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与艾思奇共过事的同志大多了解，艾思奇作风正派、朴实敦厚、工作勤奋、胸怀坦荡，一生淡泊名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讲课、写作以及其他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他从来不去钻营人际关系，不做追名逐利之事，也不为谋取一己之私利而耗费光阴。“业精于勤”和“劳谦”这两条古训，是他书于案头，用以自律的人生准则，也是他一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博闻敏思，谦逊为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艾思奇即在中共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校外兼职很多，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曾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是当时社会科学方面的15位正式代表之一（这15人是：陈伯达、范文澜、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胡绳、李木庵），参加制定了政协组织法以及共同纲领，选举全国政协委员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委员，拟定国旗、国徽，决定首都所在地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以后，他又陆续参加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外文教委员会，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些头衔不仅是荣誉职务，而且是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扎扎实实去做大量工作的重要岗位。

当时，艾思奇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适应社会上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愿望，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武装千百万干部群众。当时，全国政协成立的学习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学习理论，艾思奇为主讲人之一。这些民主人士不仅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而且学识渊博。记得政协学委会的联系人朱洁夫同志来家介绍第一次听课的情况时说，参加学习的有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艾思奇深知这样的课不好讲，稍一不慎就会产生很大反响，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共产党的形象。但他知难而进，认真准备，力争把每一课都讲好。此外，他还应中联部和对外文委的邀请，给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讲课。记得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就曾在北京钓鱼台多次听过艾思奇讲解《实践论》和《矛盾论》。

艾思奇无论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对一般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备课，针对不同的听众撰写讲稿。他还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北大、清华讲大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社会发展史。尽管额外的讲课写作任务增加了，但他在校内的讲课和领导工作却丝毫未减。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亟待进行的理论、教育、宣传工作中去了。

艾思奇常对教研室的同志们说：“要在唯物辩证法上有真正的领悟，不了解人类历史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遗产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博览群书，深钻细研，锲而不舍地攻读，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乐趣和嗜好。艾思奇读书的范围极广，除古今哲学专著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涉猎。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世界各国的经典原著，艾思奇还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并掌握了多种外语。早年艾思奇学会了英文，在日本留学期间，除掌握日文以外，还自学了德文，以便能直接阅读马克思及德国的理论专著。渐渐地，艾思奇就连文学作品也能翻译了。20世纪50年代的他已40多岁，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更准确地理解列宁主义理论，他又给自己确定了学习俄文的目标。经过刻苦努力，他不仅能阅读苏联专家的来信，还能借助字典顺利地阅读俄文版的马列经典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长年满负荷工作的情况下，利用平时讲课、写作、作报告之余坚持学习换来的。

有一次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给北大、清华的教师辅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有位老教授提出，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人是从类人猿演化过来的观点不对，因为他是以当时达尔文研究资料为根据的，而现代科学证明人是从森林古猿演化而来。对这位教授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对经典著作的歪曲和攻击，应该批判。艾思奇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真查阅并研究了许多资料，认为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确实受到时代和材料的某些局限，于是诚恳地接受了这位老教授的意见，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作了纠正。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中，曾经把形式逻辑归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甚至把它摆在与唯物辩证法相互排斥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有北大、清华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参加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上，金岳霖先生直率地提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是否是一回事的问题。艾思奇坦诚地承认：“过去我们的确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同了。这是沿用了苏联哲学界的提法，同时，也是由于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根据地处于被包围之中，许多书没有看到，没有翻译过来，今天同几位先生交换了意见，很有益处，回去要好好研究。”以后，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了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并在讲课中明确肯定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性。艾思奇这种虚心好学、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敬。

心系故乡，一片深情

艾思奇自17岁开始两次东渡日本求学，只回过昆明一次，22岁又离开云南远赴上海。以后，因工作关系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但他对家乡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感情，很想为家乡人民做一点事。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解放日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在途中得了副伤寒，不得不留在晋西北岢岚县伤兵医院治疗。5月间病愈后，他继续向晋察冀进发，途中与云南的彝族将领张冲夫妇一家三口同行。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平山县后，张冲一家即转往东北。临别时，艾思奇叮咛他：“沿路保重，提高警惕，千万带好组织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张将军担任过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还任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艾思奇到达西柏坡后，正值辽沈战役期间。他给在东北任滇军军长的妹夫龙泽汇写过一封密信，希望他认清形势，走上新生的道路。1979年我去云南见到龙泽汇时，他对我回忆起这段往事：“1947年秋我在东北期间，一个清晨，突然有位农民打扮的人送来一封信，是二哥写来的。他在信中深情地叙着家常，并感谢我对他父母的照料，还问我今后的打算，表示为我的前途担心。我后来将信烧掉，但是留在心里的印象却是很深的。”龙泽汇后来在和平解放云南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艾思奇虽然在青少年时代就离开云南，但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关怀着家乡和云南人民，希望云南早日获得解放和新生。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于1949年率部起义时，还特意给艾思奇发来电报：“探交艾思奇委员并转云南旅外同乡公鉴，兹为全滇1200万人民争取光明，实现真正和平与民主，我于即日率部起义。宣布云南全境解放，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接管，除通电全国外，尚希望予协助指导，共同完成人民解放事业。”

艾思奇接电后即上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并多方与云南旅外同乡联系，日后又与齐燕铭同志一道接待了朱总司令的老师李根源先生（艾思奇的宗伯）。

艾思奇曾多次表示要带孩子们一同回故乡，看看美丽的春城，但因下放、教学等原因，始终未能如愿。我于1979年第一次回云南时，得知艾思奇的父母均未能盼到解放，也未能见儿子一面便去世了。我还了解到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是老同盟会员，家教甚严，要求子女“从政宜勤，理财以清；对己宜苦，待人以诚”，并以此自律。他在云南最早兴办少数民族教育，兴修过滇缅公路，参加过护国讨袁的领导工作，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艾思奇的老母亲在弥留之际还在呼唤着生萱（艾思奇原名）的名字。我为此带子侄为父亲扫墓献了花圈。

1994年我再次去云南，将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赠云南省图书馆，以了却他能为故乡人民尽一点力的夙愿，也了却他魂归故里的心愿。

（本文为艾思奇夫人王丹一生前遗作，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