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家、民族、政党、大学还是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都必须要有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努力坚持和弘扬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价值。从这点看，西南联大的办学是成功的，而作为西南联大的教授，曾昭抡先生功莫大矣。他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大量超乎常人的工作，正是出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这一点在平时很重要，在国难时期更显出特别的重要性。

穷且益坚的民盟先贤

费孝通先生曾回忆说：“我们民盟也是从爱国这两个字上长出来的。我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进民盟，都是在40年代。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觉得，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要救亡，所以要加入民盟。”像曾先生这样一个从事化学教育研究的教授，为什么要参与政治并加入政党呢？为什么会在20世纪40年代选择加入民盟呢？这就需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西南联大诞生初期，人们生活比较平稳，教职员的薪津尚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随着战争发展，大批工厂、机关、学校和难民涌进昆明，物价急速上涨，公教人员的生活跌落至社会的最底层。有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昆明的物价是全国的最高峰。教师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异常艰难，即便是平素潜心治学、最不关心政治的教授，也不得不思考为什么生活会如此之艰难，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国家和抗战的前途何在？

面对生活的重压，西南联大没有一位教授抛弃教学，另谋他途，而是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尽数传授给学生。此时的曾昭抡先生也一心一意投入教学和科研中，以他在化学界的地位和声望，在外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到昆明附近的化工厂兼个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例如1940年他的夫人俞大絪以及其兄曾昭承写信给他，说重庆的兵工学校准备聘他为化学专任教官，中正书局也准备聘他为自然科学组的编审主任。这些职位的待遇都高于大学教授。然而，曾昭抡先生不为所动。他自述：“盖我酷好自由，大学教授之职业，对我较为适宜。”曾昭抡先生独自在昆明生活，其夫人在外地大学教书，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曾先生兼办着好几种刊物，自己的薪金大部分都贴了进去，有时也显得困窘，几乎从不买衣物和鞋子，常年穿着一袭被化学药品烧出许多破洞的长衫。

曾昭抡先生也和其他教授一样，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他说：“现在大家都明白，今日中国的政治，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数人也知道，欲图挽救中国的危机，非立即建立民主政治不可。可是什么是民主？用一句浅显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做国家的主人翁。我们大家都要拿出主人翁的资格来过问政治，不管某些包办主义者愿意不愿意。”费孝通先生曾经回忆：“抗战后期，我们都对当时国民党抗战不力、一心打内战感到气愤，所以气味相投，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可是我不记得那时有什么小组生活之类的集会，会上要轮流发言那一套。只是有时不约而同地在哪一家碰了头，谈上半天一晚。闻一多先生一向是激昂慷慨的，而曾公却常常默默地听着，不大作声，有时插上几句话，不是讲什么大道理，而常是具体地建议该做些什么事；凡是要他承当的，他没有推辞过。”

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民主周刊》。该刊有一个栏目叫“一周时事析要”，曾昭抡先生是这个栏目的主要撰稿人。有人做过统计，从该刊创办的1944年至1946年两年间，曾昭抡先生为《民主周刊》撰稿并发表了44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军事评论或时局述评。《民主周刊》因为曾昭抡先生的这些文章增色不少，很受人们欢迎。此外，《当代评论》《正义报》《扫荡报》《自由论坛》《海鸥周刊》等报刊也发表了他相当多的文章。所有这些，都不是谁要求他写的，也没有规定他要写几篇，完完全全是曾昭抡先生的自觉使然。除了撰写专栏文章，曾昭抡先生还参与各种研究会和演讲会，发表对时政的见解。据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间，昆明各种报刊所刊登的关于曾昭抡先生演讲的消息，就有60次之多。

艰苦备尝的西康科考

曾昭抡先生曾说：“只有我们拿碧血来贡献国家，我们的民族才不至做敌人的奴隶。世界上任何重大的贡献，它的价值都不能超过殉国。我很愿意把这点用来勉励同人，并且自勉。”他对国族命运如此关切，对科学救国如此热诚，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不顾危险远赴西康和大小凉山去作科学考察了。这些地区当时均处于封闭落后的奴隶社会，与内地隔绝甚深，甚至时常有当地头人强抢汉人为奴的事情发生，人们往往谈之色变，不敢涉足。但这些地区不仅在战时交通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其鲜为人知的丰富矿藏更未能被开发利用，曾昭抡先生深谙于此，所以不避艰险，深入考察，沿途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风俗、地理、物产等对抗战建国关系重大的各个方面都被纳入了此次科考视野。

在西康考察过程中，曾昭抡先生任考察团团长，并将考察团分为地理气象组、农林畜牧组、药物组和工程组。1939年7月22日，考察团从重庆出发，没有汽车就乘船，没有车船就雇人力车，再就是步行，一路上非常辛苦。考察团到达康定后，四个组分四条路线考察。

