。

然而，道路选定了，走起来却很困难。他先是与朋友相约办刊物，结果却没有办成；然后是辛辛苦苦译成了《域外小说集》上下册，出版后却摆在店里卖不出去。直到与《新青年》相遇，鲁迅才结识了一群同志，有了一个平台，开始了他事业的一个新阶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