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现代著名诗人卞之琳的新诗代表作《断章》。作为“汉园三诗人”之一的卞之琳，似乎提起来就令人感到有些神秘。尤其是这首脍炙人口、充满哲学意味的《断章》，使他的文名诗名不胫而走，就是在现代诗歌史上也不会被遗忘。

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开始发表诗歌，这时他接触到英国的浪漫主义和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并且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在校期间，卞之琳就受到徐志摩的注意，徐志摩把他的新诗推荐给《诗刊》发表。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月派”重要的代表诗人。

1934年，卞之琳在北京与巴金合编《水星》杂志。大学毕业以后，卞之琳还为沈从文等人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译稿，他说，“平时我和李广田、何其芳常去帮靳以看看诗文稿，推荐一些稿”，卞之琳去东京前，将《水星》杂志交给靳以帮助编辑。

在北京大学期间，卞之琳经常到北京西城沈从文家里做客，在那里他见到了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一见倾心，于是就开始了漫长的苦恋追求。有人说《断章》是他从自己的一首长诗中抽出来的最经典的四句，所以命名为《断章》；也有人说《断章》是他为了追求张充和而写的。

由于他的诗歌表现得非常朦胧，使得张充和根本无法回应。因此这段爱情长跑非常艰难，他苦苦追求，而对方却不为所动。有材料记载，1935年底张充和因病回苏州休养，1936年末卞之琳的母亲病故，他料理完后事还专门去苏州看望张充和。据张曼仪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所附《卞之琳年表简编》记载：1937年“三月到五月间作《无题》诗五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十八首加上先两年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

解析《断章》的文章很多，仅其中一句就有人用七万余字为其作注释。也有研究者说：桥上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楼上人的一片痴情呢？诗的后半段“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可谓神来之笔，这兴致盎然的两句恰巧成了浪漫的告白，同时也作了饶有情致的回答，从而使楼上人在现实中本来毫无希望的单恋，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惬意的宣泄。出现两次的“装饰”对于它的主人来说，无疑也是心灵奥秘的深切回答，它明白无误地表现出那强烈灼人的单恋。联想到他送给张充和的手抄诗集名为《装饰集》，那么这首《断章》是送给谁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可惜的是，喜欢古典主义的张充和，却认为这些白话诗太肤浅，“缺乏深度”。本来应该结成眷属的两个人，却阴差阳错各奔东西。许多年以后，张充和晚年的友人苏炜问她有关卞之琳追求她的往事，她俏皮地说：“他从来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张充和后来在谈到卞之琳和他的《断章》时，没有否认卞之琳的《断章》是写给她的，却否认她与卞之琳之间有什么罗曼史：“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卞之琳应聘为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1938年他利用暑假与将近四个月的军训时间，随何其芳、沙汀去了延安。被爱情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卞之琳曾一度随军，在前线写出不少战地通讯和诗歌。回延安后，周扬安排他到鲁迅艺术学院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卞之琳在鲁艺见到了音乐系系主任、作曲家冼星海。冼星海告诉他，自己曾把《断章》谱成歌曲，并当场唱给他听，这使得卞之琳非常感动。

1939年夏天，卞之琳回到西南大后方，他的经历被当局知道，因此他无法继续在四川大学任教，于是辗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回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北上途中，卞之琳专程到张充和家中拜访，共度中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1947年卞之琳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访学，临行前，他又专程赴苏州，与张充和当面话别。

1949年回国后的卞之琳，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研究工作，译有《莎士比亚悲剧论》、《英国诗选》、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等作品。

卞之琳是一个善于借助西方现代手法写作并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的诗人。他的诗歌与众不同、风格独特，新体诗精巧短小、内涵丰富、字句跳跃、灵动性强。他还注重诗意的哲理化和戏剧化，尤其是他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情美，在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开掘新诗的内涵，因此他的诗多数充满哲学的内涵，在不经意中发掘新诗耐人寻味的意象。

