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末以开弦弓村为样本,在国外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费孝通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语),树起了人类学研究本土、研究当下的里程碑,从而让狭隘地理意义上的“开弦弓村”,上升为人类学层面的文化标识——“江村”。

值得注意的是,《江村经济》始终立足于河流特征鲜明的开弦弓村,而设定的水文背景为太湖与长江下游,因而事实上已对“长江三角洲”作了一体化概括。而其本身的研究,明确把经济体系、地理环境、社会关系作了“三位一体”的思考,这“三位”用今天的表述也就是生产、生活、生态。

费老一生数十次到访江村,对吴江了然于胸。实地调查法加上脚踏实地的学风,让费孝通特别关注如下几个吴江特征。

地缘特征。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江,有“百湖之城”的美誉。“靠水吃水”,费孝通借一句乡谚点明水乡对水的依赖及水系对人的巨大影响。

区划特征。吴江的区划特征是县城不大而乡镇突出。这也注定了城镇化进程不只是简单的“城乡”一跃,而要注重提升中间环节的“镇”,同时有必要把珍珠般分布的乡镇作一体化统领,串联成一条璀璨项链。

企业特征。伴随改革开放,吴江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民营企业进而异军突起。光闪闪的“两根丝”,即传统丝绸产业与现代光纤光缆技术,连接起了三产,也连接起了世界。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通过吴江样本,费孝通为家乡振兴绘出了这样一条城镇化路径:江村—江镇—江城;给学术界留下了这样一条城镇化推进脉络:模式发展—小城镇建设—区域一体化治理。

费孝通一体化思想的体现——打通壁垒

——三产一体化。费孝通主张把农工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产贯通,并始终关注农民如何富起来这一切实问题,反复强调“有工则富,无商不活”。早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就对他姐姐费达生创办实业的开弦弓村进行分析。如果说“农”是“稳”的基础,“商”是“活”的必然,那么“工”就是“富”的中坚,也是三产一体的纽带。1991年,费孝通在《吴江行》中倡导“贸工农一条龙”“左右开弓,两个市场(国内外)”。

——城乡一体化。产业贯通带动城乡交汇,是“市”的行为功能促使集镇发育,催化城市壮大。1982年在《谈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特别谈到了“小城镇”的含义,指出“市”在小城镇中的特殊作用。1983年在《小城镇,大问题》中,费孝通对吴江的乡镇作了一次巡回式实地考察,并加以分类溯源。随着乡镇企业兴起、农民进城务工,城乡通道被悄然打通。新旧世纪之交,农民经历了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转变。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探索中,逐渐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两篇文章中,费孝通提出“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农业的发展”,明确指出“向城镇化迈出一步”。城市化要有根,要能生根,这还要有个“化”的漫长过程,只有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才可持续,也才有高品质。

——区域一体化。费孝通曾提出,要“发展区域经济,建设经济走廊”。1986年,他在《小商品,大市场》中通过对温州小商品市场进行调研,概括出了与“苏南模式”不同的“温州模式”,若干年后又提出了“珠江模式”。不管哪种模式,要义都在于:其一,市场开拓了区域,是市场行为打通了三产的区域壁垒;其二,最大限度发挥企业自主性,最大可能借助区域优势。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构想。1995年,在《区域经济浅谈》中,他给区域经济作了个形象化描述:“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如果用一个人体来比喻,就是要有一个‘心’,一个‘肚子’,一张‘嘴’,还要有‘脉络’。心就是中心城市;肚子是腹地,即众多的农村、市镇和其中的农田、工厂企业;嘴就是出口,可以使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物产出纳吞吐自如,以对外贸易来讲就是进出口岸;脉络就是交通运输的渠道、通讯联系和流通网络。”基于地缘特征,瞄准潜在发展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费孝通率先提出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构想,建议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等。1990年,他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地区发展战略的第三个方案——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声。

费孝通一体化思想的指向——志在富民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是费孝通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他“行行重行行”一生的写照。一个“富”字,让高悬的学术思想得以落地,也让费孝通的一体化发展构想得以有温度地呈现。

——模式发展。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费孝通辗转沿海各地,概括出苏南、温州、珠江等多种模式。这是以区块来定位,也是以发展的动态来引领。费孝通曾说自己一生致力于做“农村”与“民族”两篇大文章,因此,对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倾注大量心血。1990年在《开发大西北》中,他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发展区。1998年在《我的一个梦想》中,他提出西部振兴,让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富起来,推动东西部社会的均衡发展。

——区域发展。这虽然有模式可参照,但更要因地制宜,突破模式广域发展。费孝通的研究由区块拓展至区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费孝通就在探索区域经济发展。1993年他在《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中指出,“区域协作的概念,是市场经济必然要提出来的”,并坦言“跨越省界的协作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作为概念来说,1986年前后我在西北调查时就已经提了出来”。1997年他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前景》中指出,在历史与国际的宏大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要树立起区域经济的观点”。他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建议几乎覆盖了几大三角洲,如建议加快黄河上游、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等经济区域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要整体一盘棋布局,统筹谋划。发展要有中心,有先行区、示范区,而“龙头”的确定与“龙头”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1995年在《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中,费孝通直指要害:“当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开放时期后,比起窗口来,似乎更需要龙头。”1990年在《长江三角洲之行》中,他言及民盟中央提交的《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并说:“上海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海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那么,上海就将是一个具有广大腹地的‘香港’。”1997年他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前景》中说:“东亚地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应该落在上海。上海应该瞄准这个大格局和大目标去做事情,不要分心。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把工业分出去,一层层地分出去,利用贸易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起来,这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2002年在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上,93岁高龄的费孝通依然精神矍铄,力主长三角一体化,力挺上海的龙头地位。他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宏图中还有这样的表述,“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从三角洲的地缘布局谋求一体化的内在整合,使水脉、城脉、文脉全面交通。今天长三角腹地中心吴江、青浦、嘉善已成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费孝通一体化思想的归因——文化自觉

——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还不够完善,留下的环境负债不少。事实上,费孝通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发出预警。1984年在《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中,费孝通说:“我们说小城镇是个大问题,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地位重要,不可轻视;另一层意思是说,小城镇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就包括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从此后的发展实迹看,这声音虽算不上先觉,但至少也是对生态文明的一种自觉先行。

——小康之后的心态问题。“社会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实现小康社会,是民富国强的基石,而小康之后人的心态,即文化层面的考量,同样刻不容缓。1992年在《乡镇企业的新台阶》中,费孝通阐述道:小康之后,“人生的价值问题就提到必须解决的议程上来了”;而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两态”并重,且需把侧重点“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这是文化自觉的号角。

——一体化中的文化自觉。无论个人、群体还是社会,“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样的哲学追问永远在路上。1997年1月,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首次提出“文化自觉”这一重大命题并作如是阐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000年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费孝通重申:“‘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极大的包容性,其愿景或许就是费老八十寿辰时所题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斯人已逝,回望江村,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犹长;展望前程,长三角一体化浪涛汹涌澎湃。核心示范区率先做起“水文章”,风生水起,打造出一个融通三地的“江南水乡客厅”。那一脉水,那一幅费老92岁高龄时题赠苏州民盟的书法“登高望远”,令人伫立,引人遐思无限。

(作者单位:民盟苏州市吴江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