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身体力行推动平民教育，其提出的“行—知—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追求高度契合，因而倍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崇，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在延安广受认同的陶行知教育思想

1928年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董纯才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后更名为南京晓庄学校）。23岁的董纯才深受到陶行知的影响。

1937年秋，董纯才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在与徐特立的相处中，他常常谈论陶行知在国统区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和试验乡村教育的情况。经过董纯才的介绍，加之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陶行知的许多著作传入延安，中共领导人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并非常支持。

徐特立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徐特立在给其他同志写信时，常常署名“师陶”，表示自己要向陶行知学习。1940年9月，在徐特立、董必武、李维汉等的支持下，董纯才与20多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一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创办了新教育学会，选举徐特立为理事长，董纯才为理事。1942年3月15日，在晓庄学校暨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之际，徐特立携副理事长范文澜致书慰问陶行知，称赞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提倡乡村教育，掀起了乡村教育的大浪潮，波及全国各省，晓庄变成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大旗，先生手执这面大旗，披荆斩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开辟了一条大路”，先生的“教育主张及15年来所辛苦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17日，生活社延安分社联合新教育学会在延安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徐特立在会上着重指出，“生活教育创始人陶行知先生的中国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值得我们学习，而陶先生的虚心学习他人的优点和不断改进自己的短处尤应为我们所摹仿”。

当时，陶行知的许多学生在延安工作。1945年5月6日，他的学生丁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育才学校的新教育——陶行知先生教育理想的创造”的长文，从学生自治、文化生活、康乐生活、卫生生活、劳动生活、服务生活以及实际精神和创造精神等七个方面，介绍并评价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以及新教育的成效。《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关注并及时报道陶行知在国统区的办学情况和社会活动。

生活教育思想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对边区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以后，陕甘宁边区“实行‘人兴财旺’的教育工作方针，教育解决了老百姓的疾病问题、生产问题，于是出现了群众自己起来办教育，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陶行知的‘生活和教育统一’思想的发展”。

普及教育和办学理念上的不谋而合

陕甘宁边区在普及教育和办学理念上与陶行知不谋而合。1939年7月边区政府决定，将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学校合并为边区第一师范学校，由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兼校长，董纯才担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成立边区师范的意义在于培养大批教育干部，普及教育，提高边区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1943年4月，延安新教育学会选编、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集》。出版这本选集就是为了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改进边区的教育工作。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在延安召开。10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在教育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与会的文教工作者认真领会了毛泽东对教育的指示精神，并了解了陶行知普及大众教育、小先生制的内涵，会后掀起了一个文化教育新高潮。这次大会对边区扫除文盲、发动群众自己办学，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被人们称为文教“群英会”，在文化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陶行知对中共领导人充满崇敬爱戴之情，中共领导人也视陶行知为亲密战友。1939年育才学校创办不久，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到校参观，并捐款400元用于购置运动器材，支援办学。1943年的一天，得知育才学校遇到困难，周恩来、董必武派中共中央驻渝办事处的徐冰送给育才学校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照片，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织制的粗毛线衣。周恩来还捐赠了其岳母坟地20亩，给育才育种。陶行知立即动员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开垦荒坡地，生产自救，解决办学困难，锻炼师生革命意志。

陶行知坚持教育救国，献身中国和平民主事业。当看到《新华日报》登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陶行知兴奋地说：“中国有救了！”他大量购买登载毛泽东文章的报纸，并作为教材发给育才师生。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陶行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双十协定》公布后，陶行知组织育才师生参加人民团体联合举行的欢送毛泽东庆祝活动。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时，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欢送，并合影留念。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一听到陶行知病逝的噩耗，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与邓颖超一起赶去向陶行知的遗体告别。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未僵硬的手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了。你的未了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

当日，毛泽东和朱德就给陶行知家属发去唁电，称赞陶行知“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解放日报》8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用两个整版刊登纪念陶行知的题词、诗词和文章。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词：“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并号召边区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们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开展边区人民所需要的文化教育，以纪念行知先生的逝世”。

8月11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2000余人为陶行知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各单位的题词和挽联。董必武题诗：“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吴玉章评价陶行知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是一个时代英雄”。追悼会上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充分肯定了陶行知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称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号召2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把陶行知当作模范来学习。

为纪念陶行知，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自8月19日起，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正式易名为行知中学。9月4日下午，易名典礼在桥儿沟隆重举行，会上李敷仁和谢觉哉先后讲话。李敷仁着重指出，“陶先生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教育的方向”，并介绍了行知学说的四大法宝，即生活与教育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教与学结合、先生与学生结合，还阐述了陶行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谢觉哉谆谆勉励青年，在人民的世纪里，在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朝着陶行知的教育方向努力迈进。

“古有孔圣人，今有陶夫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2021年3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引用陶行知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继承发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精神，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等等，陶行知的这些至理名言，都在告诫我们要在训练认知、培养习惯、开发思维的教育实践中，让孩子“求真理”“做真人”。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愿我国教育事业不断“陶”花盛开，“陶”果累累。

（作者单位：延安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