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国庆节长假期间,上海总是多云天气。在秋日里残留着盛夏余温却不再刺目耀眼的和煦阳光中,我打开《钱伟长文选》《钱伟长论教育》等沉甸甸的文献,试图走进钱老心灵花园的深处,探究这充满成就与荣光也备尝苦难艰辛的漫长一生中,支撑他一路走来、永不放弃的核心精神信念到底是什么。细读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字,老校长的思想情感、价值关怀和理想信念一次次触动着我,也让我再次领略到钱老最重要的精神底色——忠于祖国、热爱学术。徐匡迪院士在为《钱伟长文选》所作的序言中说,纪念钱老“就是要缅怀钱老的伟大成就,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钱老的爱国精神”。
钱老生前多次自陈是爱国主义者,一辈子投身祖国的科教事业,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从弱冠青年到耄耋老者,钱伟长始终坚持:“祖国要我们能创造性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要求我们掌握最新的科学并且发展它。”要说钱老的爱国主义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爱得格外真诚。这种极优的内心品质,可谓是钱老所有成就的精神根源。如果把钱老的心灵比作美玉中的玻璃种帝王绿,那么真诚的心性就是其冰清至洁、晶莹剔透的种水质地,而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则是这美玉炫目的光彩。钱老年轻时就显露出忠于己心而不流俗的真诚,他在给自己清华学士毕业照片所题的感言中写下了如此心声:“……他有一个哲学:衣服同吃,无论如何是吃重要;吃是自己享受的,穿是人家享受的。他更认为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比物质上的享受无论如何是来得重要。他欢喜寻找困难,他最厌恶的是平静无事。——以上是我的心,是我的最深处。”
就在这张毕业照片的下方他又写下对自己的寄语:“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进了清华,现在我们快要离开这里了,可是国家的耻辱还是依旧。伟长!我在热烈地希望来振兴这残喘的民族。”这种真诚炽烈的爱国主义,体现在他一生的情节中,“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一切困难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的进步”……钱老心中时刻挂念国家、民族和人民,因为人民是国家的根基。
钱伟长自幼丧父,但得到了其叔父、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栽培与影响。少年钱伟长曾随其四叔钱穆辗转求学,这样的家世背景也成为钱伟长爱国主义的精神根源。钱伟长投考清华后因为急于“科学救国”而决意由文转理,造就了一段传奇故事。钱伟长考清华时理科极差的坊间传闻并不准确;他只是理科入学成绩没有历史、中文两科的满分那么亮眼而已。钱伟长刚入学,东北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满腔热血的钱伟长不惧理科学习几乎零基础的困难而欲转专业。在他的强烈坚持下,最终如愿转入了他眼中最能实现“科学救国”理想的物理系。多年后世代书香的钱家“文化豪门”里,成长起了一位新中国罕见的全才型科学巨匠。
正是这种至真至纯的人格和精神底色,让钱伟长从年轻时就能够专心做事、潜心钻研,从不俯仰上意、迎合时势,也就避免了陷入任何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反对机械思维、“拍脑袋”式决策、外行指挥内行。开放的头脑和自由的心灵让他拥有无比敏锐的科学嗅觉,始终关注着世界科技的最前沿成果。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要掌握原子能,鼓励青年人做“原子时代”的主人。20世纪中叶以来虽然经历过国门的长期紧闭,他却想方设法了解世界上各种新科学及新门类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他在各种场合宣传、提倡和敦促国内相关科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计算机工业、航天工业、环境保护和预防污染、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早期发展,都有钱老的推动之功。
钱老的真诚,还体现在他从不自欺欺人、强烈反对弄虚作假的科研态度上。他以科学家的严谨务实来观察世界科技发展历史,分析各个先进国家的科技发展要诀,如英国的技术革命是站在欧洲肩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科技后来居上是因为其重视教育和科研,美国工业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是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进并重,而日本经济的飞跃则是因其重视对科技和生产的科学管理。在看到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时,钱伟长勇于承认现实,始终强调:要加强自主研究、要突破技术封锁、要掌握关键技术。同时,他也从不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都曾这样做过,无须觉得理亏。不懂就要学,学懂了就是科学技术的主人。真正的独立自主,只有靠我们自己真正把科学技术拿到手,才能实现。”
1978年以后,钱伟长又迎来人生最后一段职业奋斗的高光时刻。作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大力推崇系统工程学,认为这是科学决策与事业成败的关键。他在《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一文中指出:“大家都在谈要搞四个现代化。大家看到的是技术问题,看见的是哪个自动线不行……那么我们搬一个工厂来,把一整套东西都买回来,是不是我们的技术就能上去了呢?我很怀疑……假如我们管理跟不上……那么这个生产技术同样不行!”
爱因斯坦曾在《自由的意义》中说道,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钱老应该会认同爱因斯坦对教育的看法,因为他同样认为,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早在1956年,钱老就坚决反对对年轻人作过于严格的管束:“如果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从积极方面来考虑,也可以变成不好的性格。如坦白大胆、好发表自己的看法、工作积极、肯负责任,这样优秀的品格,也可以说成好表现自己、自高自大。学习努力、有独立见解,可以说成是个人英雄、标新立异。”相反,他一直主张要用自由、宽容的态度来对待青年人的创造性:“如何发挥青年人的革命性、创造性,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对青年人的一举一动,首先应该从积极方面来考虑。这样就容易同情青年们的一些行为,就容易培养和发展他们的长处。”
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期间,钱伟长强调,学校应当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其思想和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他坚决反对用严格的社会管制束缚和限制个人的发展。他曾说过:“固定,是使人失掉积极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因此,钱老十分尊重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他所主张的教育原则是“引导青年向正当的道路发展,使他们热爱祖国,有知识,有朝气,敢作敢为”。钱校长将他注重自由、创新、独立的教育思想落到实处,在上海大学实行“拆除四堵墙”、坚持“三制”(短学期制、学分制、选课制),以及转专业制度、灵活学制等一系列兴学育人的具体举措,带给上大学子更多自由发展的可能。
古诗有云:“嗟君如美玉,外彻中乃厚;埋藏困尘埃,要以不可垢。”那个心地澄澈如美玉、如赤子的清华毕业生,那个青年时期唯恐无事可做、报国无门的热血男儿,那个于耄耋之年重获生机并执掌上海大学的科学大师钱伟长,终得以“钱校长”的职业成就为自己一生的自强奋斗画上了圆满句点。据熟悉钱校长的人说,他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构建像西南联大一般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如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钱校长生前无比热情地鼓励青年人攀登科学高峰:“青年们,让我们勇往直前,一起来夺取科学堡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吧!”他的声音,至今仍然回响在上大校园,回荡在泮池的道道涟漪间……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