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企业家，一手创建了当年闻名上海滩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被誉为“中国的阿信”。她还是中国较早的女权主义者、妇女活动家，对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和争取权利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作为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还是作为一位在命运浮沉中始终不屈不挠、奋然前行的奇女子，董竹君及其复杂的人生经历都值得后人关注和研究。

青楼走出的中国“娜拉”

董竹君出身寒微，却依靠自强独立的个性和聪明睿智的头脑闯出了一片天地，与近代史上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人物过从甚密，当时的媒体称她“为人精明干练、长袖善舞、且善交际，出入权贵之门，俨然‘女中尖亨’也”。董竹君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民主人士，她的思想中闪耀着可贵的人道主义光辉，“我恨世间贫富不公平。我虽有过一段‘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我看到的始终是国内外劳苦大众和苦难深重的双亲以及许多亲友们的悲惨生活”。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洋泾浜的一个贫苦家庭。她说：“从幼年起，自己像是在梦魇中度过。童年时代就失去了欢乐，尤其是青年时期，抚育后代、孝养双亲的重担压在身上，真所谓历尽人间忧患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2000余年的帝制。尽管当时年仅11岁的董竹君还丝毫不懂它的意义，但通过和父亲的一番谈话，她有些明白了中国在列强环伺下遭受的蹂躏和屈辱。

1913年冬天，迫于生计，母亲将她送到青楼做卖唱不卖身的“清倌人”。这段经历让她更加体会到底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女性的悲惨处境。革命党人夏之时常常光顾青楼，并与董竹君彼此萌生爱意。当夏之时决定为董竹君赎身时，她说：“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董竹君作为女性的独立人格与平等意识。

1914年春，董竹君逃出青楼，并在上海日租界内与夏之时举行文明结婚仪式，为躲避反动军阀追捕，两人赴日留学。1917年秋，董竹君打算到法国继续深造，但因夏之时父亲病危，她只能放弃求学而回到四川。面对一个官僚封建大家庭，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和压抑沉闷的家庭环境令她不堪忍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想的启迪增强了董竹君的女性独立意识。这一时期，她和丈夫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越发觉得“他不信任我，不尊重我，怕我变心。不是平等、互敬互爱，而是把妻子当做奴隶”。因为感情难以维持，经过数年交涉，1934年秋，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离婚，她彻底从富贵的生活中“出走”。

革命年代里追求进步

董竹君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28年，四川军阀枪杀14名爱国青年，酿成“二一六”惨案。被捕的学生中有一名叫文兴哲。董竹君受其母亲所托，动用各种关系将他营救出来，收留在家中。文兴哲经常与她谈论共产主义，使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董竹君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认识到自己做人的信念和人生追求是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相吻合的，逐渐走上了同情革命、趋向革命、支持革命、参与革命的道路。

在左翼青年文兴哲的推荐下，董竹君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她说，“我始终认为马列主义，不仅仅是举枪上前线干革命，而是对一切事物的分析、处理的最好的科学方法”。

后来，通过女儿的音乐教师张景卿介绍，董竹君认识了几位青年共产党员。不久，董竹君就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革命的愿望。但考虑她的孩子年龄都尚小，母子在上海维持生活仍十分艰难，党组织希望她先设法经商维持生活，同时帮助革命。

为了维持生活、襄助革命，1930年春，董竹君在上海闸北台家桥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当时的杂志报道，“（董竹君）女士设群益纱管厂于闸北，自任经理，每月出品数千箩，专供国内纱厂之需”。这一时期，董竹君接触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思想深受鼓舞和启迪。董竹君的女儿董国瑛在回忆母亲时说，“30年代，母亲结交共产党，接受进步思想。她自己创办杂志，宣传妇女解放。她帮助、掩护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营救被捕的人”。母亲还把她送到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1927年，蒋介石发动捕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人士宋时轮在广州被捕入狱，1929年4月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董竹君在获知情况后慷慨解囊。多年后，成为解放军上将的宋时轮在给张执一的信中说：“在那种情况下，承她慷慨支援，真是雪里送炭！我永记不忘地感谢她。”

“九一八”事变后，董竹君与女儿一起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日军侵略，董竹君慨然捐款资助抗日，但她一手创办的群益纱管厂在战争中几乎化为灰烬。

后来，她又相继经历了母亲离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等重重打击，1933年后生活才稍有好转。当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影制片厂电通公司招募音乐工作人员时，许多人害怕惹上麻烦，她却毅然让女儿报名参加，因此结识了一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1937年4月，董竹君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为贫困、多病的革命文学作家白薇募集捐款。她还与作家萧军结下深厚情谊。萧军去世后，董竹君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帮助料理后事，并赠挽联：“文坛猛士德高望重，艺苑松柏劲挺常青。”

