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平津三校北大、清华和南开南下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着南京失陷，战火溯江蔓延，临大再迁昆明，并于1938年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到1946年7月31日，三校各自完全复员，西南联大共存在九年多时间。三校都具有光荣的历史，各有自己的传统与校风，在这九年中，在抗战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如纪念碑文中所说的“合作无间”“弦歌不辍”，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凝聚的主轴，就是三校自五四运动开始培养起来的五四精神与传统。在这九年时间中，无论时局怎么变化，条件多么艰难，环境多么凶险，每到“五四”那天，联大都会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并开展相关活动。

1938年5月4日下午三点，联大文法两院在蒙自中学礼堂召开“五四”纪念会。蒙自北距昆明309公里，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迫使清政府将蒙自辟为商埠，成为云南省第一个通商口岸。清末民初，法国人修筑滇越铁路时，蒙自人思想闭塞，认为铁路会破坏风水，坚决不让经过，于是滇越铁路改道碧色寨，由此蒙自开始没落。西南联大迁昆后，由于一时找不到那么多闲房办学，于是将文法两院再迁蒙自。许多学生对前往偏远小县滋生了失落情绪。5月2日下午，教授们选出蒙自校务分会和教授会主席，汤用彤、陈岱孙、郑天挺三人当选教授会主席，决定5月5日开学。由此，“五四”纪念会变成了一个情绪安定会、人心激励会、开学动员会。其间，朱自清、张佛泉、罗常培和钱穆等人发表演讲。朱自清主要讲的是五四运动的经过，根据日记记载，他讲得很简单，为此有些遗憾，但在讲的过程中仍然“博得笑声颇多”。朱自清为什么要以五四运动为主题，无疑正是要用其中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来激励大家，演讲激起的笑声正是同学们的信心与激情被点燃的体现。也可以说，西南联大正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拉开了大幕。闻一多坚信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中华文化一定能薪火相传。正是从那一天起，闻一多开始蓄须明志。

1939年5月4日，天气晴朗。当天晚上，联大学生为纪念“五四”举行了提灯会。蒙自分校开学不久，中央航空学校也看中了这块地方，要用来建分校修机场，联大只好让出。7月底，文法两院的学生又以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秀丽且洋溢着异国情调的蒙自，回到昆明。联大迁昆后，工学院在城东南的几个会馆上课，理学院在城西北的几所原昆明的中等学校校舍上课，蒙自迁回的两个学院学生和理学院挤到了一起。那天晚上，处于对角线的四个学院的学生提着灯笼，沿着大街小巷向城中心集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壮观景象啊，黑夜中的点点灯火刺破暗夜。自1938年9月28日，日军开始对昆明进行轰炸，用郑天挺日记中的话说“此间人心尤惴惴”，无疑那黑暗中的盏盏明灯也是点点希望之星。市民们兴奋极了，他们不仅欢迎，而且纷纷加入了提灯行列。

1940年5月4日，那天一直阴晴不定。因为是“五四”纪念日，学校放假一天，但学校仍在上午举行了一场纪念报告会。郑天挺日记里记下了那天的情景。一大早起来就听见外面哗哗的雨声，他担心纪念会能否举行。八点半，雨停了，郑天挺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他到达学校时，看到“孟邻师已先至”，蒋梦麟正带领工友们清扫路上和草场上的积水。此时，梅贻琦、杨振声、冯友兰、陈序经、叶公超等人也都陆续来了。就在大家准备开会时，雨又开始下了，会议自然不能再在外面开，只好同食堂商议放到第二餐厅去开。梅校长主持并报告学校近期情况，蒋校长作了主旨演讲。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这是学校层面。学生们当天晚上仍然冒雨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郑天挺记道：“学生游行，火炬甚盛，惜雨大不能驻观。”

1941年5月4日，为了纪念五四青年节，学校准备举行纪念会及运动会。根据预报当天有雨，于是提前一天举行。3日早上七点半举行开幕式，1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梅贻琦、蒋梦麟均出席，声势非常浩大。会后回到家，梅贻琦立即为学生会作了篇《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君》的致词。“五四”那天晚上七点半，他又赶到昆明广播电台以《今日青年教育的一个问题》为题作了20分钟的直播讲演。1941年春，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由此，以昆明为基地的陈纳德飞虎队诞生，飞虎队需要大批翻译人员帮助工作。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们就成了从军挑大梁的重要角色。梅贻琦校长亲自动员，后又常到军营看望慰问学生们。此番“五四”的文章和讲演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自此，西南联大掀起了第一轮从军抗战报国的热潮。梅先生的儿女们带头响应动员：二女儿梅祖彤参加了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独子梅祖彦自愿报名做翻译，抗战胜利后还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自由勋章。

1942年5月4日，当日晴朗，为纪念五四青年节，联大放假一天。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入缅作战失利，滇西失陷，日军开始就近对昆明进行频繁轰炸，当天昆明就曾于下午发出空袭警报。为了避开空袭，西南联大于一大早开会纪念“五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国民政府在组织撤退时，孔二小姐居然将豢养的爱犬也带上了飞机，与公教人员争位，消息传出，国统区掀起了广泛的倒孔浪潮。西南联大也举行了倒孔示威游行，学生们还要即时发抒言论，本次纪念“五四”，批评国民政府集权与腐败成为亮眼的主题。

