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西南联大的校歌。此歌词写于1938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歌词中有“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和“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等句，表明了西南联大师生“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作为一所大学，能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基础必定是学术文化。师生们依据各自不同的专业，或者依据对抗战建国的认识，来阐述为什么“抗战必胜”。

三位常委的信念是师生信念的中坚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并准备向华北进攻。此时，上任仅一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认为这只是“局地的战争”，日本不会马上吞噬中国。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后来，日寇强势进攻上海，他才意识到“全面战争已经开始了，从此不再有地方性事件，也不再有蚕食的机会。日本要不就一口吞下中国，要不就完全放弃。但是吞下去倒也不容易，放弃吗？它又舍不得。这局面注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卢沟桥事变后，他到江西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座谈会，会后回浙江老家探亲，临别时他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他之所以得出“中国将获得胜利”的结论，是坚信中国文化的力量，认为中国文化极具吸引力，因而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于1931年12月，即“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他在就职典礼上对师生说：“要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看穿了日寇的狼子野心，很早就进行了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梅先生着手谋划清华大学的搬迁，派人到湖南长沙附近寻觅建校的地方，之后拨款在长沙左家垅附近动工，预计1938年投入使用。然而，谁也不曾预料卢沟桥事变来得如此突然，平津迅速沦陷。因有校舍可以利用，教育部决定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另一方面，他还秘密派人从清华园火车站向南方运送图书仪器，方便今后南迁的师生开展教学。然而，长沙临时大学刚组建不久，长沙就遭日寇轰炸，学校不得已西迁昆明。建校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梅先生时刻关注着日寇蹂躏下的北平校园，并将情况迅速告诉师生。他在《清华校友通讯》上撰文：“夫敌人之蓄意摧毁我文化机关，固到处如是，清华何能例外。虽然，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宜更努力灭此凶夷。待他日归返故园，重新建设。务使劫后之清华，益光大灿烂。”

在三位常委中，张伯苓年纪最长、资历最老。他办南开大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针对时弊，让学生去改变落后的中国。对日寇大肆侵略中国，他深恶痛绝，心急如焚，在学校组织了“东北研究会”，到东北实地考察，收集日军的暴行，调查东北人民的抗日情绪。这件事惹怒了日本当局，卢沟桥事变后就对南开大学集中轰炸，之后再用燃烧弹将校园彻底夷为平地。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就在南开被炸当天，张校长即向媒体揭露日军的暴行，他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而逾奋励。固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的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三位校长“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无疑会影响全校师生。

教授们“抗战必胜”信念的学术支撑

冯友兰教授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也是学校“校歌校训委员会”主席。冯友兰为校歌写了“引词”“勉词”和“凯歌词”，进一步加强了校歌气势恢宏的效果。其中，“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见仇寇，如烟灭”“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等语句，都是冯先生坚信“抗战必胜”的心声。他认为，国难当头之时，作为哲学家，除了自身坚持“抗战必胜”信念外，还要动员民众和青年投身抗日，要在抗战建国的基础上，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重建民族文化的精神。在教学工作之余，他先后写了六本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将这六本书称为“贞元六书”，冯先生说：“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可见，冯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经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必定得到复兴。这一理念，在他后来起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再一次得到体现。碑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冯先生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因为验证了“贞下启元”，验证了“抗战必胜”。

钱穆先生在抗战初期写过《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他要用这两部书唤醒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钱先生在《国史大纲》的正文前写了一段话，希望读者“要有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抱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唯有如此，“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重点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三方面，分析了游牧、农耕、商业三种文明，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战争的起源。他指出，日本发动灭绝人性的战争，盖因其四面环海，缺乏资源，故处心积虑对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战争掠夺资源并消灭他国文化。这里所说的“他国”，主要是农耕文化国家。一旦农耕文化国家的民族觉醒，奋起反抗，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国家所发动的战争必定失败。钱先生指出：“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钱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当前的世界格局，也是有用的。