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在上海华格臬路31号开办了一家名为“锦江小餐”的川菜馆。在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帮助下，川菜馆得以扩建，正式更名为“锦江川菜馆”，生意蒸蒸日上。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在上海华龙路82号开设了“锦江茶室”，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左派人士的联络地点，这里一度成为进步人士聚会、交流的集中场所。出版家范用说：“解放前在上海，有同志告诉我，有约会，有两家饭店尽可以去，那里保险，一是梅龙镇酒家，再就是锦江茶室，只知道这两家饭店是‘我们的朋友’开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也说：“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我们奉命开展文艺界的联络工作，常在家中举行游园聚餐活动，所设筵席不是由吴湄大姐的梅龙镇酒家，就是由董大姐的锦江饭店供应。”

创办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后，董竹君频繁与中共地下党联系，积极帮助、参与革命。用她自己的话说：“多少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 共产党人张执一也曾对党内的刘逊夫说：“（董竹君）交际广，熟人多，和杜月笙、杨虎等人都熟，可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接触各界人士，以便进行党的策反情报工作。”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住在上海高乃依路捷克人开的公寓里。董竹君担心他的食品安全问题，派锦江川菜馆的职员给他送了一个多月的饭。夏衍、潘汉年等著名革命人士也经常光顾锦江。抗日战争中，她捐献了大量资金支持抗日，还与《大公报》记者蒋逸霄等人共同创办进步杂志《上海妇女》。蒋逸霄在文章中称她为“中国的娜拉”，并说：“每当黄昏时分，那华格臬路与华龙路上的‘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门前，密排着的成列的汽车，与那霓虹灯招额上发出的灿烂的光辉，都在明白地告诉着你：我们的娜拉在她出走以后，经过了多少崎岖险阻的路程，如今，她在个人的事业上获得了怎样的成功。”

1940年，董竹君因国内局势紧张流亡菲律宾，直到1945年2月才回到上海。在流亡期间，她目睹了爱国华侨纷纷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场景，深受感动。回到上海后，她“边找党的关系，边主动地做些工作”。1945年春末，董竹君按照新四军城工部的指示，护送一批青年去淮阴解放区。她利用和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杨虎的关系成功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她还适时积极引导同情革命的上海博济医院院长林有泉、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杨虎等人为革命工作。

1945年3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派人指示董竹君创办秘密印刷厂，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时，出版报纸、印刷文件等进行宣传。当年夏天，她让中共地下党员任百尊出面买下马浪路377号的永业印刷所，秘密经营。永业印刷所及后来创办的协森（尊记）印务局、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印刷了许多进步书刊和中共的文献。诗人成幼殊在回忆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刊物《时代学生》的编辑过程时说：“印刷所因为形势所迫换了好几家。其中对我们支持最力的是女老板董竹君出资的协森印务局，他们工作极为负责……原来协森当时是新四军第三师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协森印务局利用中国灯塔出版社的名义秘密出版了《灯塔小丛书》系列，“它如同黎明前的灯塔，刺破重重迷雾指明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成为白区人民的精神食粮”。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先后派新四军敌工部的田云樵、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张执一等与董竹君接触，领导、帮助她的革命工作。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成为中共地下党正式的秘密联络点。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林国安回忆：“（锦江茶室）经常有党、军、政、特务来这里喝茶。我们的同志就注意收集他们在喝茶时流露出的言论……有时我们通过老板董竹君了解在递茶时听到的情况。” 1945年秋国共和谈期间，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到董竹君家中看望，并指示她利用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制造了“二二八”事件。群众运动领导人谢雪红被迫流亡上海。董竹君再次接到任务：将谢雪红安全送到解放区。1948年初，中共上海党组织主办的进步刊物《文萃》被国民党查封，负责人孟秋江遭到特务追捕。在张执一的指示下，董竹君将她安全转移到了外地。后来，她还安排过民主人士马叙伦等人安全离沪。宋崇实回忆，“董竹君曾利用她特殊的身份掩护和救助过许多共产党人”。 张执一也称董竹君“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董竹君欢欣鼓舞，陈同生、李亚农、扬帆、田云樵、宋时轮等党内同志在锦江聚会，庆祝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迁移扩建为锦江饭店，使其成为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1952年，董竹君当选为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1953年秋的一天，周恩来在家中设宴招待董竹君，对她在革命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1957—1991年，董竹君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董竹君虽已步入垂暮之年，但依然热心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事业，见证着国运的蒸蒸日上。有民主人士回忆说：“每年开会她的提案最多，大到兴国大业，小到日常生活小事。”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在北京离世，结束了她和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命运交织的不凡岁月。

董竹君称自己“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60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通过梳理、回顾这段曲折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董竹君赤诚的爱国情怀和坚韧的人生意志，更可以看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崇高使命和不屈信念感召青年、团结各界、凝聚力量。百年征程，殊为不易。唯有慎终如始，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求团结、促合作的优良传统，牢记“人民至上”的初心，才能行稳致远，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保障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