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的老一代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先生一生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是我国现代最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之一。望老的一生都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亲密无间、无法分割的联系，他的人生历程浓缩式地体现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携手前行的同心奋斗史。

传播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891年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一户乡绅人家。青年陈望道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在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后又考入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负笈日本求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共产主义思想犹如旋风刮到了日本。在日本求学期间，陈望道阅读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翻译的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深刻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光靠技术和知识是不行的，还要像俄国那样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引导下，陈望道“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他的学生中，有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夏衍、汪寿华、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叶天底等。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进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望道就是其中一员。1920年，他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意为展望、探索、寻找新的真理之路，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

点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1920年初春，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点燃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真理火种。之后，经陈独秀推荐，他参与了维经斯基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爱好者的座谈会。会上，维经斯基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据望老回忆：“我们（指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走俄国革命的路。

1920年5月，陈望道参加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其他参加者有李汉俊、沈玄庐、俞秀松、李达、邵力子、沈雁冰等。葛萨廖夫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说：“上海小组为建立全中国性质的共产党打下了真实的基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中心。”同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1921年，陈望道作为上海地区推选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积极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参加一大，但一大后仍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上海地方党务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此后30多年，望老都服从党的指示在党外为党工作。

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

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在1923年暂时离开党组织后，陈望道从未放弃过自己与党的联系，也未停止过革命事业。1922—1937年抗战爆发前，陈望道先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广西师专任教，他一边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进步思想，一边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文化围剿”做斗争。为此，他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切齿痛恨，特务几次扬言要捉走和“教训”他。

1940年，陈望道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继续任教后，长期遭到国民党的监视，没有行动自由，但他仍利用自己复旦新闻系主任的职务，保护校内的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陈望道对指定同他联系的地下党员表示：“请把党的意图告诉我，我会知道怎样行事的。”望老的生活十分清苦，他常年穿着粗布长衫，却在重庆复旦大学北面的东阳镇上阔绰地借了两间平房居住，实际上，这两间平房是望老夫妇提供给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地点。

肝胆相照 携手前进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抽空会见了陈望道等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激励他们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而斗争，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此后，为配合当时中共在上海地区斗争的需要，陈望道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后任联谊会理事长，组织知识界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其中大学教授中的民盟盟员全部参加了联谊会。复旦大学内也建立了盟员小组，组织进步学生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抗暴斗争。

1948年，随着解放军在军事斗争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已濒临崩溃，他们对上海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组织的迫害也愈加残酷。国民党当局丧心病狂地对中共和民盟的上海地下组织展开大逮捕和大屠杀，陈望道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1949年4月5日，上海解放前夕最黑暗的时刻，陈望道对复旦师生说：“‘五四’以后，看到时代正在变，而且变的劲头很大．于是就学先进人物的步子，跟着人家加快步伐走几步，提高嗓门呐喊了几声。”又说，“敌人反共，我必拥共，敌人反苏，我必拥苏；敌人反人民，我必拥人民。”这是望老对自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自我总结，也是他自1920年以来一贯所持的立场。1949年5月25日清晨，在隆隆的炮声中，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黎明。望老也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新征途和新任务，人生在晚年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

1951年6月，作为上海知识界德高望重的长者，望老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7月，望老开始主持上海民盟的工作。在此后20多年中，望老以身作则要求民盟同志做到几个原则。

第一，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他常说，“要领导好民盟的工作，执行党的政策是个关键。在平时工作中，若是在经济上多花费一些开支，这个损失毕竟有限，因而事不算大；如果偏离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犯政治上的大错误，这可是涉及方向性问题的大事。作为一个民盟市委领导成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否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第二，明确我国政治制度中实行多党派合作的指导思想。望老指出，民盟在强调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动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发挥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实现多党派合作。

第三，在民盟工作中“最好讲讲党性，自动地服从党的决议。党性不一定要是党员才讲究，非党员也最好讲讲党性，尤其是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

此间，望老也完成了人生中的一大心愿，他又回到了1923年离开的党组织。毛泽东同志听说陈望道提出想回到组织，高兴地说：“只要陈望道本人愿意回到党组织里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并且可以不要履行什么手续。”1957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文：“同意上海市委关于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

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87岁的陈望道在上海逝世。至此，望老实现了他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愿望——“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

（作者单位：民盟上海市委参政党理论与盟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