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武汉大学

走进武汉大学的校园，可以看到许多雕像，其中一尊正是闻一多，他静静地矗立在校园一角，目光如炬，注视前方，雕像生动地表现出其忧虑国家前途命运的赤子之情。作为湖北人，闻一多与武汉大学渊源颇深，他不仅参与筹建武汉大学，还担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在武大开启了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之路。他在武大收获了师友情谊，而他提议命名的“珞珈”，也成为武汉大学的别称，融入了武大人的血脉之中。

参与筹建武汉大学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建设一所新型大学。受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指派，著名化学家刘树杞牵头，与李四光、王星拱等八位教授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1928年8月6日，蔡元培任命刘树杞兼任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

武昌中山大学老校址占地狭小，且居闹市，不利于学校发展，刘树杞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办学环境，修建新校舍。筹备委员会决定将校园整体搬迁到东郊武昌城外，东郊的罗家山进入了筹备委员会的视野。这一带荒山旱地居多，水田池塘较少，散落分布一些村落，人烟寥寥。在李四光等人勘定后，刘树杞与省政府官员多次前往罗家山考察。筹备委员会最终选定西北东三面环湖、环境幽静、风景秀美的罗家山，并向政府建议在罗家山一带圈定3000亩土地用于武汉大学兴建新校舍。

确定新校址后，刘树杞希望聘请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学者前来任教，他首先想到了湖北浠水同乡闻一多。刘树杞亲自到南京邀请闻一多，动员他服务乡梓，担任武大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应邀到武汉大学，此时他还不到30岁。闻一多以诗人的智慧和眼光，建议将“罗家山”改为“珞珈山”，筹备委员会一致同意他的提议。闻一多用“珞珈”形容这座山的雄伟、秀丽，使山名变得风情万种、富有诗意。“珞珈”二字充满灵气和动感，至今闻名海内外。

闻一多不仅送给武汉大学一个富有诗意的山名，在武汉大学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华丽蜕变，还为武汉大学设计和书写了小篆体的校徽。这是闻一多作为武大一员的荣幸，也是武汉大学的荣幸。

改名后的珞珈山与武汉大学齐名，人们常常以“珞珈山”或“珞珈”来代指武大。比如，人们将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著名作家凌叔华称为“珞珈三女杰”；由陈望衡作词的武汉大学校歌，歌词的第一句就是“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如今，无数从武汉大学走出来的学子，因同为“珞珈人”而自豪。

开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闻一多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红烛》和《死水》两部诗集，成就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闻一多读书期间就有文学梦，他为此一直努力。留学美国期间及回国后，他钻研美术，创作新诗，出版诗集、评论集，办刊物，参演戏剧并推动国剧发展……各种活动都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前，这些经历使闻一多的人生方向越来越清晰，而在武汉大学精心的授课与细心的案头准备，终于成就了他的文学教授之梦，他成为一位标新立异的新派国学教授。闻一多在武汉大学开设了“英诗初步”课程，每周三课时。他才华横溢，博通古今，从不照本宣科，分析作品时就像进入了角色的演员，将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语言是那么精练、形象而又富于诗意。当讲到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时，他一定会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经历；讲到作者逸闻趣事时，他就像讲身边朋友的掌故一样；分析作品时，他又化身成作者，自述作品的创作过程。闻一多的课受到了学生们的追捧，连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课听课，教室内座无虚席。

在武大，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到《周易》。闻一多首选的研究对象是忧国忧民的唐朝诗人杜甫，他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一卷一期至四期上连载《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论文，这也是闻一多第一次公开发表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建构基本上是从新文化运动后开始的，正是闻一多和胡适、鲁迅、朱自清、俞平伯等学者的共同努力，把中国学术文化从古典范式推进到了现代范式，完成了古代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他对古代神话和史前文学都研究颇深，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其探索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令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闻一多的研究触角广涉上古文学、金石考古、《诗经》、楚辞、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闻一多的理想是要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希望通过文学这扇窗，反映中国古代灿烂的思想文化。

在武大，闻一多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身份转变，走上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

闻一多的师友情

在1929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一览表”中，闻一多仅排在时任校长王世杰及王星拱之后，可见他在武汉大学的学术地位。在他的学历栏中注明：“留学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美术学生协会学校。曾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

后来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五老”之一的黄焯教授对闻一多充满敬佩之情。他曾对学生说：“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淹博古今，长文学院老少咸服，政通人和。”闻一多志向高远，诗才横溢，又有深厚的中学功底。他常常邀约陈登恪一同到武昌宜善书店去买书，与研究楚辞的游国恩切磋学问、交流读书心得、讨教教学经验。在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道路上，游国恩是重要的同行者，而闻一多对楚辞的研究，更与游国恩等的建议和启发不无关系。闻一多在1942年出版的《楚辞校补•引言》中写道：“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游泽承（国恩）和许骏斋（维遹）两先生。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没有他们，这部书是不会产生的。”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从北京碧云寺移送南京中山陵安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奉安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闻一多对孙中山充满崇敬之情，他代表武汉大学撰写了奉安典礼祭文。

离开武汉大学

1930年6月，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他的离开与当时国内的形势有关，原因比较复杂。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文学院旧学的教学和研究势力很大，新文学未得到重视。按照当时的学科建设和规划，只有乾嘉以来的朴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才算得上是正统的学科方向，而新诗和新文学算不上学问，更不是主流学科，只是兴起的学派而已，还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第二，在文学院各个学派之间特别讲究师徒传承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多个学科派系，新引进的院长闻一多既无师承又无派系，甚难独善其身。第三，当时武汉大学学生有评教传统，凡是对学生严格的教师都会被学生评定为不合格，一向严谨治学的闻一多也受此影响。评教确实有好的一面，可以督促老师认真研学、认真备课和上课，但也可能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第四，在选人用人方面，闻一多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某种程度上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意气风发的闻一多引进新人来改善学缘结构，调和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的复杂关系。他亲自邀请朱东润从外文系到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看了游国恩写的《楚辞研究概论》，便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学人到武大中文系任教。闻一多无师无派，过去又非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加上他在院内实施一系列新举措，故遭到不少阻碍，甚至受到排挤和非议，一向清高的闻一多对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无眷恋。1930年4月，他向校方提交辞呈。尽管学校竭力挽留，但闻一多去意已决。据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1930年6月“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氏辞职”。

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以后，于当年秋到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精神贯穿岁月、一脉相承。闻一多和许多民盟前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岁月的沧桑中，不断充实和发展着那与日月同行的时代价值，春风化雨催人奋进，润物无声启人心扉。他们爱国奉献、追求真理、修身明志、自尊自强的优良传统，是民盟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凝结了民盟先辈的智慧和心血，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