西南联大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贺麟教授，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谈日本为什么必定失败。他1938年5月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的文章《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指出，除了中国军备弱，其他方面都有胜过日本的地方。就道德抗战来说，日本早已失败，其在国际上已经成了正义人道的公敌，成为国际公法的罪犯。从精神抗战来说，中国动员了亿万民众，决心抗战到底，争取早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而日本军队军心动摇，士气日衰，撑不了多久。在学术文化抗战方面，中国更胜日本一筹，因为“学术在世界上列于第三等国的日本，政治军事一跃而居第一等强国之列，这种先天不足，本末倒置，实为日本的根本危机。学术文化的第一等国政治军事偶遭挫折，终必复兴”，“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他在另一篇文章《乐观与悲观》中谈到对抗战应有的态度时说，应该采用“新的乐观的进化的看法，去打破悲观的败北主义”，以加强最后胜利的信心。

西南联大历史学系的雷海宗教授1940年出版著作《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其中《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写于1938年，对民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雷先生在此文开篇就说：“此次抗战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他认为，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仍有生机，其强大的生命力既可同化入侵者，也可动员亿万民众保卫国土。这是中国文化兼容外来文化的结果，也是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雷先生还提出中国文化的“三周说”：第一周从殷商西周开始到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约2000年时间，后思想学术衰微时，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第二周从南北朝开始至清朝末年，也有近2000年时间，从宋以后学术及思想衰微，却遇到了西洋文化东渐。而抗战就是振兴中国文化的第三周，他说：“只看目前，我们是在抗战中建国。但若把眼光放得远大些，我们今日显然是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从任何方面看，旧的文化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要建设的趋势，此次抗战不过加速这种迟早必定实现的过程而已。我们近来时常称今日为‘大时代’，真正的意义就在此点。”

叶企孙教授被称为中国科技的奠基人，他13岁考入清华学校，抱着“科学救国”的决心刻苦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赴美留学。学成回国后，受梅贻琦之托，他建立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1935年，日寇入侵华北，叶先生深感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起草电文通告全国：“所谓‘自治’之要求全系奸人所播弄，雇员所制造，绝非民意。当此国难严重之际，用全国统一力量，尚虞不能挽救，欲求一省之自保，岂可得乎？”卢沟桥事变后，学校的安危全靠叶企孙所组织的护校委员会，安排师生撤离并进入市区。又两月后，得知要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他立即到天津设立办事处，以方便南下的师生，同时还为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因日寇特务机关发觉，他才不得不离开天津，经上海、香港至昆明，赴西南联大任教。根据抗战需要，西南联大将原先五个研究所扩展为九个，并成立了研究院，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招收研究生，而这个重任就交给了叶先生。其间，因中央研究院缺乏有能力的总干事，决定任命叶企孙担任。叶先生考虑到事关全国的科技发展，既已受命，只能干好。一年后他才回到西南联大。他在物理学会的一次演说中号召大家：“以我们本来落后的中国，处于当今这种危险关头，怎可不加紧努力，迎头赶上？”

曾昭抡先生也是抱定“科学救国”的目的出国留学的，一旦学业有成便立即回国。他的导师挽留其在母校工作，曾昭抡婉拒说，“我很热爱母校，但更爱我的祖国”。回国后，曾先生执教于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率领八名教师和27名学生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回国后发表《东行日记》。他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努力发展科学事业，大力发展工业生产。1938年，曾先生与多位教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靠一双脚横穿湖南、贵州和云南三省。到昆明后，在教学之余，他组织学生两次考察西康和大小凉山，深入不毛之地，调查地理、气候、矿产、民族、交通等情况，并撰写日记和调查报告。不仅如此，曾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的时政和军事评论，以鼓动民众投身抗日工作。例如他在《国难期间科学界同仁应负的责任》一文中谈道：“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也是国民一份子，应该自告奋勇地担负起一般国民应尽的义务，将来有了报国的机会时，我们应该赶快投笔从戎。只有我们拿碧血来贡献国家，我们的民族才不致做敌人的奴隶。世界上任何重大的贡献，它的价值都不能超越殉国。我很愿意把这点用来勉励同仁，并且自勉。”

可以看出，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有深厚的学术文化作为基础，并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学生。后来的三校复员北返以及家园重建，再次证明了他们坚定信念的正确性。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