卞之琳与李广田同为“汉园诗人”，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两家就走得很近。据李广田的女儿李岫回忆：“他们又一起到了昆明，共同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我还很小，但开始记事了，开始认得这位卞伯伯。他一天到冯至先生家去，一天到我们家来，轮流着，说着他的家乡话，快速的，滔滔地，好像只他一个人说。我和冯姚平都觉得这个卞伯伯风度翩翩，挺洋气，像个诗人，小孩子的眼里觉得诗人就该是这样的。我的父亲老穿个蓝布大褂，怎么能写出诗来呢？截止在昆明的时期，卞之琳已出版了《三秋草》《鱼目集》《汉园集》《慰劳信集》等，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父亲于1942年在《诗的艺术》一书中，用了三万多字的篇幅讨论并评价了老朋友卞之琳的诗，属于早期评价卞之琳的诗论之一。”

卞之琳和李广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在三校之中他们同属南开教授。因此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也宣告结束，他们一起回到天津南开大学执教。

回南开后，卞之琳在外文系任教，李广田在中文系任教。他们住在校内的西柏树村，那个时候几乎天天都能见面。李家西邻是外文系系主任司徒月兰，东边不远就住着诗人卞之琳。据李广田的女儿李岫回忆，司徒月兰单身一人，不是看书就是弹钢琴。琴声悠扬、余音袅袅，使得西柏树村一时有了非常独特的韵味，也永久留在李岫幼小的心灵记忆之中。卞之琳则是她家常客。李家的小院非常宁静，“推开我家客厅的北窗，是一池荷花。田园的荷叶，白色的荷花，水珠在荷叶上滚动，发出晶莹的光”。

据李岫回忆说：由于两家都住在西柏树村，距离一箭之遥，天天见面。“卞伯伯抽烟很厉害，小孩子的我则热衷于吃榛子。”一天，西柏树村的小卖部着火了，大家都去救火。卞之琳事后开玩笑地对李岫说：“早知它着火，你去抢榛子，我去抢香烟，那多好！”幼小的李岫当时心想，这个严肃的大诗人（李广田曾经称他为“卞大诗人”）真逗，“不久，内战重开，形势日紧，卞伯伯应邀旅居英国，父亲转至清华大学任教。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了”。这段生动的回忆，记录了卞之琳在南开教书生活之外的一段逸闻，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如临其境，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诙谐。

从延安到西南联大再到南开，《断章》使得卞之琳很有名气，加之他在南开大学教学工作上的认真严谨，很受学生们欢迎，甚至连当时中文系的师生都非常关注他。他也常有作品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卞之琳惜墨如金，诗稿完成后他经常反复修改，追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在谈及诗歌创作时曾经这样说：“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意儿。”

卞之琳后来与沈从文的关系不睦，大概与张充和的婚恋也有关系。1949年1月，卞之琳托同是沈从文朋友的王逊，替他把之前借的15美元还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沈从文当时正在清华休养，张兆和开始不知缘由，不了解卞之琳为何没回国就着急还钱，直到后来收到沈从文的回信：“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可见卞之琳与沈从文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

卞之琳在1949年4月8日，写过一封致巴金的信，信中提到他不准备回天津了，其中还谈到沈从文，信是这样写的：

巴金：

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预备到明年，正好符合不惑。我极想什么时候跟你痛快一谈。

你们在上海生活一定很苦。可是困苦的日子当也不会太长了。文生社我的版税一定很有限，你如有需要，请就支出应用，不要客气。如果一定要汇给我，那就请早点汇，以免越来越不值钱。还是汇给北大冯至转吧。

从文糊涂，暂在病院修（休）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

我不回天津去了。匆匆，祝安。

之琳 四月八日

至于为什么“不回天津去了”，卞之琳没有说，我们也难以揣摩。1949年的平津可谓天翻地覆，天津刚刚解放不久，北平也已经和平解放。一个新的政权即将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和翻译的春天已经初见端倪。因此，他的心情“十分兴奋”。另外，“从文糊涂”大概指的是沈从文自杀之事，因心理压力过大所致，但是卞之琳还是念旧情去医院看望了他。

卞之琳可以说是为了新中国而来，他在北京大学迎来了共和国的新天地，他在这个新的天地里自由讴歌、尽情翻译、大展宏图。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