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年初，我进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工作时，就知道上海民盟在新闻界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徐铸成、赵超构、陆诒。三人中徐铸成、陆诒都与《大公报》有缘。

1991年12月24日，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徐铸老逝世的报道。第二天我和同事去铸老家，听其子徐复伦讲铸老逝世的经过，结论是“无疾而终”。这成为我后来在《戴贝雷帽的办报圣手》一文中用“驾鹤西去”形容铸老仙逝的依据。我之所以去铸老家，一则因铸老曾任民盟上海市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二则因我想给《中央盟讯》写篇报道。如此，我就对铸老和《大公报》的缘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徐铸老的成名与《大公报》息息相关。1929年他受《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委派去太原，居然运用巧妙手段采访到了处于软禁之中的冯玉祥，一篇《晋祠访冯记》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1936年他参与了《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刊，后任总编辑。1941年至1944年，他又出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据说桂林《大公报》的特色之一，就是经常刊登记者彭子冈因描写底层人民的穷困潦倒而不能在重庆发表的特写文章。2007年2月14日，徐复伦来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参加活动时告诉我，铸老生前最佩服的女性有三位：一是彭子冈，二是浦熙修，三是林希翎。

有了在《大公报》的经历，铸老自然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在民盟工作的岁月里，我和不少新闻界前辈打过交道，说到铸老无不敬佩。比如大名鼎鼎的冯英子，一次闲聊时讲起1949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时，铸老出面帮他“摆平”人事纠纷，冯先生竖起大拇指说：“还是徐铸成这张‘老膏药’厉害！”

1988年徐铸老不再担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接替他的就是被夏衍称为与范长江、孟秋江齐名的战地记者陆诒。作为文史委秘书，我便成了陆公位于武康路住宅的常客。那段时间，我读过他出版的所有书籍，了解了他和《大公报》的关系。我至今对他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赴延安凤凰山窑洞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一手夹纸烟、一手持一茶缸本地酿白干酒的描述记忆犹新。这次采访后不久，陆公便改任新创刊的《新华日报》编委兼采访部主任。1944年2月，陆公重返《大公报》。

我对孟秋江的了解始于199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撰写介绍民盟上海市组织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沈志远的长文。为收集资料，在华亭路一幢洋房的底层，我与民盟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吴南有过几次长谈。除了沈志远，他还讲了跟随孟秋江在天津筹建民盟组织的往事。他的讲述让我对这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产生了兴趣。在阅读过程中，我了解到孟秋江和《大公报》的渊源始于范长江，那本中国新闻史上的扛鼎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就是他俩合作出版的。抗战初期，孟秋江奔走于华北、华中地区，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向世人展现了抗日战场的激烈严酷和中国军人的英勇果敢。1938年，孟秋江离开《大公报》，改任《新华日报》记者。1946年，经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沈志远介绍，孟秋江加入民盟。1950年2月，天津最早的民盟组织——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孟秋江任主任委员。天津解放时，受周恩来委托，孟秋江接管了天津《大公报》，并将其改组为《进步日报》（1952年年底停刊）。

2009年12月4日，时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来民盟上海市委，邀请上海民盟共同主办萧乾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我熟悉萧乾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萧乾在《大公报》，先为编辑，后担任过天津、上海和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主编。1943年，远赴欧洲的萧乾成为《大公报》驻外记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有人说，萧乾的报道特色是“景物描写多于事件检讨，抒情多于说理”。2010年我读《萧乾回忆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回国的轮船上享用一块硕大牛排的细节记忆犹深。

讲到萧乾和《大公报》，就不能不提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次日上海《大公报》要闻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在肯定鲁迅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的同时，却冒出这么一句话：“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报纸一出，风波四起。对鲁迅充满敬意的萧乾立即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辞职相威胁。最终，《大公报》文艺版刊出一篇社评性质的文章，以肯定鲁迅的贡献。

两天后，萧乾参加了鲁迅葬礼，是16个抬棺人之一。在这16人中，还有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的陈白尘。2005年夏，我在编辑《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民盟专辑》时，在民盟上海市委原副主委尚丁及夫人用生命保护的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民盟盟员名册中，发现了这个名字，在入盟时间一栏里，填写着“1946年11月”。

（作者单位：民盟上海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