1943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学校上午举行运动会，下午放假；同时于上午八点召开纪念会，陈雪屏和查良钊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个青年节还与中国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事件密切相关。1942年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总部派宣传部部长罗隆基去昆明筹建支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5月5日，第一个支部昆明支部正式成立。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为委员。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加入民盟，1944年夏天，经吴晗介绍，闻一多加入民盟。自此，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引导下，有了鲜明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导向。

1944年5月4日，联大照例放假并举办运动会，但这一次的“五四”纪念的重头戏却是在头天晚上。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座谈会，请周炳琳、张奚若、闻一多和吴晗等人讲演。虽然座谈会放在最大的教室里开，但一吃过晚饭教室里就挤满了人，有的桌椅脚都被踩断了，后来的只好站到外面听，那天偏下起了雨，“窗外的同学虽然淋湿了，却还是照样站在那里听，还唯恐这‘位置’被人抢去呢”。周炳琳讲“五四”运动史，张奚若讲我们要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使命，闻一多讲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如何不做奴隶，吴晗讲得最激烈，他说，“‘五四运动’是为的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种束缚，那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种新的牢笼与束缚”，“今天的青年不能光往回看，更重要的是应该注意现在，要去冲破今天所受到的束缚”。老师们的演讲激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同学也上台发言，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5月4日晚，学生们本来请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等老师再行演讲，但由于特务的破坏而取消，改到8日才举行。

1945年5月4日的相关活动要从4月底说起，学生们从4月30日即开始组织活动。30日，科学晚会；1日，音乐晚会；2日，诗歌朗诵会；3日，“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会；4日白天，“五四”纪念会，球赛、阳光美展、大游行，晚上全校大聚餐、火炬竞走，营火会；5日，文艺晚会。4日当天的纪念会，准备邀请陈纳德、马丁和潘光旦演讲。陈纳德没能来，只有马丁和潘光旦两人演讲。潘光旦讲民主与科学为同一精神、两种作用，一对人民，一对事物。梅贻琦主持会议。4日下午以联大为主体，连同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举行了大游行。2日，昆明军警当局就接到密令要求制止相关活动，3日晚上10点又紧急召开各校长会，要求阻止4日学生游行。几位校长作了否认。三青团也紧密配合，为了破坏游行计划，他们联系昆明几家电影院，以纪念“五四”为名，免费请学生看电影以示庆祝。为了成功进行此次游行，联大学生会同昆明军警当局和三青团斗智斗勇。针对三青团的做法，联大学生立即于3日采取措施反制，认为此举是以“娱乐方式”纪念“五四”，极为不妥，于是号召同学们不要领取电影票，由学生会代领送给伤兵，“五四”请伤兵看电影，既是纪念，更是对前线有功将士的慰问与激励。三青团将此告到学校，没想到学校领导包括梅贻琦、郑天挺等人一致决定“命其照单发给学生会”。联大领导的此一举措充分保证了第二天游行的顺利举行。虽然4日早上学校的纪念会上，梅贻琦一再强调不要游行，但当中午游行通告发出后，学校领导不仅没有阻拦，而且告诫各位老师，“学生果出游行，万不可阻拦，只宜保护”。据郑天挺日记记载，当天，老师们为了防止军警伤害学生，确曾随队给予保护，并记下了这样的情景，“十二时往师范学院午饭，遇勉仲（查良钊）自云大出，又见中学生一队自西来，余见逵羽（樊际昌）之第三子于队中，知为昆华中学”，“午饭后还寓舍小睡。三时许为口号声及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惊醒，出巷口视之，则学生游行大队已出，自云大向青云街东行”，“五时许又闻口号声，知大队已安全回归，复偕锡予（汤用彤）至巷口观之，见昭抡（曾昭抡）、一多、孝通及一高身多须者随队尾，又有佩红条者数十人，则纠察队也。大队复至云大，然后散。有助教言开会时由一多、春晗、大逵演说，游行路线为青云街、华山西路、武成路、福熙街、光华街、正义路、金碧路，南屏街、正义路、华山南路，在省党部门前小有纠纷，复转华山西路、青云街而还，沿途以粉笔书标语，散中英文传单”，“游行之秩序，事前事后之周虑，均远胜当年，可谓大进步”，“今日游行人数或云二千许，或云万余人，或云四千余人，疑其中者较近实”。朱自清的日记也记述，“学生们举行了一场秩序井然的游行示威”。第二天郑天挺在潘光旦家遇到罗隆基，说到头天的游行，罗告诉郑，“皆春晗一人所布置计划”。由此也看出吴晗的领导组织能力。

1946年5月4日，联大没有再举行专门的纪念活动，但把这一届也是联大最后一届毕业典礼放在了这天。上午九点，毕业典礼在图书馆举行，梅贻琦主持，典礼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宣读纪念碑文并为纪念碑揭幕。而复员的北大那天一大早即召开“五四”纪念会，返校主持工作的郑天挺用宣讲五四运动历史为纪念会拉开了序幕。为了讲好这一课，郑天挺头天晚上一直在准备讲稿，到夜里12点半才就寝。

西南联大在昆明以“五四”开幕、以“五四”落幕，如果说联大的主线是爱国主义，那么五四精神就是这面旗帜上的鲜明标识。

2020年1月2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调研，他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西南联大九年的“五四”纪念表明，五四精神就是这种子的内核，也永远是这“动力”“动机”的助推剂。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