曾先生所在的工程组的路线是经九龙、木里抵云南丽江，全程约900里。四川山路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工程组一行三人“越过了从来没有人敢过的贡嘎河”，夏季的贡嘎河河水汹涌奔腾，令人胆寒。之后翻越贡嘎山，渡过金沙江，闯过蚂蟥沟，再翻玉龙雪山，甚至勇闯100多里荒无人烟的地带。后来曾先生说：“我们曾经一个月没有见过街子，若干天没有见过汉人。黑夜骑马，涉水渡河，蛮家住宿，林间打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吃的用的，全部要带着走。我们曾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米饭，好些天没有医药。我们曾经干吃过青稞粉，还吃过狗吃剩下来的火腿骨。说旅行苦，在这些地方，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在这些地方，成为问题的，不是苦和乐，更不是干净与肮脏，而是死与活。”直到10月10日，他们才回到昆明。

这次西康科学考察，前后经历了80天。考察结束后，曾先生很快就形成了两项成果。第一项成果是撰成《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报告书》，共15万字，汇集了四个组的考察成果。其中曾昭抡先生所在的工程组的报告包括康滇交通问题、入康途中所见工业、天全硫化铁矿调查报告，并附有许多照片。第二项成果是曾昭抡先生的《西康日记》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从1939年11月开始一直刊登到1941年2月，共240期。这次考察所记日记之多，媒体连载时间之长，在中国报刊史上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了。后来，曾昭抡先生将这些日记汇成《西康日记》一书，约40万字，其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广，考察之详实，也是极为罕见的。

曾昭抡先生是一位科学家，科学家最讲尊重事实，客观忠实记录事物的原貌，是什么就记录什么。这次工程组考察的路线在四川的泸定、天全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相叠，曾先生将沿途所见的红军标语，以及红军北上抗日时对当地百姓的秋毫无犯都毫不隐晦地记录在日记之中，并且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在日记中，曾先生对红军所用的言辞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让看到他日记的人们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这支队伍。

躬身践行学术报国之志

纵观曾昭抡先生的一生，爱国与学术贯穿始终，渗透进他的行动、工作、事业之中，落实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

曾先生的爱国，首先就表现在热爱自己的化学专业上，他自觉地将化学与救国、化学与经济、化学与国防、化学与民生结合在一起，用化学研究实践报国的志向。他曾经说过：“有机化合物之重要，不仅是以数量之惊人，其应用处也超过一切，大至文明之进展，和平之维持，小至人生之衣食住行，在在都有待于有机化学之研究而改进。”

1931年曾昭抡先生到北大不久，就当上了系主任，一干就是七年。他在担任系主任的时间里，将原本不算出众的北大化学系建设成为一流学科，这与他上任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密切相关。如引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制；聘请钱思亮、刘云浦、孙承谔、黄子卿等化学界顶尖教师；鼓励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大力兴建实验室；大量增订先进国家大学的学报及教师著作，提倡对纯粹科学的研究；在全国率先规定大四学生必须有毕业论文才能毕业，并且学生毕业时要加口试；等等。为了以身作则，他自己在七年中发表了近百篇论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先生共开出七门课，即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国防化学、有机工业化学、无机工业化学、染料化学、有机分析。除此之外，他还带领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参加学生邀请的各项活动并发表演讲，还办了许多刊物。曾先生大概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忙碌的人了。

曾昭抡先生把带领学生外出参观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方式。这种外出参观的活动非常多。以1940年为例，他和助教一起带领39名学生到昆明南郊参观裕滇纺织厂、云南纺织厂、云南制革厂；到北郊茨坝参观中央机器厂；到一平浪、个旧、开远考察钢铁厂、盐矿、锡矿、造纸厂、兵工厂、电石厂等。参观过程中学生们发现，曾昭抡先生与这些厂矿的人很熟悉，并且对于厂矿的生产流程几乎全都知晓。

之所以组织学生参观考察，是因为曾昭抡先生主张学生要与实际相结合。曾先生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凡是这类科学，学习时不得不重视实验，如此方能得到迅速与可靠的进步。重视实验的态度，乃是学习化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这就是说，学化学时，一方面不可忽略书本的研习，另一方面却非对实验特别努力不可。”

费孝通先生说，曾昭抡先生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就是“志”。这个志，首先就是爱国。他还说：“这是我们上一代人首先能看到的东西，他们是真的爱国，这是第一位的东西。”其次是学术，“学者要有知识，有学识。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爱国、学术，这四个字很能概括曾昭抡先生的一生。

这就是曾昭抡先生的文化自觉，这就是大师曾昭抡的处世和为人。大师从来不自我标榜，仰望的只是后人。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